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国公司对中国商业贿赂的成因及治理对策

跨国公司进行商业贿赂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其公司内部的原因,也有其外部的环境因素.因此,为了彻底并有效地解决跨国公司在我国进行商业贿赂的问题,我们应当:一、进一步深入反腐败的斗争;二、尽快地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三、积极地参与国际合作,特别是同OECD组织的合作,争取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制订<海外反商业贿赂法>;四、强化中国公司的自治.有必要要求中国的公司制定公司内部的职业道德准则.     

浅议我国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

我国的商业贿赂现象相当严重,已经成为某些行业、市场的"潜规则",它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和正常的交易秩序,而且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虽然禁止商业贿赂的法律条款早在1993年就写进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但是整个社会对商业贿赂的认识仍然十分模糊,而现行的各种分散的规定,并未对商业贿赂行为作专门界定,且商业贿赂立法、执法方面都存在着不足之处.建议借鉴国外反商业贿赂的先进经验,完善我国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出台《反商业贿赂法》.     

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是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迫切要求。要切实践行习近平关于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战略思想，把握历史机遇，直面难题挑战，针对反腐败涉外法治建设的“短板”和“弱项”，创制反腐败涉外专门法律，反制国外跨境腐败案件长臂管辖，强化跨境反腐败执法司法职能，规范跨境企业廉洁合规主体责任，加强“自洗钱”犯罪的惩治、监测和防范，破解涉外反腐败制度障碍，为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务实管用的法律资源。     

商业贿赂犯罪的全球考察——比较刑法视角下的法律启示

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多个角度分析各国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司法的特点，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规定，分析了中国反商业贿赂犯罪法律实践存在的缺陷，得到了一些法律启示，为相关法律改革提供依据。     

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是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迫切要求。要切实践行习近平关于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战略思想,把握历史机遇,直面难题挑战,针对反腐败涉外法治建设的“短板”和“弱项”,创制反腐败涉外专门法律,反制国外跨境腐败案件长臂管辖,强化跨境反腐败执法司法职能,规范跨境企业廉洁合规主体责任,加强“自洗钱”犯罪的惩治、监测和防范,破解涉外反腐败制度障碍,为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务实管用的法律资源。     

企业反贿赂内部审计的主观动因研究——基于世茂集团的案例分析*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力度空前加强，与之相对应的是在经济领域严厉打击商业贿赂犯罪行为。商业贿赂的治理监管需要企业内外部形成合力，企业对商业贿赂内部治理的重要手段是内部审计。房地产行业通常被认为是商业贿赂的重灾区，本文以房地产上市公司世茂集团作为案例对象，检验企业是否有通过内部审计治理商业贿赂的主观意愿。研究发现:当员工的受贿行为严重危害公司利益时,会使得企业重视对商业受贿的内部审计，特别是大公司代理成本更高反受贿动机更强烈，代理理论可以解释企业反贿赂内部审计的根本动因。企业对合法与成功的追求也会形成声誉上的“软约束”从而增强企业反贿赂内部审计的动机，制度同构理论提供了辅助解释。文章最后讨论了如何强化企业反商业行贿的审计动因。     

唐朝反贿赂法律制度的成就与缺陷综析

唐朝反贿赂法律体现了唐初统治者的廉政思想。为了有效惩防贿赂行为,《唐律》对贿赂犯罪情节与刑事责任的规定力求详备。但是,唐朝反贿赂法律制度也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这样的法律制度不可能根除贿赂,只能将贿赂犯罪控制在皇帝可容忍的限度内。依靠这样的法律制度进行反贿赂斗争,决定了唐朝反贿赂实践成败参半的命运。     

涉外因素识别条款之扩张解释的适要性与基准——以西门子诉黄金置地案为切入

在上海西门子国际贸易公司诉上海黄金置地公司案中,裁决者是否有必要对涉外因素识别条款进行扩张解释的问题备受争议。缘于涉外因素识别条款本身固有的诸多结构性弊病及条款日益凸显的滞后性与简单僵化的征象,法律适用者对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是适要的。为谨防扩张解释的舛误与滥用,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必须恪守其原则和原旨基准容许的边界。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必须严格遵循国际私法基本原则的价值指引和严密契合国际民商事实践新发展诉求的宏观基准。且涉外因素识别条款之扩张解释必须依循涉外因素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展开解释的微观基准,遵循从涉外因素的应然外延至本源内涵的识别序列展开解释。     

浅谈国际私法中的反致制度

国际私法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冲突规范,即法律选择适用规范,是指对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应当适用何国法律的规范。因此,当国际私法调整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时,就要涉及到适用外国法,但适用外国法往往又会给内国带来不利或不便,于是各国就从各方面限制冲突规范的效力,从而在国际私法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如识别、反致、转致、公共秩序保留等。本文主要是对反致从理论上作一些探讨。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比较探析

作为世界第一部全球性反腐败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国际社会倡导了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更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基本上是与《公约》相适应的,然而,在罪名体系、犯罪主体、贿赂的范围、贿赂方式、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行贿人的主观目的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严密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有效打击贿赂犯罪,与《公约》规定接轨,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贿赂犯罪刑事立法。     

反腐败高压下政府、投资商和官员三方博弈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博弈论思想,在建立政府、投资商、官员两两参与的混合策略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政府、投资商、官员三方参与的混合策略博弈模型,通过分析模型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提出了降低投资商向官员行贿和官员受贿概率的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投资商行贿行为、官员受贿行为的概率与政府查明投资商和官员之间行贿受贿的能力、政府反腐败的成本、政府对投资商行贿行为和官员受贿行为的惩罚力度等因素有关。因此,利用信息手段提高政府查明投资商和官员之间行贿受贿的能力、降低政府反腐败的成本、加大对投资商行贿行为和官员受贿行为的惩罚力度,能够有效提高政府的反腐败效率。     

党纪入刑的制度逻辑及其法教义学展开——以《关于办理贪贿刑事案件解释》相关条款为中心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条款将“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处分”作为“其他较重情节”并给予刑法评价。党纪处分首次被赋予刑法意义,这不仅源于当下中国反腐败实践的客观需要,更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伦理和刑法责任主义的理论考量。以《解释》相关条款为例,对“党纪入刑”条款适用要以刑法教义学为基本方法,厘清“曾”“党纪”“事实同一性”和“贪贿数额”在具体刑法适用中的含义,运用体系性刑法解释方法,实现刑法人权保护和犯罪惩治的价值衡平。     

俄罗斯反贪污贿赂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新颁布的《俄罗斯反贪污贿赂法》在推进俄罗斯反腐败进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该法规定了一系列很有特色的反贪污贿赂制度。如何加强中国的反贪污贿赂立法工作,走制度反腐之路,俄罗斯的经验和做法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反海外腐败法》管辖权扩张的启示————兼论渐进主义视域下的中国路径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法治相互关联,腐败问题早已突破一国的界限,日益具有全球性。海外反腐败涉及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已成为世界难题,无法通过简单、线性的方式解决。此外,囚徒困境又使各国集体行动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为了破解全球反腐败的难题,在渐进主义的路径下,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开启了海外反腐败的全球治理之门。我国日渐融入全球化进程,也与全球法治产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反海外腐败法》不仅对在美融资的中国私人发行人、非居民企业进行管辖,而且借由代理理论和共谋责任理论不断扩张其管辖范围,给我国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巨大影响。因此,面对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律不断扩张的管辖权和日益提高的国际响应度,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应该积极作为,在渐进主义的思路下参与全球反腐败治理,完善国内立法并规范企业商业行为,以更好地维护我国主权和国家利益,并为促进全球治理的达成和法治的繁荣作出努力。     

基于TPB模型的个体商业行贿行为研究

防治商业行贿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其关键是明晰商业行贿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影响途径。基于TPB模型,分析了中国文化背景下个体商业行贿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影响途径,构建了实际商业行贿行为的影响模型并提出了相应的假设。通过对258名在职MBA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加以验证。实证研究发现,商业行贿行为意向是实际商业行贿行为最直接的影响因素,而商业行贿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是商业行贿行为意向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     

反腐背景下“吃空饷”的刑法评价

在我国当前大力推进反腐工作的背景之下，对“吃空饷”行为的性质进行深入探讨显得极为必要。“吃空饷”行为总体上包括三大类型：在编在岗吃空饷、在编不在岗吃空饷和不在编不在岗吃空饷。针对其中一部分确属违规违纪的“吃空饷”行为，通过公务员法予以行政处分合情合理。但对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同时又具备刑事违法性的特定“吃空饷”行为，应当引入刑法评价机制，根据行为的不同表现方式，分别以贪污罪、诈骗罪或受贿罪等追究刑事责任。     

列宁论反腐败的法律对策

十月革命后,针对苏俄党内和国家机关中出现的诸如铺张浪费、贪污受贿、追求特权等严重的腐败现象,为确保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永久性地位,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列宁在对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基础上,首次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应以法律为武器同腐败现象进行斗争,并提出了一系列反腐败的法律对策。加强立法,为反对和治理腐败提供法律武器;加强法制教育,培育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观念,根除腐败现象的思想基础;严格执法,依法对腐败分子实行严惩,以儆效尤;完善法律监督机制,从制度上堵塞腐败现象赖以滋生和蔓延的漏洞。     

我国反商业贿赂法律机制的缺陷与完善

目前,商业贿赂遍及我国社会经济诸多领域,已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公害,其根治刻不容缓。然而,我国反商业贿赂法律机制存在明显缺陷,其中反商业贿赂立法的局限、执法不力、信用缺失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业贿赂的制度防治。因此,针对上述缺陷问题、完善反商业贿赂的法律机制,不仅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而且是构建反商业贿赂长效机制的积极举措。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政府采购领域中商业贿赂治理对策研究

政府采购作为一种新兴的市场经济行为,是调节宏观经济最直接的手段。通过政府采购不仅可以节约资源,保护民族产业,而且可以提高工作效率、防止腐败。然而在政府采购货物、工程或服务的过程中,供应商以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以牺牲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向政府采购相对人及其职员或代理人进行的提供或许诺某种利益,从而实现采购交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即为商业贿赂。政府采购领域的商业贿赂不但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也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妨碍反腐倡廉进程,影响社会主义     

提单与票据法律性质之比较研究

提单和票据是人们将无形的财产性权利记载于证券纸面之上,使之成为一个特殊的“物”,通过证券这个“物”的占有变动来实现“物”所表彰的权利转移。这种“权利证券化”的设计,简化了流通程序,促进了交易的发展。提单、票据经济性功能得以发挥的本源在于其证券性的法律性质。故提单、票据与证券在法律性质上存在若干相通、相似之处。本文拟从证券角度对提单、票据法律性质进行辨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