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院案件集体讨论机制的变迁——从审判委员会到法官会议

以审委会为代表的案件讨论机制的实践合理性正日益受到社会情境因素的影响，由此产生审委会决策机制的功能限缩问题。在审委会实际角色作用逐渐转变的过程中，法官会议讨论程序逐渐浮现并得到制度化。法官会议所具有的“正反校验”作用有助于解决疑难案件中法律适用的权威来源问题，很大程度上替代审委会规范法律适用的功能。法院内部案件集体讨论机制的流变，反映的是法院内部权力集中度的差异，即从审委会的功能限缩到法官会议的制度化呈现出从集体决策权到集体讨论权的权力变迁过程。与之相对应的是，法官群体在审判权力方面渐进的规模化、结构化、自主化，集体理性走向个体理性的过程得到强化。     

村落历史想象与族群意识建构——以都柳江下游葛亮寨孔明信仰为例

自清代都柳江河道疏浚以来,人群流动日趋频繁,位于都柳江下游的葛亮寨因商业化发展吸引了不少移民经商定居,其中包含了部分由都柳江上游及支流迁徙至此的苗民和侗民,其族群身份与认同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呈现出复杂性与模糊性。文章以葛亮寨的苗侗移民为着眼点,探讨其如何经由对孔明这一形象的演绎重构"村落历史",并透过一系列仪式实践建构和表达"我群"身份认同,进而将文化带入族群问题的讨论,试图说明族群意识的形成既与社会历史过程有关,同时也是文化创造与重构的动态过程。     

城镇化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影响及其应对

城镇化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带来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主体、权能内容、行使方式、实现目的等多方面的变化。为因应这一变化,应当在现阶段实行集体成员不因其进城落户而丧失集体成员资格和进城落户集体成员自愿有偿退出承包地、宅基地的政策,但从最终实现进城落户集体成员的城镇化考虑,也应适时建立市民化集体成员资格的强制退出机制;应当建立以户为单位的农民集体成员权行使机制及其委托代理机制;应当正确处理土地三项改革中村组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应当在农民集体所有权的行使中将管理权能的行使转向经营管理为主。     

人工智能体的刑事风险及其归责

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社会智能化变革的同时,其不确定性(自动性)所衍生的侵害人类法益的刑事风险是亟待认真对待的"真问题",绝非凭空臆造、危言耸听的"伪问题".对人工智能体被滥用于实施犯罪的刑事风险,应根据现有刑事归责原理,按照具体行为方式以及主观罪过形式,分别追究人工智能体背后的算法设计者、产品制造者与使用者(管理者)故意或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对人工智能体脱离人类控制侵害法益的刑事风险,赋予人工智能体以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肯定论归责方案,存在持论依据及论证路径方面的诸多误区.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缺乏适宜性,应当借鉴"科技社会防卫论",通过建构保安处分机制,由司法机关在参考专业技术意见的基础上,对严重侵害人类利益的人工智能体适用以技术性危险消除措施为内容的对物保安处分,回避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必须具备可非难性的局限,进而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预留必要的法律空间.     

论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一)天人授受之际,人受天之所命者为“性”,故天人本自合一;(二)“天道之本然”变为人“性”,主要是受到“质”的拘蔽,形体才情、道德品性等才有千差万别,是为被拘蔽的“天人合一”; (三)通过道德实践,可以重新实现“天人合一”;(四)“发己自尽”与“循物无违”可视为王夫之关于治道的“天人合一”之论.王夫之所论“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如果以之与基督教尤其是爱仁钮的“复归元首”说相比较,以上四个方面的信仰体系的特征更为明显.     

地方性集体记忆的再造——以重庆积富村曾氏宗族的重构为例

当个人记忆成为一个群体成员身份的标志时,个人记忆就转变成集体记忆,每个群体、社会的集体记忆都有自身的一套文化规则。重庆黔江积富村曾氏宗族是从重庆酉阳细沙河迁移而来,至今经历了十六代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宗族内的一部分文化符号和记忆逐渐遗失,但如"字辈"等较有特色的宗族文化却依旧沿用,曾氏宗族成员依然会按照自身宗族记忆来祭祀、修订族谱、编排辈分。通过非文本的记忆可以追寻宗族历史,也可以通过历史资料实现宗族集体记忆的重构与再造。     

鲤鱼、猛虎、促织——林语堂在《中国传奇》中的形变与神不变

有时候,翻译未必真是翻译,翻译是改头换面的创作。林语堂的《中国传奇》中某些章节即是如此。在他的三个著名作品《薛伟》《张逢》和《促织》中,人物穿越生命的不同形态和时空:人变鱼、人变虎和魂化促织。但是,这些怪诞的形变中始终有一种不变的精神:即对自由的不懈追求。正是这种自由精神感动着英美读者,所以,林语堂的翻译重在传"神"——"精神追求"——而非字词句段文字对等的文辞神采,是一种精神的神采。但是,自由变形并未带来真正的自由,而是新的困境和枷锁。林语堂对自由还是有些矛盾迷茫的。     

章公祖师佛像跨国追索诉讼国际私法问题研究

从章公祖师佛像跨国追索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切入,分析佛像的法律性质,探讨涉案物权准据法的确定及适用问题。该案原告应由阳春村全体村民担任。涉案佛像属于文物,建议村民在荷兰法院提起原物返还之诉。受案法院应当适用物权冲突法确定准据法,即可能适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或荷兰法律。被告在购买时应当对涉案佛像来源产生合理怀疑,因此不构成“善意”;原告应尽可能搜集证据证明《荷兰民法典》规定的20年消灭时效因起诉而中断。依据《香港货品售卖条例》和中国内地物权法理论与实践,被告均不能取得系争佛像的所有权。     

统合协作：工资集体协商启动模式

合作主义和对抗主义是协约自治模式下启动协商谈判的两种方式。前者立足劳资合作达到共赢，后者重视劳资对抗而实现各自利益。我国协商启动立法追求合作主义，但也借鉴了对抗主义的规则，而实践却呈现独特的以政府导向为核心的“统合协作”模式：劳资政三方关系中，政府力量明显强大；劳资沟通能力较弱，沟通方式或合作或对抗未成定式；政府导向是弥补劳资沟通能力的必要措施。立法与实践的偏差是由于劳动法制模式正在经历由国家统合向协约自治的转换引起的，在此过程中劳资双方追求“自治”又依赖“强制”，政府追求“回避”又延续“干预”。     

钢琴演奏中“通感”的运用

钢琴艺术是一门表演性较强的艺术表现形式,钢琴演奏的本身就是演奏者积极调动各种感官的过程.在实际钢琴教学与演奏的过程中运用“通感”,不但可以唤起作者的广泛联想,增强表达能力,还可以调动欣赏者的想象思维,使其对音乐想象进行定向联想,获得审美活动的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