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积累对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影响——对世界及中国、美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考察了要素积累对服务贸易总体和各部门出口增长的影响。文章对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与要素积累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对中国和美国相关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和比较,发现不同要素的积累能够促进不同服务部门的出口增长,特别是人力资本积累对服务贸易总体及现代服务部门的出口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研究还证实了我国传统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来自于劳动力优势。上述分析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及其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规律和经验,即加快人力资本要素的积累对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特别是现代服务部门的出口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会产生积极显著的正影响。     

中国自然灾害与长期经济增长——基于VAR与VEC模型的协整分析

兼顾自然灾害长期经济影响评判的需要与可能,基于协整理论运用VAR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中国自然灾害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自然灾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考虑自然灾害事件影响的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自然灾害是作为消极因素而存在的,其在短期和长期中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较为显著的负面效应。     

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消费需求与物质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采用我国1978-2010年的样本数据,利用平稳性检验、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从消费需求与物质资本形成视角考察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上,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增长关系,但短期内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只存在阻碍作用;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城乡收入差距引起的社会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使得该作用减弱;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城乡收入差距使得该作用加强,但短期内对物质资本形成没有显著影响.     

增长因素为聚类变量的因素分析

以经济增长因素为聚类变量,按增长因素的不同组合进行聚类分析,探索要素和要素组合对经济增长不同作用。用SPSS软件对1991~1998年我国各地区建材工业的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要素组合的不同对增长有较大的影响。     

民营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与评价

民营经济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完成对我国民营经济各增长要素的定量化分析,首先分析了经济增长及其增长因素,进而对索洛经济增长速度方程做了进一步推导,实现了丹尼森经济增长五要素的量化。基于这种量化,分析了我国民营经济中工业和建筑业各增长要素,并对各增长要素的贡献率加以求解。结果表明,我国民营经济正在走向成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1950-1962年中国土地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运用计量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对1950-1962年中国大陆农业生产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时间段的不同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不同的影响.综合比较后认为1953-1956年的"土地所有权农民私有、合作或适度统一经营"是相对较好的制度,有利于激励要素投入和提高要素利用率,农业稳定而高速增长.这给思考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变革有重要启示.     

边限检验理论下我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实证研究

货币政策已成为当前我国调节宏观经济的有效工具,正确预测货币需求函数是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关键.在建立了无约束误差修正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边限检验方法对中国货币需求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货币需求M0、M1、M2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支出的不同组成部分对中国货币需求有不同的影响,汇率时中国各层次货币需求的影响作用为正且影响均显著,在短期内,投资支出对中国货币需求M1和M2都有显著影响.     

精准扶贫、全要素生产率与县域经济发展——基于滇桂黔国家级贫困县的证据

基于2008—2019年滇桂黔县级面板数据,采用PSM-DID识别了精准扶贫方略对县域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并且其对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纯效率、规模效率改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精准扶贫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纯效率、规模效率等渠道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且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子对县域经济增长均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精准扶贫对人均GDP具有持续性影响,但其促进效果在不同类型县域存在异质性,表现为对民族县、山区县、非革命老区县影响更为显著;经验表明,在5年衔接过渡期内仍需从产业发展、教育投入及资源优化配置、治理水平提升等方面着手,全面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好“扶上马送一程”工作。     

宿州市耕地面积与经济发展的灰色关联分析

根据1998-2009年宿州市耕地及社会经济发展统计资料,采用灰色关联法分析研究了宿州市耕地面积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总人口等经济增长要素的关系。结果表明：各经济增长要素对耕地面积变化影响显著,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总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中国羊毛进口市场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Rotterdam改进模型的分析CSSCI

基于2011—2017年月度贸易数据、结合中国羊毛关税政策等因素,通过需求系统模型分析了中国对进口羊毛不同来源国的需求。结果显示:中国从各进口来源国羊毛进口需求的支出弹性显著为正,其中对南非的支出弹性最大,表明中国羊毛进口总需求增长对中国从南非的羊毛进口需求增长影响较大;除英国地区外,其它羊毛来源国对其自身价格不具有显著的灵敏反应;澳大利亚与英国、澳大利亚与南非、新西兰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羊毛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配额剩余量对中国羊毛进口来源国中所占份额较小的南非和英国两国的羊毛进口需求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而对所占份额较大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羊毛进口需求影响不显著。     

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结构调整研究述评

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结构调整是转变一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该领域问题进行了持续关注和研究。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结构现状及演变、需求动力结构对经济发展影响、需求动力结构合理性评估、需求动力结构调整的目标方向、需求动力结构调整理论与经验依据、需求动力结构变动影响因素及失衡原因、需求动力结构调整对策等方面的文献进行回顾、梳理和归纳,并进行简要评述,为后续开展系统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基于DPG要因分析法的中国产业结构变化

产业结构调整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利用19972002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根据完全需要系数矩阵计算了最终需求各项生产诱发系数和生产诱发依存度;根据同比例增长的偏离DPG(DeviationfromProportionalGrowth)要因分析方法,从各产业和分解最终需求各项两方面分析了不同时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结果表明19972007年出口始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其中19972002年间,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出口和政府消费的增长;20022007年间,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出口;但居民消费的持续下降提示政府在加强内需,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向——启动消费需求

从需求的角度分析,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三个,即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其中消费需求是最重要的。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用投资需求带动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效果明显。但目前我国总体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从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消费品市场也由卖方市场逐步向买方市场过渡。要确保扩大内需政策成功启动我国经济,必须把启动消费需求作为下一步扩大内需政策的基本取向。本文就此提出几点建议。     

新形势下扩大内需与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分析

针对扩大内需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采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图示结合的方法,以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指导思想,分析了扩大内需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阻碍,提出中国必须发展低碳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升级贸易结构等建议。研究结果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参考。     

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与社保改革

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中国也未能幸免。大批外向型企业纷纷倒闭歇业,失业率连续攀升。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在于对需求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供给约束型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约束型经济。在后危机时代,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一个＂长期投入＂的生产要素,为扩大内需、促进增长、转变增长方式做出应有贡献。为此,本文在介绍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提出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四大措施。     

消费需求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了经济近代化。与传统社会相比较,近代中国是外在一种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对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力更加突出。消费需求是总需求变动不断再生的重要推动力量,消费需求上升诱发了投资需求上升,消费需求总量扩张刺激了总供给增长,消费需求结构变动促进了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结构变动。     

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已经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经济也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在2008年出现大幅度下滑。中国采取了4万亿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来应对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依照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及工业化所处的阶段,4万亿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不过从长期来看,必须改变这种依靠投资和第二产业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对中国的意义

全面、相对深刻地理解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中国的意义:这是制定下一步经济发展战略的认识基础。对中国来说,保持较高的GDP增长速度有三点一般意义,一是有利于促进追赶战略的实施;二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状况的改善;三是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同时它还具有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两点特殊意义。为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促进经济增长的思路必须调整,转变到内需、外需结合拓展上来。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基于AD-AS模型的理论解释与事实分析

运用AD-AS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进行详细分析,发现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有来自总需求和总供给两方面的动因。在需求方面,投资增长、政府购买支出增长、净出口增长和货币供应量的不断增加提高了总需求水平,从而拉动了经济增长。在供给方面,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口质量的提高是增加总供给的必要基础条件;劳动力从一次产业向二次、三次产业的转移没有降低一次产业的产量,反而极大地提高了二次、三次产业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的提升提高了要素的边际产出能力,改善了生产函数;经济改革不断深入,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活力,调动了无穷的生产潜力。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增加有效供给的合力,进而推动了经济增长。供给方面的因素是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的特色因素,也是区别于很多发达国家的特殊因素。研究最后得出中国完全有可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结论。     

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旧的动能已经释放,新的动能还未建立起来,经济发展面临许多制约因素。在对环境、自然资源、人口、外需、房地产、产能过剩、债务以及金融等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采取针对性措施,实现中国经济走上新的发展道路的对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