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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飞飞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6(3):36-44
由于在现实中找不到一个合格的王者来实现天下太平,董仲舒转而强调孔子天下观念中的仁义理念。在董仲舒的设想中,只要帝王奉行仁义,爱人律己,区分“内治”与“外治”,经由“京师—诸夏—夷狄”的“近—远”进路,仍然可以实现四夷臣服、百蛮朝贡的太平局面。可是现实中的天下并不太平,华夏与夷狄的矛盾终未消散。董仲舒为此又提出了“说之以厚利”并“结之于天”的方案。然而其对世俗性与神圣性的糅合,使王者对天命的兑现和对天道的践行必须通过巨大的物质牺牲来实现。这样,天下太平就只是一种表象,“天下”也无法获得统一的内涵。“天下”这个“无外”的生存空间本然地意味着整体性,并要求内部的和谐。这需要天下内部的各类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中修正偏见,凝聚共识,适时地构成一种新的交往形式、生存形态和文明类型。如此形塑的“天下”,才能克服帝国式的暴力治理与扩张。 相似文献
2.
“友谊勋章”获得者伊莎白·柯鲁克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促进中国与加拿大民间友好交往做出了杰出贡献。她说:“我非常幸运,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代。相信我深受的中国越来越好,祝福中国人民越来越幸福。” 相似文献
3.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85-90
在族际交往中,经济文化交流仅展现交往主体互动的表征,心理感受及其支配的社会行动才是交往主体互动的本质。通过对江浙沪粤4省市19个少数民族的研究发现,民族隔阂、民族歧视、民族文化冲突等现象依然存在,其原因是"内卷化"的交往圈降低了族际交往互动的主动心理,跨文化交流障碍使族际互动双方产生了双向排斥心理,民族形象污名化使族际互动双方构筑了心理防御墙。这种民族心理距离现象不利于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延滞了流入少数民族的社会融入。探索弥合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构建跨民族身份的民族团结心理机制,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共筑中华梦"的伟大目标。 相似文献
4.
《求是学刊》2018,(3)
公共阐释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开拓是完善阐释学研究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学人试图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努力。阐释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性的行为,它遵循的是人性的共同性,或者是沟通、交流之后业已达成的共同性,其目的是实现意义的澄明。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还应依靠人类理性和感性的公共性。离开公共理性和公共感性,理解不可能,阐释更不可能。公共阐释存在于各种门类阐释学之中,但是,它所面对的却不是门类阐释学的对象,而是一般阐释学的对象。一般阐释学有公共阐释问题,门类阐释学也有公共阐释问题。公共阐释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它是一般阐释学的组成部分。公共阐释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着充分的合法性的依据。 相似文献
5.
作为社会团结机制的公共性离不开共同体与理性,通过三者的演进史考察发现公共性、共同体、理性有三种形态:古代客体理性及其关联的群体-观念共同体与权威公共性;近代主体理性及其关联的利益共同体与权利公共性;马克思主义代表的关系理性及其互助-解放共同体与发展公共性。三种形态的演进逻辑分两个阶段:一是实体主义原则下从客体到主体的演变,此时,理性相对于共同体和公共性具有基础地位;二是从实体主义到关系主义的演变,此时,理性、共同体和公共性更体现了相互建构性。关系主义赋予理性、共同体、公共性的互构性,也将重构公共性的立足点。实体主义的权利公共性是关注财产所有,以“私”为立足点;发展公共性是关系取向的、关注共享,没有实体之基点,要寻找基点也只能是个人自主性。发展公共性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团结机制,值得认真研究。 相似文献
6.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43-56
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编纂民法典的决策,得到民法学家的热情回应。不过,由民法典编纂的核心议题——财产制度为主要视角可知,当前民法典编纂存在限制性客观条件,特别是计划经济残余因素对土地等重大问题的负面影响,对编纂划时代的民法典造成障碍。学者的法典化理想同历史上的"法律万能主义"类似,在现实中存在困境。为完成民法典编纂,学者的研究积累有待提高。民法学家与立法部门强调法典的民族性,但在立法实践中学者却由"中西会通"的愿景转变为"比较立法"的现实。因此,对当下民法典编纂热,我们特别需要冷静思考,重视处理上述问题,使民法典最终契合中国实际、有效回应本国重大问题。 相似文献
7.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2):115-124
法律理性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结合。人工智能能够满足机械法学所要求的事实向结果的逻辑转化,在寻求"最优解"上有优势,但在实现法的形式理性问题上面临着立法不周延、法律边缘地带适用标准模糊、人类偏好与价值判断不可避免的问题。人工智能系统固有的感知缺陷使得它无法完成社会、历史因素客观化的任务,无法实现法的形式理性。人工智能在立法和司法中皆面临法律方案的选择难题,由于评判标准取决于人类的目的、评判价值的不可量化性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缺陷,人工智能亦难以实现法的实质理性要求。因此,人工智能不能满足法律活动所需的理性,而只能作为人类法律活动的工具,无法超越人类而获得统治地位。 相似文献
8.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