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视域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

农地产权结构是搭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宪法秩序有效链接的重要桥梁.从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视角看,我国传统土地增值收益的国有化机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地租国有原则及地利共享秩序.然而,由于宪法土地条款一开始就被注入了地利分配具有倾向性的思想基因,长此以往便忽视了农民作为整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另一半宪法秩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同地同权"、赋权于"民"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质是宪法秩序的延续而非替代,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要机制仍是征地补偿制度.要实现我国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一元论的完整地利共享秩序中来,并遵循实质平等的要求,通过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对区片综合地价进行限定、采取倾向于农村及农业发展的"土地财政"政策、打破城乡户籍二元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案,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共享土地利益.     

农户地权诉求视角下农地制度的创新

目前我国农户的地权诉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由地权稳定、自主经营向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转化。这一变化的内在动力是农户急切希望改变承包地过于细碎化以及改善农业生产经营基本条件。考察我国农地制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就是农户的地权诉求决定农地制度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在当下一些地方的农地制度创新试验和经验中再次得到证明。今后我国农地制度创新必须遵循这一逻辑，根据我国农户地权诉求的变化，实施农户自愿前提下的承包地连片重划,争取国家对承包地重划制度的支持,强化农民集体民主决策制度,地方政府也要给予必要的支持。     

调整和优化我国社会结构的机制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飞跃发展，而社会结构却明显滞后于经济结构，社会管理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社会结构基本呈现亚稳态特征。当今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优化调整社会结构。     

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化——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探索的思考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进行了历史性变革和系统性重塑，然而顶层设计与分层对接机制优化、机构设置细化与整合、运转协同和效能提升仍未完全到位。回溯机构改革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作为政府顶层设计和系统性构建阶段，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建设最富成效的历史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建设强调权能配置和人员构成的民族性，逐步差异化设置机构、探索单一制下政府机构平衡设置等历史经验，可以为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提供有益借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应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合理汲取历史养分，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完善法制体系，明晰特殊性职权和民族性职能，健全顶层设计与分层对接机制，创新改革模式，强化地方参与性，切实破解改革难题，推动政府自身建设持续走向深入。     

社会学民族志的力量:重返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民族志在田野工作和叙事复兴中与传统人文学汇聚，显著扩展了自己的学科边界。但是，这种扩展并没有解决社会学民族志在深度的经验发生和强烈的理论诉求之间遭遇的紧张。对于这种紧张，本文主张再访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即19世纪末期到一战之前的若干典型研究，从中反思早期社会学田野工作是如何在“直接经验”的倾向中完成类型化，以及如何在这个经验感获得的同时改变对社会世界的道德想象。早期社会学的田野工作的力量之一不在于以规范的诉求压制经验感，而是以独特的情感结构连接经验的观察和道德理想的重生。由此，我们不仅需要反思诸如社会调查到社区研究这样的简单思路，更要重新理解理论史上所谓的“进步主义式”的道德本身。这一工作对重新认识早期社会研究和今天的社会学民族志都具有意义上的准备。     

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伸展构造背景下倾角资料的构造解释

系统总结了在伸展构造背景下，导致反映构造特征的地层倾角模式复杂化的多种因素。沉积相的不同、岩性变化、井眼状况和测井作业时间等多种因素都可能使地层倾角资料复杂化。进一步指出在拉张盆地中，进行倾角资料的构造解释，必须了解其构造样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解释存在的多解性。重点解剖了铲式断层在横剖面情况下，对于不同构造位置下的倾角模式。详细分析了一个倾角模式对应多种构造样式的倾角构造解释实例。倾角资料的构造解释应是综合解释，既要综合井筒的相关地质资料，又要综合测井与地质知识，还必须考虑综合地震资料。     

论“莱西会议精神”对新时期全面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神经末梢,也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终端"推动者和实践者。现阶段农村党组织建设面临新兴组织不断涌现与党组织作用削弱的不适应,"权力和资源缺失"与服务刚性增强的不适应,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与群众政治参与欠充分的不适应,群众诉求多样化与满足渠道单一的不适应,部分党员党性不强、意识淡化与始终保持先进性的要求不适应等问题。在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莱西会议精神"指导下,全面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思想上高度认识是前提,加强支部建设是核心,坚持法治、完善村民自治是重点,紧扣服务、创新制度是关键,统筹协调、综合配套是保障。     

The 2015 welfar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Basic Livelihood Security System in South Korea: Effects on economic outcomes

In July 2015, South Korea’s National Basic Livelihood Security System (NBLSS) was reformed for the purposes of eliminating welfare blind spots and reducing poverty. The reform is expected to affect the recipients’ economic behaviours and choices. In this study, we used changes in benefits and eligibility for the NBLSS under the customised benefit system to identify the effects of the change in the NBLSS on a proposed set of economic outcomes – income, labour supply, consumption, savings, poverty reduction. To estimate the effects, we used data from the 10th–12th waves of the Korea Welfare Panel Study and employed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framework integrated with the propensity scores. We found that the NBLSS helps the poor to reduce financial and material hardships through income and consumption increments, but that it does not provide disincentives to the recipients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labour market or from sav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