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 ——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适

文化转型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正在发生变迁,并遵循着从“差序格局”、到“文野之别”、再到国家权力下行的路径。在宏观层面上,中国乡土社会秩序在政治制度和权威关系、个体意识等方面均发生改变。民国以后,在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基层乡村的一系列制度（保甲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中,呈现出村庄内生秩序和国家建构秩序的共存和调适的情形。本文从社会秩序的概念入手,围绕三个问题进行阐述：社会秩序在历史中的嬗变;社会转型期两种社会秩序（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过渡与并置的局面;以及试图描述文化转型进程中乡土新秩序的变迁和文化调适的图景。最后提出人类学家应对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应该具有的态度,即理解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需要重视文化的“粘合剂”作用以及我国传统礼俗社会的人情因素。理解乡村社会问题应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     

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研究述评:理论传统及其发展

农村社会关系对于理解中国农村具有独特价值。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是两个主要的理论传统,宗族和共同体研究,以及近期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研究,也有助于在某个面向上理解农村社会关系。随着农村社会由封闭性逐渐走向开放性,当前农村社会关系日趋理性化,但传统因素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留。然而,如何将农村社会关系研究与社会结构变迁相结合,以及避免研究中存在的层次谬误问题等方面,还需要更多努力。     

现实伦理：农民生育观念转变的社会基础及趋势

从人生意义、家本位思想、代际关系三个方面阐述了农民生育观念的演变过程,并从结构与文化两个维度,对不同年代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现象进行分析。得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工业化、城市化浸透着农村社会,传统社会中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乡村社会秩序、乡村文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的生育观念经历了一个从家本位思想到个体化思想的转变过程,当前农民的生活意义已经从一种可以“过日子”的逻辑转变为如何“过好日子”。     

大共同体本位?小共同体本位?--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探析

“大共同体本位”和“小共同体本位”是当前概括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两大基本观点。然而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建构时都陷入了困境之中。研究农村基层组织必须关注国家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变化 (互构与博弈 )。这样有利于研究村落外部国家政权对村落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 ,同时从家与村的结合原理研究村落内部农民生活价值秩序和村落内发发展的动力机制 ,最终达至寻求影响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动因的规范性解释和当代中国农村组织建构的合理性原则之目的。     

论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与建构方略

社会治理是社会共同体良序运转无法绕开的经典议题。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强调政治权力对社会秩序的刚性建构,呈现出鲜明的政府本位色彩。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治理的社会本位渐趋凸显,并暴露出传统社会治理政府本位的一些问题。不过,社会治理的社会本位,在实践中又常常遭遇个人中心主义的挑战。面对"权力中心主义"与"个人中心主义"的缺陷,我国提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念。社会治理共同体摒弃单一中心主义,而以共同体主义为价值导向,寻求共同体成员的协同合作和普惠共享。为了建构中国气派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当前我国要不断激活公民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完善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渠道,促进共同体成员普惠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村庄社会中的边缘阶层:生成、嬗变与影响

在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市场社会转变的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经历变迁,各阶层组成部分以及所占比重相应发生了变化,农村边缘阶层为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处于下层位置的群体,对于解析社会结构性质与现实社会问题至关重要。传统时期农村社会地位的划分主要以道德与伦理为标准,边缘阶层为在家庭与社区层面未能达到公共道德规范要求的群体,他们对主流规范有着一定的认同以及存有为共同体再接纳的空间,因此对社会秩序稳定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在经济社会快速分化的转型期,村庄社会地位的划分主要以经济收入与财富多寡为标准,“新边缘阶层”主要为缺乏市场能力与家庭劳动力数量少的低收入阶层,他们之所以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处于底层在于既无法将仪式事务办得体面又在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中被动的向内收缩。“新边缘阶层”日益被主流结构强制甩出,从而积攒起负向情绪,增加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冲击的风险。为防止社会结构愈益紧张,关键在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     

乡村共同体的变迁与发展

城镇化作为推进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重要支点和推动中国新发展的强大引擎,对我国社会结构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我国农村社会中的乡村共同体正经历着一场潜在的变迁——由传统乡村共同体逐渐演变为两地社会,并面临着由这一变迁引发的诸多问题。本文将结合"共同体"理论,对由传统乡村共同体到两地社会的变迁路径及产生的相应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如下:完善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做好小城镇建设、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建立农村社会关怀机制、积极学习德国城镇化经验。     

关于被害人承诺有限性之正当性根据考量

被害人承诺尽管是对自身权益的自决放弃,但其权益承诺处分的范域是有限的.而这种有限之设定又具有正当性,其根据源于:一是刑法的公法属性限定了个人自决权的行使范围,即不能突破维护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所设定的底线;二是人的本质属性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连带关系警示个体不能也无法脱离于社会,被害人承诺必须顾及到对社会的影响和导向;三是法的价值理念已由个人本位嬗变于社会本位,这意味着个人自由的持久保障首先要实现社会利益的确保.     

韩国文化转型中的企业价值观研究

韩国的文化转型以其社会经济转轨、制度创新的形式,实现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总体性变革,从而体现韩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在对传统儒教价值观的改造与发展中,韩国寻找到了一条在儒教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的新的路径。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韩国企业价值观也出现了明显的嬗变,集中表现在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的价值观转向;由权威主义向人本主义的价值观转向;由重义轻利向义利兼顾的价值观转向等几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韩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体系。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徽州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性历史文化信息，是多元主体进行生产活动、建立社会关系的高度聚合体。以黄山市L村为例，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介入，在类型化主体要素和公共事务的基础上，解析不同历史时期徽州传统村落行动者网络构成及其转译过程，探讨治理共同体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自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徽州传统村落经历了从血缘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再到市场共同体的治理变迁；关键行动者由宗族组织转向县政府，吸引新的行动者加入的同时，推动自身与其他行动者角色的转换。自组织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传统文化复兴的内生动力和政策引导、资本推动、多元参与的外源动力联合驱动了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