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谣言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在信息平民化的现代社会中,敏感性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风险源之一。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只会妨碍人们对它的正确理解,无法揭示谣言信息传播的社会机制,不利于人们采取有效的治理对策来规避、化解谣言。基于此,需要首先明确界定网络谣言的内涵与外延,指出其具有遮蔽事实与揭示真相的双重可能。进而分别从谣言的传播者和接受者角度分析了网络谣言生成的群体动机,认为信息流瀑、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是网络谣言传播、繁衍和选择的社会机制。最后,针对治理网络谣言的"寒蝉效应"困境,应该正确处理网络谣言和舆论监督的关系,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依法处置危害严重的网络造谣者,切实打通主流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鸿沟,最终避免群体性、危害性网络谣言事件的发生。     

“双微”环境下移动网络公共领域的失范与对策

以微博与微信为代表的"双微"成为我国大众获取信息、交流观点乃至自设新闻议程的重要渠道。在"双微"环境下,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权利开始逐渐下放,移动互联网用户在一些热点事件的形成与发展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移动网络公共领域也由此催生出来。但在"双微"环境下,移动网络公共领域讨论的理性、批判性与平等性不够,存在着碎片化、同质化信息表达、谣言泛滥、缺少法律保护等失范现象,规避和解决这些失范问题,对我国网络空间的净化及移动网络公共领域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网络商业谣言的成因探析——以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为例

从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可以看出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实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信息传播过程。这一过程包括若干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要素间的制约/影响关系又是与特定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商业谣言从生成到传播扩散至一定规模,与社会环境、媒介环境、受众基础有着很大的关系。市场竞争激烈而商业道德缺失的社会环境是网络商业谣言产生的温床。金银花产品自身的鉴定问题增加了事件的模糊性,导致自身易发谣言。受众恐惧心理和科学常识缺乏等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的传播。而媒介既是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渠道,也是治理网络商业谣言的有力工具。     

中国网络公共空间:镜像、异化与理性建构

Web2.0时代开辟了双重公共空间:社会公共空间与虚拟公共空间。虚拟公共空间打破了社会公共空间中阶层排列结构,不同阶层主体源于"深层心理感知",按"我者"镜像与"他者"镜像原则,在虚拟公共空间对流、重组、互动。中国虚拟空间在多数暴力与商业侵蚀双重侵略下同时呈现公共性异化,导致"沉默的螺旋"。网络理性的建构与过滤,使虚拟公共空间逐步回归到理性"公共场域"。     

网络谣言的传播及其治理

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成为谣言生成和传播的重要途径与载体。网络谣言传播具有匿名性、时效性、多因性、蛊惑性、双重性和重叠性的特点。网络谣言的传播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危及社会稳定、不利经济发展、有损他人利益、削弱核心价值观、降低政府公信力、弱化公民信任感。认清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和负面影响,有利于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治理网络谣言应及时公开信息、依法治理造谣传谣行为、加强网民的宣传教育、加强网络建设和管理。     

内涵及法益重塑视角下再论网络谣言的刑法治理

我国《刑法》对网络谣言的治理主要体现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等专门罪名的适用,这些罪名中“虚假信息”这一法条用语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视角下与网络谣言同义,但网络谣言的内涵有未经证实性说和虚假性说之分,前者有内在缺陷并将引发诸多法治和社会问题而应被摒弃,应采用后者解释“虚假信息”这一法条用语并以此重塑网络谣言的内涵,但在司法实践中需要采取配套措施予以保障。作为替代措施,公安机关可在谨慎、保守的前提下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未经证实的信息认定为网络谣言而对行为人进行治安处罚。可根据虚假性说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法益重塑为公众对特定公共事件的真相知情权,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法益重塑为公众对恐怖事件的真相知情权和精神安宁权。以此方式可进一步在网络谣言领域实现刑法治理的法治化和合理化。     

论正在形成的网络公共领域——以“华南虎”事件为研究个案

在近期的"华南虎"事件中,公众对公共话题的网络讨论倾向于高度理性化,在网络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场以网络论坛为纽带的全民大讨论.网络让一个公众自由言论的平台得以搭建,同时也成为公共讨论得以延伸到各个现实领域的助推器.可见,在网络中,一个针对社会问题的公共讨论空间,即公共领域正在形成.     

以刑法学视角浅谈网络谣言的治理问题

当前我国网络谣言犯罪刑法治理过程中存在着罪名配置不完善、"情节严重"界定标准不够合理、"公共秩序"界定不严格等问题。针对网络谣言犯罪的特点,建议采取一系列建设性的措施,以此来防止网络谣言犯罪的滋生、蔓延。     

论自媒体的伦理边界及其保障机制建构——以微博中的网络谣言为例

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既拓展了人们的言论自由空间,也带来了伦理边界失守、网络谣言滋生泛滥的难题。网络谣言的产生,既有其社会原因,也有网络传播内在特点的因素,某种程度上讲,这是言论自由与公共责任、法治以及政府公共治理之间的博弈。要建构自媒体的伦理保障机制,需要充分发挥自媒体的"自净"功能,更要从政府层面有科学合理的引导措施,实现"他净",通过国家、社会、公民的联动与合作共治,最终实现"网络善治"。     

多模态语音情感语料库的语言符号学“全文本”解读

在符号学与语言学的交叉学科语言符号学视角下,探讨语言符号学对语料库全文本解读的可行性和实际应用价值,是语言符号学应用广度上一个新尝试,也是对语料库后续价值的进一步挖掘.本文主要从已经建立的语力和韵律关联性多模态语音情感语料库的语言符号学全文本解读分析入手,论证语言符号学视角下多模态语音情感语料库的全文本解读不仅可以还原语料库的原有信息,而且生成新的可用信息,更好地解释语力、韵律和情感的互动关联,同时为语料库的后续研发提供资源基础,从而说明语言符号学这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实际应用价值和对研究空间的拓展功能.     

网络新谣言研究——以胡斌"替身"说为例

杭州飚车事件中胡斌"替身"说可视为网络新谣言的标本事件,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网络谣言似有"常态"化趋势,而在新媒体的平台上,造谣和传谣也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学术界对谣言的既定看法以及官方应对谣言的传统策略已不能适应这一变化,理应进行反思与变革.     

柏拉图形式美学研究补遗

学界关于柏拉图的形式美学研究成果卓著,但有些问题仍需要深入挖掘。他提出宇宙生成中的实在者、空间和生成者,构成了相互联系、不可分的关于宇宙生成的结构模式,这个模式从上至下、从下至上共同构成了"派生—分有"的"金字塔"结构,体现了其几何图式的美学意义;而对柏拉图神话的符号学角度的研究也能给其美学思想注入新的意义,柏拉图神话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构成了整个世界的象征和秩序。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破坏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力、损害党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给国家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分析疫情中谣言生成传播的动因,个体心理需求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直接原因,现代媒介环境是疫情谣言传播的间接原因。针对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重大疫情防控舆论导向,提高社会应急动员能力、防范化解谣言引发社会风险,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媒介治理水平的治理思路。     

符码与元语言:媒介文本意义生成的符号学阐释

运用符号学理论考察传播问题是当前传播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现象,符号学本质是意义之学,将符号学理论运用到传播研究中,主要揭示媒介文本意义是如何生成的。符码与元语言作为符号学当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属于符号文本意义的构成规则范畴,决定符号文本意义的规则称之为"符码",而符码的集合称之为"元语言"。在传播研究中,"符码"与"元言语"既是生成媒介文本意义的符号规则,也是人们解释媒介文本意义的符号资源。将"符码"与"元言语"引入到传播研究中,可以实现传播研究一个新的理论转向。     

网络谣言问题的诠释学结构分析

网络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互联网是网络谣言赖以生存的媒介和平台.在这一虚拟化的网络平台中,相较于传统口口相传的谣言传播形式,网络谣言呈现出“文本化”和作者原意隐退的双重诠释学特质,从而引发了网络谣言的核心问题——理解问题.同时造谣者对网民“前见”的熟知和加以利用、网民与网络谣言“文本”之间存在的客观时间间距,是网民对网络谣言进行深度诠释的核心要素和基础条件.因此,网络谣言所造成的现实困境实际是一个诠释困境.可以从网络谣言“文本”本身直接下手正本清源,化解网民不合理的“前见”,以及注重网络谣言形成和传播过程中“他者”的监控等三个方面人手,消除网络谣言,创造和谐、健康、民主的网络环境.     

传播符号学视角下的“场域”理论

"场域"一词可指人类生存的居所,也可指外在于人的、由人的实践所创造的置身性空间。而传播符号学视角下的"场域"一词主要指符号场域,它强调符号意义生成与传播的场域空间。符号场域之场位或在场者的置身性角度(身份等)会作用于符号赋意活动,以影响意义生成与传播过程。而整个场域的空间结构中,在场者的身份不同,意义的生成与传播活动又会随之变化。符号场域的空间性关系、人的置身性位置这些在场的空间性结构方式会通过赋意行为作用于传播效果,它们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传播活动呈现出来。     

编辑把关视域中的网络谣言及其应对策略

网络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带来了传播领域的变革,为网络谣言的盛行提供了温床,而编辑把关角色的淡化及其功能的缺失,使网络谣言成为反抗和破坏传统媒体话语秩序和规则的载体,同时也意味着媒介公共理性缺失的风险,亦有可能对转型时期社会心理产生误导。因此,应对网络谣言的肆虐,重塑编辑的"把关人"角色势在必行:其一,确认编辑把关的主体地位,提升网络编辑主体素质;其二,在信息整合中优化选择,在内容提供层面清源净后;其三,把握网络信息的社会指向,以职业理性实现传播公正,从而实现网络的工具性质与价值导向之间的动态平衡,确保传播内容的真实,有效实现编辑主体的把关功能。     

SNS技术流行与社会问题治理——以微信为例的探讨

微信是探讨技术流行与社会问题治理的一个典型例子.SNS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和人性需要的高度契合,造就了微信的流行,带来了微信空间的社交变革,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诸如弱化的强关系、新现的"微瘾"、碎片化阅读、泛滥的谣言、变味的"晒赞"、被侵的隐私等社会问题.为了确保微信空间的有序运行和构建网络交往的和谐生态,必须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加强技术制衡、构建三位一体监管体系、加强主体信息素养的培养、营造良性网络社交生态环境等.     

网络谣言型涉众事件：传播机理、罪罚及调整

在网络公共秩序现实化治理的新常态下,网络谣言型涉众事件的弊端愈加凸显于公众视野。首先应当明确网络谣言不同于虚假信息,公共秩序不同于社会秩序,涉众性事件不同于群体性事件。从传播行为和刑法立法的精细化角度分析,目前传播学界、刑法理论学界及其立法学界常常将两者予以混淆,导致归责层面存在着网络谣言认定范围的过窄、保护法益类型化的扩大、罪名适用的交叉模糊、主观罪过的同一框定等困境。为此,有必要在传播行为的多维度解读下,革新网络谣言型涉众事件的刑法评价模式。     

公共危机中的谣言:认知判断、功能分析与治理路径

伴随公共危机的发生,谣言总是相生相伴.对于谣言,人们往往把它与虚假信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无论是从谣言定义的理论阐释,还是对危机谣言传播的实证分析,都不约而同地发现,谣言所传递的信息,未必完全虚假,有些谣言不仅信息真实,而且还回应着公共危机的特殊情境,之于公共危机而言也未必完全是消极影响.因此,对于谣言,尤其是公共危机中的谣言,人们应该做到客观判断、双重认知;对于公共危机中的谣言治理,也需要采取辩证思维,在寒蝉效应与言论自由之间寻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