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的知识论概念及其当代比较

知识论概念是哲学家对知识论研究内容的总体描述。不同的哲学家对知识论概念的理解不同。金岳霖认为,知识论是研究知识的学问,而知识是客观存在的。其知识论是为客观知识提供解释的学问。与此不同,当代知识论学家并不直接肯定知识的客观存在,而是试图对知识概念进行分析并为我们的知识宣称提供辩护。因此,在他们看来,知识论包含知识理论和辩护理论两个部分。比较研究发现,金岳霖的知识论具有重视理论客观性和知识结构性的独特之处;同时存在忽视怀疑论挑战和缺乏理性论证的内在问题。     

知识及其确证的社会因素

知识确证是知识论的核心问题。知识确证的困境在于以旁观者的视角,在实用目标之外即超越人类历史环境去寻找知识确证的条件。知识确证的困境首要表现在知识的三元定义问题：知识在传统上被定义为确证的真信念,知识的价值即追求真理。当代知识论专家批评传统知识论以主客二分为前提把知识看作人的心灵对自然的准确映象,并且偏重某种知识类型和知识的某种价值。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罗蒂将知识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知识的确证。他提出＂种族中心主义或团体知识论＂强调知识确证中的社会因素,他拓展了知识的定义,强调知识的实用价值,特别注重知识确证中知识与权力关系,指出知识具有地域性、有限性等特点。     

中国传统儒家知识论之当代意蕴

西方当代批评学派(包括女性主义)对西方传统之知识论提出了质疑,反思的问题指向了当代批评学派构思中的新知识论,甚至伦理。新知识论强调主体的价值取向(善)与知识(真)的关系,以及重新厘订“客观性”的涵义;同时关注知识主体(人)与知识客体(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然而中国传统的理性之知(真)及德性之知(善),被视为相通及相辅相成的,“穷理格物”、“格物致知”比西方传统知识论有丰富的涵义;人与自然同出一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超越性思考打破了西方式认知中“主体—客体”的二元格局;儒家“道德理性”中知识主体同时超然同时受场境影响的特殊活动,有别于西方传统知识论中强调的“客观性”。中国哲学关于知识的思考涉及“前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体性存有”。     

当代知识论中"知识的确证"问题

“确证”作为知识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 ,在 2 0世纪兴盛的知识论研究中成为核心的问题。本文从确证概念的界定、确证的性质、以及确证的标准、条件与结构等方面 ,考察了当代知识论的确证理论。笔者认为 ,确证从根本上说在于为知识命题 (信念 )的成立提供证据 (理由 ) ,这是确证论的实质性问题。至于确证的规范性 ,诸如认识的义务、可允许性 ,则是由其根据性派生出来的问题     

休谟问题与当代哲学观的重建

休谟把哲学指定为"人性科学"后提出了两类问题一类指向本体哲学的前提,即有什么理由说明宇宙世界是"物质"的、"意识(精神)"的或者"神创"的?另一类指向哲学传统思维方式,即所谓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客观的,而是人们的一种"习惯联想".康德用对现象和本质割裂的办法回答了第一方面问题,却在第二方面问题上搁浅了.马克思主义明确地指出,对哲学本体问题的回答离不开认识本质的揭示,人类的认识和认识能力说透了就是人类自身的生活和实践的能力;"存在的事实"与其意义、价值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实践问题,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平凡生活和伟大实践,才能够产生最大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对休谟问题的考察和回答,我们深感当代中国重建哲学观的必要性这种"重建"并非是要把已有的哲学观解肢成碎片后重新组合,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拼凑,而应该是传统哲学思维和传统哲学态度的现代转变,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观的重新塑造.但无论如何,走向理论自觉的文化哲学,已是当今时代提出的刻不容缓的学术重任.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境遇与挑战

当代文化研究需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同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也必须面向新的时代境遇,在新的历史形势之下、在应对现实挑战中求得自身的当代发展。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之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与时代的关系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检验问题,特别表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论文化观念在现代哲学、史学与文学、艺术等领域所经受的理论冲击方面;二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创新问题,即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问题。这两个方面,都给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带来巨大的理论挑战。前一方面的挑战关涉到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今时代是否依然具有话语有效性的问题,后一方面的挑战关涉到当代文化研究中话语主导权的争夺问题。就后一方面而言,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亟需对如下三个特别突出的问题给予时代性回答与解决:其一是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背景下的国际文化领导权之争与文化民族化问题,其二是传媒化、技术化、产业化背景下文化创造中精神价值的坚守问题,其三是文化现代性发展中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     

实验的知识论——一种实验哲学的研究进路

实验哲学是近年来新近兴起的一场哲学运动。它试图运用社会科学、认知科学等领域的实证方法探究普通大众对一些具有普遍共识的哲学命题或理论的直觉判断,通过经验数据的分析,或质疑或验证这些命题或理论的合理性。传统知识论认为,知识就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盖梯尔问题的提出,引发人们对传统知识定义的争论;实验哲学家也加入到争论中来,认为传统知识论赖以立论的基础是人们直觉的普遍性、可靠性,而他们运用实验方法证实,人们的直觉具有易变性、多样性,从而挑战了部分知识论观点。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对当代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兼论中国共产党的独特贡献

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 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反映了以改革、创新为时代特征的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历经80年辉煌的中国共产党, 无论是在理论创新还是在实践探索方面,都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论知识资本理论与传统资本理论的矛盾性

知识资本概念是我国理论界为了解释当代高新技术企业高收益的原因而从西方国家引进的一个概念。但这一概念引进后存在着研究对象界定、企业知识价值实现、与传统资本理论关系等问题，因此需要对企业生产与交换过程中知识的作用进行深入地分析与研究，对知识主体及知识价值的实现进行探讨，由此进一步研究知识资本理论的价值。     

中国文学的“世界化”愿景——德国汉学家顾彬访谈录

顾彬（Wolfgang Kubin,1945—）是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著名汉学家、诗人、作家和翻译家。他不仅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中国古典思想史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而且还在翻译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访谈中,顾彬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中西语言的差异与翻译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他根据自己对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的观察,客观评价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得与失,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走出去”不仅是翻译的问题,也是作品选择的问题,更是印刷、出版和市场的问题。     

日常语言视角的人类学本体论

本文讨论“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这一人类学本体论的进路。对这一进路的介绍从近年来有关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开始。本文提出金岳霖的常识实在论与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人类学有内在契合,并对金岳霖的核心概念“势”与地势本体视角的关联进行论述。本文还对潘光旦的“位育论”与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的关联进行讨论。     

论金岳霖归纳思想的发展过程

金岳霖归纳思想的发展过程是从注重归纳到对归纳的动摇与困惑,再到对归纳问题的解决（逻辑论证与哲学批判）,最后联系演绎理解归纳。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既有金氏学术兴趣的转移,也有其受到不同思想家的影响和时代的推动,还有社会制度的变迁。     

金岳霖的外物观

金岳霖认为外物是独立存在的,一方面是以朴素实在论的出发立场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批判唯主方式有关。从一时一地的官觉现象出发的这种唯主方式方式得不到真正的外物,而只能推理或建立外物,但最终推理或建立外物也是不可能的。唯主方式产生的原因是寻求立于不败之地的要求和无可怀疑的出发原则造成的,其最终也必然陷入无限倒退的深渊而不可自拔。金岳霖认为必须要超越人类中心观和自我中心观,肯定外物的独立实在性才能真正解决外物问题。     

论谢幼伟对中国现代学术的理解与贡献

长期以来,人们研究较多的是胡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张东荪、张君劢等,而对谢幼伟的思想学术研究不多。实际上,他对西方学理的介绍与输入,对西方治学方法的重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阐发,尤其对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综合创新,促进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向现代的转换方面做出过不可忽视的贡献。谢幼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有四个特征:以唯心论为主要思潮;反躬实践;宗教式的态度;以直觉作为方法论。他还认为西方现代哲学放弃了二元论而采用一元论的思维模式,主张天人合一、心物同源;倾向于价值理论问题的研究;注重历史和时间概念的分析。     

金岳霖的悖论观及其启示

悖论是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中的重要问题,金岳霖研究悖论问题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主要思路:一是把悖论归结为一种特殊的自相矛盾,探讨悖论的特征和成因,提出了”暂拟的解决方法”;二是把悖论归结为一种“形式废话”,试图建立一种“范围的逻辑”来消除悖论;三是把悖论归结为思维认识的“不确定性”问题。金岳霖的悖论观点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金岳霖“共相的关联”理论研究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过程中,重视和建构形而上学体系是其重要的特征。针对休谟问题对归纳原则的解构以及导致形上学的虚无状态,金岳霖在形而上学的地位和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形而上学命题,并且在《论道》中利用共相的关联理论,重新建立了逻辑的形上学,同时也为普遍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提供了保证。     

转识成智与理性直觉--冯契智慧学说述评

金岳霖对知识论的态度与元学的态度、名言之域与非名言之域的区分,把知识与智慧割裂开来,为了避免金岳霖在理论上的弊端,冯契提出了以"转识成智"为核心的智慧学说。他通过理性的直觉、辩证的综合与德性的自证,从理论上实现了由知识到智慧的超越。但由于其立足于实证主义的立场,从经验角度来处理知识与智慧的关系,从而也导致了诸多理论上的弊端,使其由知识到智慧的超越缺乏必然性与普遍性的理论保证,未能真正打通由知识通往智慧的道路。     

解缙谥号的赠授时间考证

关于解缙“文毅”这个谥号的赠授时间,历来说法不一,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成化说”、“万历说”二说。但是,目前各种关于解缙谥号赠授时间的说法都是有问题的。实际上,解缙“文毅”之谥号是南明弘光朝（1644—1645）追赠的。清初文人编写的《明史稿》和《明史》中均未提及解缙之谥号,解缙“文毅”谥号获得清代官方认可大抵是康熙后期以后的事情。从解缙一生行事来看,“文毅”之号,其当之无愧。     

金岳霖“译意”“译味”观再解读

金岳霖在其哲学代表作《知识论》中，设专题讨论了语言和翻译问题，从哲学家的视角开创性提出了译意和译味的概念，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翻译思维范式。通过分析译意和译味的哲学基础，系统梳理了金岳霖翻译思想，并对其思想中有关文学作品可译性限度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