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的法治建构

我国政府从迈向数字化之际，数字技术运用就远远走在规则之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通过规划、意见、工作方案等规范性文件对各级政府、各行政部门提出数字建设要求，以内部行政的进路方式不断推进。但是，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流程再造”“模式优化”及重塑权力运行方式，而更多的是带来对既有规则的冲击。有必要通过区分内部行政与外部行政、重新界定权力与责任、跟进调适有关法律规则的方式，分别探寻数字政府法治化构建的基本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改良路径

我国传统自然人税源管理制度和国际税收管辖权划分规则因经济数字化冲击暴露出既存缺陷。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和国际合作组织的税制改革措施和提案，我国可尝试建立自然人数字税务账户，完善自然人纳税申报制度，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修缮配套税收征管法律。同时，根据国际税收环境的变化分别采取短期、远期方案构建数字服务税制，引入数据存在原则作为判别常设机构的新标准，并重新考量利润分配的要素权重，以防止数据价值流失，维护国家税收主权。     

小学道德与法治情境导学的实施途径

在小学的道德与法治开展过程中,教师应具备综合的教学能力,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将理论与生活实践有效的进行结合。道德与法治课程是体现我国以德与法相结合的治国方针,促进其从小便养成法治的基础,培养他们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让小学生能够对自我认识跟充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通过课程的开展,让其明白法治的重要,使其能知法、懂法、守法。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法治创新研究

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成为新时代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自由贸易港法治建设,重在营造自由贸易港创新政策制度体系和法治秩序,构建优质法治环境.自由贸易港创新立法体制,推动自由贸易港法治建设立法先行,促进形成自由贸易港法治体系.营造一个便利化、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是自由贸易港法治创新、形成优质的法治环境的基本目标.贸易自由化、营商便捷化、政务高效化、市场公平统一化、市场竞争有序化、社会信用化等,成为构建自由贸易港法治创新的根本内容和重要领域.海南"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明确了自由贸易港未来30年法治建设和法治创新的思路方向,紧扣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三大产业",成为自由贸易港法治创新重点领域,并先行先试法治新体制新机制.充分运用自由贸易港授权立法,打造自由贸易港法治创新秩序的自由度和特色度,探寻自由贸易港法治创新路径等.     

新时代法治政府精神研究

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法治政府作出了顶层设计。应当如何把握新时代法治政府精神,新时代法治政府精神与传统法治政府的特性有何逻辑关系,新时代法治政府精神具体如何构型等都是一系列需要从理论上解决的问题。法治政府建设具有自身的运行规律,2004年和2015年两次系统性的构建工作已使我国法治政府具备自身的质的规定性。然而,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即使是2015年法治政府的新的顶层设计在诸多方面亦不能适应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新的时代精神,法治政府必须寻求新的构型并确定新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我国新时代法治政府的构型及其走向应当表现为:小型化、简约化、服务化、生态化、商谈化、变革化。     

从古典法治走向现代法治——段秋关新作读后

《中国现代法治及其历史根基》关于法治古今纵横多元之说为中国古典法治安顿了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古典法治从初级形态向常规形态的经历酿造了法治的原始精华和实践成果;纳礼治、德治、法治于一炉的人治说概括了古典法治的本质特征;对儒家之礼和法家之法的历史定位与现代审视;中国现代政治实践的经验教训与艰难选择彰显了法治的无比优越;中国法治观念的三度升华。     

税收优惠能否激励风险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风险投资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如何进行政策引导成为关键问题。以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财税〔2017〕38号文)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投资抵扣税收优惠增加风险投资基金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且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本地基金、经验丰富基金以及非国有基金的正向作用更大。排除投资价格竞争、新基金设立、新企业创建以及税收套利等替代性解释后,证实投资抵扣税收优惠的影响渠道是提高基金的风险承担。风险投资基金策略更多转向初创科技型企业,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显著的定向引导效果。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财税〔2011〕58号文)为对照,检验不同形式税收优惠的影响,发现整体性直接降低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所得税率造成基金的初创科技型投资和风险承担下降。研究表明,相对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更有利于激励风险投资支持创新创业。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与实现形式——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下“产权—治权”范式的分析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基于乡村振兴的多维复合要求,从"产权——治权"的分析范式出发,在对乡村治理的现实基础、历史演变和案例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新时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客观上处于国家建构释放空间、市场发育提供导向及社会生长提供土壤的过程中,当前面对着乡村社会人才外流、资金短缺、产业效益低下等紧约束条件,低成本、高稳定性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体现在:需要构建具有产权可激励的治理主体、全要素股份合作的有机结构和政府、市场、社区三个面向的运行机制。以此有效把握"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及其运动规律,探索适应各地实际情况的具体实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