类型化视域下自然保护地立法的制度建构

自然保护地在维持生态平衡,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存在一定差异.《自然保护地法》立法工作须依赖理论上对自然保护地的类型化,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对应型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因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的空间差异,可以将当前相互重叠、缺乏体系的自然保护地划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小区等四种类型,搭建"1部基础法律+4部类型化条例(或法律)"的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并可以通过体系化公法、私法制度工具强化自然保护地的有效治理.     

人才振兴背景下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缘由和影响因素分析

志愿服务乡村是社会参与人才振兴战略的重要方式,大学生在其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乡愁文化”和“社会理性”是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缘由所在;性别、年级、学校类型、了解程度和志愿组织对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有显著影响。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着力点在于智力支持且具有文教活动倾向性,但也存在意愿与行动脱节、认知流于表面、能动性不强、缺乏思想引领以及对小微志愿组织的支持缺位等问题。乡愁文化嵌入大学文化、引入激励机制、打造志愿组织“大家庭”、牢守宣传育人“主阵地”、强化智力支持优势、补齐理论技能短板、关爱“小微组织”成长、构建“三位一体”支撑体系等可有效优化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     

为什么历史上经营式农业不发展：以无锡为案例

本文基于第一、二次对"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资料,分析说明了无锡农村经营式农业的日渐式微,并从出租农地与雇工经营的收益方程、较高工商业发展水平导致的机会成本增加,以及家庭小农场的竞争三个方面分析了经营式农业不发展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当地较高但又不足够高的工商业发展水平导致了经营式农业难以发展.较高的工商业发展水平意味着发展经营式农业的高运营成本和高机会成本.不足够高又使得非农产业的需求与人数众多的农业过剩劳动力不相匹配,从而造成了家庭小农场和经营式农场之间的激烈对抗.我们也认为,中国未来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可能会依然呈现出复杂性和特殊性,家庭小农场扮演的角色可能仍然不容忽视.     

参加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 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HARLS 2015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参加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参加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的日常活动能力和自评健康影响不显著,参加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提升社会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扩大社会医疗保险保障范围、促进商业医疗保险有序发展、推进"三医"高效协同联动等,以充分发挥医疗保险的健康保障功能,从而进一步提升参加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健康的正向影响。     

从“婚配”到“婚恋”：婚姻模式变迁与农村光棍形成——基于关中L村的实地调查

随着打工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农村婚姻市场形成和自由恋爱逐步兴起，由父母主导的传统“婚配”模式向子女自主选择的“婚恋”模式变迁。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对婚姻资源的激烈竞争促使农民的婚姻责任发生了代际重塑，表现为子代在婚姻市场中负责恋爱找对象，父代承担婚姻消费支出。从“子代找得到”与“父代娶得起”两个维度分析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与光棍形成机制，可建构出农村的三种光棍类型。在紧张的婚姻形势下，为了应对婚姻压力，农民的家庭策略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小农家计模式难以应对婚姻的竞争性消费，倒逼农民主动进入务工市场；父代通过抬高婚姻支付来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农民生育观念随着婚姻压力增大而改变。     

村庄非农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

聚焦于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的微观和宏观机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家庭—村庄”两个层次的交互模型，考察了不同生产情景下社会资本效用的差异性以及村庄非农化过程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张能够同时提高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社会网络结构异质性的提高只有利于非农收入的增长；并且随着村庄非农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网络的效应对于农业收入逐步减弱，而对于非农收入的影响则逐步增强。在宏观层面，村庄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仅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但随着非农化进程的推进，村庄集体社会资本在农业生产中所凸显的优势将会逐渐削弱。这预示着，中国农村非农经济的迅猛发展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资本的经济意涵。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中国特色与发展路径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的发展形式，是对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它扎根于农村传统的亲邻互助网络，其本质在于经济互助，表现为有组织地发动邻里、志愿等社会力量，充分利用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类人力资源的闲置时间、资源低成本地相互帮助和服务。社会各界应将其作为重要实施方略，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其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资金互助为基础，以组织动员为抓手，以服务互助为重点，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要阵地，创新各类互助养老模式，着力形成稳定多元的资金来源，培育互助队伍，增加互助内容，从无偿到无偿、低偿相结合，探索建立标准规范的服务管理评估制度，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互联互通，最终尝试建立圈层化、整合化、网络化、制度化的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体系。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扶贫策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致贫因素复杂，扶贫任务艰巨。基于秦巴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困现象普遍。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0.56%，多维贫困指数为0.391 6；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数、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量等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从生活水平、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贫，使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新乡贤重塑乡规民约:历史承继、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

当前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面临德治退化、自治弱化及法治虚化等现实困境。新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精英群体,在增强乡规民约的现代性、厚植乡规民约的乡土性及强化乡规民约的权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是重塑乡规民约的有益主体选择。实现新乡贤在重塑乡规民约中的时代价值,需要强化乡贤文化的敦风化俗功能、构建乡贤群体的风险防范机制及发挥乡贤组织的协商共治作用。     

安徽省大别山区旅游扶贫效率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机理

采用DEA模型对安徽省大别山区旅游扶贫效率的综合测度影响因素分析可知:安徽省大别山区旅游扶贫效率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主要受规模效率驱动;旅游扶贫规模效率和旅游扶贫综合效率的空间分异特征较为类似,均呈现出区域中间高南北低的分布,旅游扶贫纯技术效率高值区呈现出由区域北部和南部片状集中分布逐渐向四周不断分散分布的演化态势;投入规模、人力支持水平、可达性水平、信息化水平对大别山区旅游扶贫效率产生正向影响,且影响强弱呈现为信息化水平>人力支持>可达性水平>投入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