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在超越之外：儒家内在超越论及其诱发结果

以内在超越确定儒家思想特质，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主张。这是力求在中西文化比较视角凸显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特质的一种进路。随着中国内在超越与西方外在超越说流行开来以后，人们发现中国也有外在超越论说，西方同样有内在超越言述。于是，内外在超越便不足以用来界定两种文化的特质。即便承诺内在超越的断言，那么需要看到它的双刃剑性质：它并不单纯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优势，同时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阻断。儒家必须致力于实现三个突破，才能连接两个长期的阻断——神对人的规范与约束、物对人的独立与价值。由此，儒家及中国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于现代首创的败绩，承诺高位政治规则和认知外部世界，逆袭上位，实现古今转变。     

百家异旨趣，六经富文章——曾巩文章观探略

有宋一代,士人博才勤学,曾巩亦好读百家之书,但在他看来百家之书"知偏一方""道偏一用",只有儒家经典适天下之用。曾巩作文以六经为本,源于以文明道的思想,具体表现在以儒家经典为师法对象。他认为,六经等儒家经典发明圣人之道,思想玄奥深邃,体大言微,长于叙事,在文法上亦有可借鉴之处。以儒家经典为研习对象,曾巩为文根柢经义,引"经"据"典"多出于儒家六经,议论、叙事从容严谨,完备透彻,自有法度,法三代两汉之文,使曾巩自壮其气,获得审美愉悦,其论合于儒道,是为一代名家。     

从古典法治走向现代法治——段秋关新作读后

《中国现代法治及其历史根基》关于法治古今纵横多元之说为中国古典法治安顿了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古典法治从初级形态向常规形态的经历酿造了法治的原始精华和实践成果;纳礼治、德治、法治于一炉的人治说概括了古典法治的本质特征;对儒家之礼和法家之法的历史定位与现代审视;中国现代政治实践的经验教训与艰难选择彰显了法治的无比优越;中国法治观念的三度升华。     

儒家中和思想及其永恒价值

儒家中和思想是最高境界的道德标准、超越时空的美学标准，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执两用中，执中致和，由“中”而“和”，由“和”而“生”，涵盖了历时的、线性的“和实生物”与共时的、网状的和谐共生。在万物化育生成、人生事业发展、社会秩序维系、人类未来生存等方面都有着超时空存在的永恒价值，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学也给予了很好的回应和深刻的诠释。     

生生而仁,通达天命——先秦儒家生态思想逻辑性研究

先秦儒家生态思想有其内在逻辑性。其天道依据是"生生",蕴含"时""变"观念。"仁"是对天道"生生"的人道承接,其内在规范性是以"位"为前提,"中"为尺度,"止"是"中"的精微之地,同时以"爱"为基础,"忠恕"为方法。先秦儒家正是通过对"生生之仁"的终身践行,参赞天地,化育万物,此即"生生而仁"。"生生而仁"是人对栖居之维度的筑造,先秦儒家通过生生而仁,通达天命,实现浑然与物同体的和乐境界。     

“公民式君子”抑或“君子式公民”——重新思考君子与公民

本文以政治法理与道德伦理为分类标准，对君子与公民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它们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既同调又异调。作者由此驳斥了两种论断。接着，文章论证了君子与公民相结合的两种可能路径：一种是“君子的公民化”，塑造的是“公民式君子”；一种是“公民的君子化”，塑造的是“君子式公民”。其中，后者更符合现代中国的实情。     

"圣之时者"与历史地思——马克思与儒家在运思方式上的契合

儒家思想有其强烈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感,这是它同马克思主义能够相契合的一个重要缘由。因为马克思所特有的运思方式,就在于在西方哲学史上恢复了对时间性的信赖,开辟了"历史地思"的独特路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运思方式上的一致,才是两者实现其可能之会通的根本前提。因为它从哲学意义上保证了会通双方在元问题(meta)层面上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