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系”与中国“新文学”本位观的确立

《中国新文学大系》首先是中国的“新文学”大系,是确立“新文学”本位观的一次集体行为.“大系”作为后启蒙时代的代表性书系,其意义就在于它坚持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以对新文学成就进行资料性、文献性总结的方式,对那些试图从不同方面否定“五四”新文学、否定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者予以回应.“大系”以“新文学”为主体,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从时间观念上对中国文学的秩序进行了新的梳理,并确立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添却征人无限泪,怪来呜咽已千秋”——古代陇山诗歌文化源流初探

历代陇山诗歌,以“陇头流水”诗歌文化意象为核心,以军旅边塞题材为主,再现了历代陇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情况,品类齐全,数量众多,自成体系.但是,它却一直被学术界所遗忘.文章在系统搜检整理历代陇山诗歌的基础上,较深入地研究其历史文化意蕴,以图建立其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学术地位,对甘肃文化建设尽绵薄之力.     

中国传统文化诠释与回归

立足于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宏阔的时代境遇,反思我国经济已经“入世”,而文化却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一现实,在全球化语境和后现代思潮的洗礼下,如何重新定位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更理性的态度梳理、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发挥传统文化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应有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恕道的起源发展及当下面向

三代文化中已有“恕”思想之萌芽,孔子对之进行总结与提升,使之成为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也是他的一贯之道.在儒、墨、道、法各家共同推动下,恕道思想在先秦达到发展的顶峰,秦代以降,历代思想家虽一直强调它的重要性,但忠君观念的强化迫使恕道地位一路走低.近现代中国社会与国际形势的变动与变革,促使人们在批判与传承中重新审视并阐发它的永恒价值,以期使恕道重回人心,为和谐人际关系与世界秩序的建构提供共同的心理基础.     

东夷人的灿烂文化

关于东夷文化,自西周以来.有一个“落后论”的传统观念.这个传统观念.一直流传了长达三千年之久.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山东城子崖和两城镇龙山文化的发现.才引起人们对“落后沦”传统观念的怀疑.五十年代末.泰安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引起学术界对东夷文化的极大关注.此后不久,山东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这一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的确立,完全证明了东夷文化是东夷族独立创造的、与中原地区不同的、具有独立系统、独具风格特点的灿烂文化.东夷人的史前文化并不比中原同期文化落后.且在某些方面具有领先的地位.光辉灿烂的东夷文化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从“学古”到“非古”——嬴秦文化政策变化对石刻文本书写及士人心态之影响

秦统一天下之后,对六国文化有一个初步的整合,具有“整齐百家”的政治意图,并在秦始皇初期进行了“外法内儒”的尝试。其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儒生、博士、方士与秦始皇、李斯等人在“学古”与“师今”的问题上产生重大矛盾,“法家”之名正式出现且地位不断上升,儒家被排斥出秦王朝的文化领导地位。秦朝初期的“学古师今”一变而为“非古师今”,秦王朝文化环境就此恶化,石刻文本的书写内容与士人心态随之发生变化,进而动摇了嬴秦的统治基础。     

简论古希腊文化繁荣的原因

古希腊文化作为欧洲文化的第一个高峰,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异常光辉的地位,它对后世,特别是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古希腊文化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古希腊人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使他们取得的文化成果“保证了他们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要求的地位.”赞赏古希腊文化艺术的杰作至今“还继续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一种标本和不可企及的规范.”     

论说江泽民在文化观上的理论创新

从毛泽东到江泽民,党的三代领导人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持续的探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江泽民在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特别重视在处理好“德”与“智”、“中”与“外”、“古”与“今”、“过程”与“目标”等基本关系中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江泽民从内容、方针路径、地位作用、前进方向及如何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思考,实现了理论创新。     

论赵树理小说中的权力-文化关系

赵树理的小说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封建宗法制度下乡村生活的文化表现,其中隐喻着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里程的,尤在乡村社会显现深刻的权力—文化关系。这种权力—文化关系在“敲钟”与“上供”的宗教仲裁、“捉奸”与“名声”的道德指任,以及“老槐树文化”与“神仙文化”的自足性补偿等三个方面展开,精警地揭示了专制与权力怎样以世俗宗教的形式框囿了农民的物质生存形态与精神生存样式,并转而以文化和传统的名义让他们对之默认与遵从。在“三农问题”日益引起世人关注的今天,60年前赵树理小说对乡村生活的惊人体察,仍让人佩叹不已,这是赵树理小说的当代意义。     

论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

金庸小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细致梳理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全面探讨了以儒家主流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成法”,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理念进行了侠的思想实验.金庸小说思想实验的最终结论是必须“变法”,以《鹿鼎记》为核心,金庸小说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变法”系统,并最终在他的社会实践中得出了“自由+法治=稳定+繁荣”的结论,由此构建起了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这对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与重现武侠光辉,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后殖民翻译看《女勇士》的文化身份构建

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身份一直是流散文学,尤其是华裔美国文学备受关注且热议的一个话题,但从翻译的视角审视文化身份的论著,目前尚不多见.与许多华裔美国作家一样,汤亭亭借用文化翻译以完成后殖民语境下的跨文化写作,并成功在美国主流社会立足.通过杂合,她用独特的改写与重塑,融合不完整的“中国”文化记忆与其身处的美国文化,对英语这一完整的连续的整体发出挑战,也激发读者参与到文化翻译当中.她成功地再现了异域“中国”文化,也构建了本土的美国文化.     

金圣叹贯华堂本《水浒传》考评

与评价《水浒传》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金圣叹.自金圣叹死后三百余年来,对他的评价一直是有分歧的.1975年,“四人帮”借评论《水浒》大搞政治阴谋之际,《学习与批判》刊登了罗思鼎的一篇文章,题为,《三百年来一桩公案》.该文挥舞“定案唯我”的棍子,彻底否定了金圣叹和他的七十回本《水浒传》,并且对一切不同意见冠之以“刮起为金圣叹翻案的妖风”的罪名,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以实行“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现在,关于金圣叹的这桩“公案”还没有了结.我们认为,金圣叹及其七十回本《水浒传》不应全盘否定.金圣叹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既有功,也有过.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和评价,给金圣叹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广府海洋文化撮要

广府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典型代表。用多种方法对广府文化进行文化学的综合考察．将广府文化置入“岭海”生态系统及其所决定的广府人的海洋实践中,考察广府民系的生成、广府方言的形成、广府地域范围的界定,挖掘其海洋文化内涵;将广府文化置于世界和中国的宏观视野,阐发它因最早开拓海上丝绸之路而享有“重于世界”和“重干中国”双重地位,突出中国对世界的大门一直没有彻底关闭．其倚重南海和广府的历史真实;在“古代——近代——现代”的历史维度中论证海洋文化是贯穿广府文化的主线;在世界海洋时代的宏观分析中突出广府文化的历史贡献和现实地位。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主要问题与路径创新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仍面临“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当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还存在着“代表性断裂”、“腐朽文化的侵蚀与包围”、“人民性有待加强”等严峻问题。以先进性建设为引导、以服务型执政党建设为根本、以中国梦为中心、以执政能力建设为主线,厚植党内政治生态文化,以制度为根本、以纪律规矩为手段,着力构建“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制度文化体系与显性规则文化体系,是进一步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以及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理性路径。     

论方志的文化属性

近几年来,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对文化研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无论是对思想文化,还是对企业文化、商业文化都进行了逐步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令人较为满意的成就.就连“鬼”文化、“神”文化、“茶”文化、“龙”文化的研究亦颇为热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在每所图书馆线装书库里占有巨大数量的各种地方志书,其文化属性却得少有人进行研究.笔者有感于此,拟就方志文化属性谈点粗浅认识,以就教方志学界同仁.     

先秦倡优初探

我国素有“曼倩遗风”的传统,从先秦时代的倡优一直到如今的谐剧、独角戏亦或时尚的喜剧小品,无不体现了这种传统的深厚与影响久远。先秦时期的倡优是先秦文化艺术领域里与古代音乐、歌舞并驾齐驱的艺苑奇葩。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古代倡优特别是先秦倡优缺乏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本文拟从“倡优”这一特殊文化现象入手,剖析这一群体的活动特点和历史成因,期以揭示它与先秦文化的内在联系及其在先秦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     

別样的风景——评蔺春华《王蒙文化人格论》

王蒙是中国当代作家中颇为特殊的一位,其人生与创作的丰富与复杂使他一直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蔺春华的《王蒙文化人格论》对王蒙复杂文化人格的存在形态及生成变化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索,并以此凸显王蒙在当代文学史中的特殊地位与意义.《王蒙文化人格论》拓宽了王蒙研究的领域,也令当下的王蒙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北朝与河北历史文化研讨会”综述

2008年10月,“北朝与河北历史文化研讨会”在河北省磁县召开。这次研讨会以北朝史与河北历史文化为主题,对河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以及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此次研讨会的举办,对提升地域文化品味、强化省内史学工作者的交流机制,具有深远意义。     

儒学对满族伦理道德的影响

儒学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它所形成的以“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统治思想。它的影响力、渗透力无所不至。以致于17世纪初形成于中国东北的文化上还很落后的少数民族满族,迅速地全面地接受了它,由它取代了原始的天命观的支配地位,成为本民族谨诚遵守的伦理观念并以此为重要的思想武器,建立了对全中国的长期的牢固的统治。本文拟着重论述儒学在满族中的传播过程,以及它对满族伦理道德产生的方方面面的影响。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中国古代文人的隐逸文化

中国隐逸文化历史悠久,是漫长几千年历史的一道独特风景.但“隐”又有真假之分.真隐虽原因各异,但却有其看重个性生命自由之追求;假隐则以隐为手段,成为其出仕之终南捷径.隐逸文化被社会关注,儒道两学派与其关系尤密切.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庄子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则更接近和体现了隐逸文化的精髓.隐逸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隐士必须是知识分子,其中卓越有成绩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占了相当比例,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