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友好政策对职业女性生育决策影响机理及生育支持路径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面临家庭—工作的矛盾冲突,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本文基于家庭友好政策的视角,着重从职业女性生育意愿入手,在明晰家庭友好政策内涵和具体内容的基础上,捋清家庭友好政策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内在关系,考察家庭友好政策对职业女性生育决策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从健全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优化社会服务体系、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等层面提出生育支持路径。     

强化政府公共职能 建立健全住房保障制度

建立健全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制度,切实解决其住房困难,与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一样,是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多年来非常关注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为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并采取各种措施保障政策的落实。但是,土地供应不足、建设资金短缺、准入退出机制的不健全等问题制约了现行住房保障制度的有效实施。因此,各级政府履行政府公共职能是建立健全住房保障制度,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迫切需要。     

全面二孩政策下的女性职业生涯保障探析

随着"十三五"规划的确定,全面放开二孩的生育政策正式出炉,标志着我国又一次实行了宽松的生育政策。和新中国成立时相比,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环境早已发生了变化。从劳动参与率可以看出,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女性的职业发展由于在家庭中承担的母亲角色,而处于断断续续的状态,从家庭社会组织三方面考虑,为缓解女性的家庭角色与职业发展的冲突提出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     

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基于孩次的验证

低生育率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产生冲击,找出影响我国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为生育主体提供良好氛围和相关机制极其重要。以2016年中国金融家庭数据为基础,以每个家庭为单位,将家庭中不同孩次的相关情况加以区分,研究女性劳动参与对不同孩次生育率的影响,从而揭示女性"低生育之谜"。结合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模型,采用二元变量模型分析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的关系并验证其内生性。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对一孩和二孩生育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相反,女性配偶的劳动参与对家庭中生育一孩和孩子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和社会应当共同给予女性支持,分担女性的育儿负担,在政策层面上转移用人单位的用工负担,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保障职业女性的权益,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新加坡生育政策的变迁、成效及启示

新加坡的生育政策经历了抑制生育、鼓励优生和鼓励生育三个阶段,从1987年开始的鼓励生育政策目前已经涵盖鼓励结婚、生育、养育、平衡工作与家庭及鼓励性别平等等多方面,但效果并不很明显。这与新加坡华人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观念及由此造成的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和性别歧视密不可分。同时,新加坡精英教育也使新加坡人更重视孩子的教育质量而不是生育数量。因此,新加坡政府应该加强政策支持以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工作与家庭的平衡,我国也应从这两方面出发制定鼓励女性生育和改善女性劳动力市场供给的相关政策。     

男女平等:生育保险法规政策的核心价值与追求目标

男女平等不仅是生育保险法规政策的核心价值,也是其实施的最终目标。本文以"两种生产"理论和男女平等理论为出发点,阐述生育保险对社会发展——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作用;通过对我国生育保险法规政策的发展,结合课题组对人社部及华南、华北、西南、西北四个省区市生育保险政策制定相关决策者的访谈,分析我国生育保险法规政策中男女平等价值观体现的情况,并针对部分现存的背离男女平等价值观的内容提出确立生育的社会价值,加大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男性分担责任,推行父母育儿假,建立工作家庭平衡机制;增强政府责任,完善生育保障制度;贯彻落实生育保险法规政策中的男女平等价值观的政策建议。     

秦汉女性生育水平评估

秦汉时期,在鼓励性生育政策之下,女性生育水平与制度的关系尤显重要。总体评估,秦汉处于低生育水平。虽制度干预初婚年龄等,使平均初育年龄(21岁)提前,再育年龄(26岁)偏早,一半以上育龄女性初育4年内完成1-2孩生育。但平均生育数量仅约2.2个,并且生育群体不平衡,平民阶层出身女性平均生育数量偏低,只有2个。由于家庭生活经济压力的主导因素,秦汉生育性别比呈现出分阶层、时段与区域性严重失衡的现象,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发展。秦汉国家制度干预不能有效提升生育水平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国家制度与家庭经济生活之矛盾;二是国家制度对家庭生育的直接干预忽微。     

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重点

“三孩政策”标志着生育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它为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次生育政策转型和优化分析的基础上,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人口问题的再认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改变的视角分析中国生育政策优化的基础和内在动力。研究认为,优化生育政策不仅提升了人口出生率,缓解人口老龄化,减轻社会保障制度压力,而且将生育权回归家庭,是对家庭福利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体现; 为此,在充分发挥“三孩”新人口政策作用的同时,还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将构建共享型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和劳动就业权、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一体考虑,有助于新的优化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     

生育政策调整目标实现的困境及破解--基于女性个体发展视角的分析

女性的生育行为是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落脚点,然而单纯的生育政策调整并不能对当前女性生育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独生子女时代形塑的生育价值观念、工业经济催生的工具主义生育理性,有效地抵消了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更重视个体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得到强化,而与家庭的关系趋于弱化,然而生育行为易导致其个人发展陷入困境。由此,生育政策调整若要实现预期目标,需要补偿女性因生育行为所产生的损失,从社会政策体系方面构建有利于女性生育的环境,否则只是单纯地放宽生育子女数量和适度延长产假,无法激励女性生育,更无法改变女性生育于自身个体发展方面的不利现状。     

政府、雇主和家庭共担生育责任的探讨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生产的必要前提,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为雇主/社会提供了充足劳动力,满足了家庭情感需求和家族延续的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需要共担责任。我国经历了从国家和家庭共担到雇主和家庭分担主要生育责任的过程,目前政府分担生育责任依然不足,雇主服务支持不够,家庭中男性未充分发挥作用。要确立生育的社会价值,增强政府责任,建立全面覆盖的生育保障制度,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建立平衡工作—家庭的支持体系,男性分担更多责任。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贾府世仆赖家的兴盛谫论

贾府由盛而衰 ,大厦倾倒。与其相反的是 :赖家虽为贾府的世仆 ,因其在贾府管家时间长 ,权势重 ,善于拍马逢迎主子 ,钻了贾府管理混乱的孔子 ,渐次发迹 ,超越常人 ,最后连主子也要向其乞借遭冷遇。这一主仆贫富易位的典型事例给世人留下颇值得深思回味的人生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