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关联交易: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控股股东是否通过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资源、侵占小股东利益.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1年的关联交易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由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其关联交易显著高于无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控股股东担任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其关联交易显著高于控股股东不担任高级管理者的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控股股东在董事会中的席位比例越高,关联交易越多,这意味着控股股东确实能够借助关联交易转移公司资源、侵占小股东利益.     

控股家族的“垂帘听政”与公司财务决策

当控股家族退居"幕后"时,非家族成员担任公司董事长使得家族声誉和公司形象分离,由此可能加剧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本文以1999~2014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较为深入地研究了控股家族退居"幕后"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与由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的企业相比,非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企业的资本支出更少、创新水平更低、负债比例更高、债务期限结构更长、现金持有更多、股利支付更少。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当家族成员不担任董事长时,资金占用、关联交易等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更多;管理层的薪酬—业绩敏感性、离职—业绩敏感性较低而在职消费更高,表明控股股东与公司管理层存在合谋的倾向;而且,家族成员不担任董事长的企业的业绩表现要劣于家族成员任董事长的企业。这些研究结论表明,控股家族退居"幕后"降低了家族声誉受损成本,恶化了公司的代理问题,从而扭曲了公司财务决策。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检验了家族涉入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为家族与非家族成员参与企业财务决策的差异提供了新的解释。     

外部治理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与合谋侵占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05年期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对控股股东与管理者合谋侵占公司利益的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正相关,而非控股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控股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负相关;集团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程度显著高于非集团控股股东;董事会中内部董事的比例与控股大股东的资金占用正相关;地区法治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这两个外部治理环境因素也对控股股东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越少。     

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分析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我们将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30％的股东定义为控股股东。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控股股东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控股股东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而且，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还发现，不同类型的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市场价值也显著不同。特别地，政府作为上市公司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家族、外资和集体企业作为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本文将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相对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的市场价值折扣率定义为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平均而言，这种代理成本高达13％-24％。以上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确实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当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时，这种代理问题更加严重。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现金股利

学者们围绕公司代理问题与现金股利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所得结论不尽相同。结果模型认为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少,而替代模型认为治理质量较差的公司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以保持良好的声誉。在公司股权结构集中的情况下,公司代理问题主要存在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探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影响公司股利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不同导致公司代理问题的差异,从而对公司股利政策产生影响。以2006年至201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采用Tobit模型考察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并借鉴Fama and French的价值回归模型测量代理问题严重程度不同的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进行利益侵占的可能性较大,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可以减少代理成本,股利支付率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成正比。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协同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缓解代理冲突的必要性较小,股利支付率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减少。同时,与控股股东协同效应较强的公司相比,当控股股东表现为利益侵占时,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治理作用较强,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较大。 基于股利支付水平和现金股利价值两个维度的研究结果表明,替代模型对于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具有适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影响公司现金股利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也对中国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公司现金分红具有理论借鉴意义。     

上市公司增发与控股股东掏空和支持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上市公司作为行为主体的股票增发和以控股股东作为行为主体的掏空与支持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本文选取2004-2008年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增发前后上市公司业绩变化、控股股东掏空与支持行为变化以及上市公司业绩变化与控股股东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支持与掏空行为和上市公司实施增发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控股股东会倾向于在增发之前运用支持手段促进上市公司增发得以顺利实施,而在增发成功之后倾向于实施掏空行为,并且控股股东的这种支持与掏空行为对上市公司业绩有着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控股股东掏空和支持行为与上市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的文献,并从上市公司增发的角度对掏空与支持行为并存的现象给出了解释。     

控股股东卷入、两权偏离与营销战略风格——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终极控制权理论的视角

营销战略风格的激进或保守与公司治理因素有怎样的内在联系?营销战略风格如何影响公司未来业绩?本文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终极控制权理论出发,通过理论分析和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1)控股股东卷入程度越低、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越高,上市公司营销战略风格越趋向于激进,说明被第二类代理问题左右的控股股东更倾向于拿中小股东的钱卷入高风险的营销战略;(2)过度激进的营销战略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营业收入增长(做大),但是将显著损害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持续发展潜力(做强)。本文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终极控制权理论的视角,解析了上市公司营销战略风格的成因,揭示了公司治理对营销战略的作用机制,对于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公司治理和营销管理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大股东控制、融资规模与盈余操纵程度

上市公司中的大股东控制、恶性融资与配股盈余操纵是各界高度关注且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上市公司在配股时既可能正向操纵盈余,也可能负向操纵盈余。本文以配股政策3年净资产收益率要求中最后1年为1999年的196家成功实施配股的A股上市公司1999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就此展开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越强,上市公司正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大,负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小;控股股份为国家股时,盈余操纵程度较小;预期从中小股东处筹集的资金规模越大,上市公司正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大,负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小;资金储备压力越大,正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大,负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小。     

股权比例、过度担保与隐蔽掏空——来自我国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证据

本文借鉴LLSv的掏空模型,模型化推导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隐蔽掏空模式,建立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掏空程度的分段函数关系.以2004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386起事件为样本,并把样本分为过度担保组和适度担保组,运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过度担保样本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为负,而适度担保组的市场反应为正但不显著,由此推测过度担保的上市公司具有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的倾向.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对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家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而言,60%均是其有效的临界点.当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60%时,大股东存在通过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方式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但回归系数不显著;当持股比例高于60%时,则产生了显著的利益协调效应.能有效地抑制掏空.通过分类变量和股权临界变量的多种组合,回归发现,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程度更高;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变量相比.国家持股比例变量的股权临界值对CAR的影响更加显著.     

上市公司家族控制与股利决策研究

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存在两类代理问题,即经理层与股东的代理问题和控制性家族与小股东的代理问题。我们对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股利决策的研究发现,我国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股利决策并不是为了解决经理滥用自由现金流的风险,而是和控制性家族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关。当其拥有现金流量权越高时,公司越倾向于分发较高比例的股利,非理性分红的欲望也越强;同时,其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程度越高时,公司越倾向于不分配或分配较低比例的股利,非理性分红的欲望越弱。实证研究还发现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利用股利决策对净资产收益率进行调控以达到监管层关于再融资的要求。     

企业契约理论的局限性与企业边界的重新界定

本文指出了企业契约理论在分析企业边界与规模时存在的局限性,并针对当前企业边界与规模变化的特征与趋势、企业经营策略与重心的变化与调整,从企业生产性知识积累的角度对企业的边界与规模进行了重新的界定。     

论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的演进

管理理论的发展和管理模式的演进息息相关,从对管理本质的认识,给出了管理的要素、管理和管理模式的概念模型;通过对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演进历程的分析,得出结论:管理要素重要度的变迁是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变迁的本质原因。     

科技型人才聚集下的知识溢出效应研究

在分析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的基础上,研究了科技型人才聚集下的知识溢出主体、接收主体、溢出内容和溢出方式。认为科技型人才在聚集时扮演着知识溢出主体和知识接收主体双重角色;溢出的内容具有明显的宽泛性、随时性、集中性、动态性;隐性知识溢出方式具有特殊性。     

企业网络与企业网络化模型研究:基于信息流的分析

基于信息流作为企业间联系的本质内容,利用信息流统一了企业边界内外部的联系,通过矩阵构建了企业网络描述模型,同时讨论了企业网络由局域到全域的解析方法,进而利用群系数等参数来刻画企业网络的相关特性。利用分形数学研究了不同层次的企业网络化的数学描述以及节点在不同网络半径作用下的形态变化。     

从哲学的视角审视管理的本质——对《再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质疑》的回应

从系统论的视角,从管理的起源、管理的基本要素(主体)、组织结构(主体秩序)和管理过程(主体活动)等方面探讨了管理的本质,并指出管理是以组织为载体而存在于世的生命体的意志过程,通过适应和积极面世的实践活动以界定和实现自身;从管理活动的界定、管理价值的内在性和秩序性、组织道德层次等方面论证了管理的目的论价值;从管理的方法论、原则和管理艺术等方面论证了怎样管理.从而说明了管理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     

董事会异质性、断裂带与跨国并购

跨国并购不仅可能受到董事会特征的直接影响,还可能受到行业环境的间接影响,以2004年至2012年进行跨国并购的168家中国企业为样本,使用Logit回归方法检验董事会异质性和董事会断裂带对跨国并购成败的影响,利用其中96家制造行业的企业样本检验行业环境对董事会异质性和董事会断裂带与跨国并购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行业环境的情况下,董事会异质性、社会异质性和职业异质性与跨国并购没有显著相关性,董事会断裂带与跨国并购显著负相关;在考虑行业环境的情况下,环境包容性对董事会异质性、职业异质性与跨国并购之间的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环境动态性对职业异质性与跨国并购之间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与预期相反,环境动态性对社会异质性与跨国并购之间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有意于进行跨国并购的企业如何构建董事会提供了启示。     

农村劳动力迁移摩擦影响农民工数量与工资结构吗？

运用世代交叠模型研究了迁移摩擦对城乡劳动力迁移结构变迁的长期动态特征影响． 研究表明,在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前提下,迁移成本、城镇失业人员的工资和暂时性迁移工 人的工作摩擦共同刻画了中国城乡劳动力迁移的动态变化特征． 当迁移摩擦变化时,农村迁移 人员会理性地调整对教育的投资,进而会影响到迁移人员的教育结构和数量结构,而教育投资 函数的凹函数性质和迁移人员风险厌恶的特征使得技术工对迁移摩擦变动更敏感, 引起技术 工的劳动供给更明显的变化,进而引起技术工工资更明显变化, 为“迁移之谜”出现提供了可 能． 改善迁移人员的住房条件、医疗保障服务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从而降低迁移成本、增加 暂时性迁移工人的就业概率,是加快中国城乡迁移进程和解决中国“迁移之谜”的有效政策．     

包含Jump-Arch过程的利率模型及其应用

从4个方面对比分析了 Jump-Arch 扩散模型、跳跃扩散模型、Arch 扩散模型和扩散模型,发现 Jump-Arch 扩散模型是研究中的最优模型,它在解释和预测利率的波动方面表现出很强的能力,跳跃不仅是利率均值回复的来源,也是利率波动的最主要来源,因此对利率动态行为的描述必须考虑跳跃过程.同时研究发现,R091国债回购市场波动存在明显的"周一"和"周五效应",并利用 Jump-Arch 扩散模型解释了出现这种异象的原因.     

上海期货市场收益和波动的周日历效应研究

期货市场收益和波动的周日历效应可以为投资者在期货市场上投机、套利和避险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为系统检测上海期货市场期货价格收益和波动的周日历效应,使用非对称GJR-GARCH模型,对上海期货市场主要品种的隔天(收盘价-收盘价)收益和波动、交易期(开盘价-收盘价)收益和波动以及非交易期(收盘价-开盘价)收益和波动的周日历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期间为2002年1月～2006年12月.结果显示,收益和波动的周日历效应存在于上海期货市场,但发生时间依据品种不同而有所差异,铜期货和铝期货呈现收益周一正效应.橡胶期货周一的非交易期收益和周三的交易期收益显著大于零,各类型波动的分布在一周中各交易日也不一致.此外,铜期货和铝期货还表现出波动的不对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