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太玄》中的文学批评要素

扬雄的文学批评具有独特的体系，它建立在易学之上而又有所发展。扬雄《太玄》与《周易》有联系，亦有区别。《周易》主张二要素论，《太玄》主张三要素论。《太玄》的三要素即天地人三要素，乃阴阳二要素加上作为批评主体的人。扬雄突出了人在文学批评中的主体作用，并用它建构了一套完整的文学批评的模式，这是扬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而且在这一点上西方各国的文学批评家尚无人能与扬雄相比。扬雄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都秉持发展的前进的立场，此可以概括为发展的批评观。扬雄的文学创作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尝试的批评范式:尽可能多地涉道。在《太玄》中，扬雄还建构了四组对偶范畴。     

扬雄《法言》的人物批评与西汉儒学

扬雄《法言》对历史人物多有批评，扬雄本人的思想借以呈现。以孟子、屈原、伏羲的相关批评为线索，可以看到，扬雄重视孟子提出的“孔子之道”及其“辟杨墨”之功。扬雄推尊孟子，表明其澄清并彰明“孔子之道”的价值理念。扬雄重“智”，赋予“智”以保身的内涵，以“独智”作为入圣的标准，将“智”置于“五常”之首的价值序位，并以此为基础批评屈原不够明智。扬雄发展了《易传》的观点，以伏羲为礼乐文明的起始圣王，建构了礼乐文明史的新脉络。上述观念与认识，是扬雄对思想史的贡献，也是其对西汉儒学思想的发展。     

扬雄《蜀都赋》未入《文选》探赜

《蜀都赋》是扬雄的重要作品之一，其影响广泛而深刻，但萧统等人编录《文选》时将之排除在外。究其原因，其间有萧统的诸种考虑，因为与《文选》中京都赋类的其他作品相比，《蜀都赋》不具备写实性、讽谏性和正统性的特点，而且与《文选》的整体结构也不相符。另外，《文选》的编选者力求精选最能代表梁前文人创作风格的作品。因此，《蜀都赋》最终没能出现在《文选》当中。《蜀都赋》在成文后可能一直以单篇的形式流传，最终被收录在《古文苑》之中。     

《蜀王本纪》著者考

《蜀王本纪》成书后相当长时间内,几乎没有人怀疑它的著者。然而到了近代,学术界围绕"杨雄说"和"谯周说"这两大主流观点展开争论而莫衷一是。结合文献,以及扬雄文章的结构、语言、风格等特征,"杨雄说"更为合理。     

再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

从文体上看,《五柳先生传》一文是陶渊明模仿正史《后汉书·逸民传》以及嵇康《圣贤高士传》而创作的传赞类文体,不可能是陶渊明的"自传",最多可以看作陶渊明之"自况"。《五柳先生传》中的"五柳先生"是陶渊明主要以扬雄为范本,有意塑造出来的作为自己人生楷模的一个理想人格。由此,海外汉学家基于《五柳先生传》乃陶渊明"自传"前提下得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由此出发得出的关于中国自传文学特性之研究成果,也有必要做认真的辨析与合理的评价。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扬雄的因革论

扬雄的因革论强调客观、真实、自然和时代现实性，坚持儒学正宗地位，以儒融通道、墨诸家，在丰富发展儒学思想中为王充、葛洪、刘勰等文论家之因革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理论渊源。     

成都蜀汉街特色赏析

蜀汉街是成都武侯祠西南边的一条小街,为配合展示武侯祠深厚的蜀汉文化,街道办事处对其进行了特色风貌整治。面貌焕然一新的蜀汉街,既为游人进入武候祠赏析三国文化作了很好的心理铺垫,也为宾客游览临近的小巷进行了蜀汉文化的延伸,同时给居住于此的市民和商家改善了居     

从连珠的艺术特质看其文体渊源

作为一种文体的连珠,前人对其渊源肇自莫衷一是,抵牾颇多.从连珠体的艺术特质出发,通过剖析,发现设喻明理、有合因果逻辑的连珠,其最基本的说理方式--"先列其目,而后著其解",在墨韩管荀诸家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开始孕育发展,中间经《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到扬雄手中,连珠这一文体已经基本上区别出自己的文体特质,通过班固、贾逵、傅毅、蔡邕等人的开拓,连珠在东汉获得独立的文体地位,后经晋陆机而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