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绵亘两千余年,发展十分完备,是与其政治结构密切相关的。认真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内在结构,揭示其基本特征,有助于我们把握其特质,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一、家国同构家国同构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首要特征。中国社会是带着氏族制的脐带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的,它非但没有清算氏族制,反而保留了氏族制的残余。文明的发展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利用宗法血缘的心理和生理基础,将氏族制发展为宗法制,用宗法血缘的纽带将家和国联结起来。家庭以及家族成了联系家和国的中介。同时,在结构和功     

论仁学的源流(下)

<正> 仁学的流变仁学是我国宗族奴隶制宗法制危机的产物。孔子将仁学系统化,反映了奴隶主贵族巩固宗法联系以挽救奴隶制度的需要。因而,仁学的发展与演变,也和宗法关系的社会递嬗相联系。离开了中国宗法关系及其演变的历史,就无从了解仁学的实质及其长期流传的原因。宗法制,是由父系血缘氏族组织的家长制演变而来,发展到周代形成完备体系,成为维护奴隶主贵族世袭统治与分封权力的一种既是宗族的、又是政治的制度。天子由同姓贵族的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既是宗族的最高家长,又是政治上的共主,握有国家的最高     

“美妙制度”的“异化”与“复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治理观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描摹了国家产生前氏族社会的治理体系,指出它建立在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民主原则,虽然规范化制度化程度很低,但被看作自由平等、没有压迫的"美妙的制度"。随着生产的发展,氏族解体,国家产生,血缘共同体转变为地域共同体,建立了公共权力机关,产生了以维护所有制为根本目的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是公共治理的异化,作为阶级统治的国家治理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必将为更高级的治理体系——"自由人的联合体"所取代,实现古代氏族制度的"更高级的复活"。恩格斯的治理观对我们深入思考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氏族与中国社会

氏族,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组织单位,是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社会组织。对于它作为社会组织的特征,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都作了专门研究,在他们的有关著作中都有专门的论述。氏族作为原始社会时期的一个人们共同体,它与其他的人们共同体,例如,它与原始群共同体有什么区别?与民族共同体又有什么区别?其中一个本质的、主要的区别,就是氏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而原始群是以游动群居,男女杂交为主要特征,民族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所以,共同的血缘是氏族共伺体的一个特征。马克思就说过,“氏族是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具有同一个氏族名称并以血统关系相结合的血缘亲族的总和。”正因为氏族有这样一个特征,所以不管世系按女系计     

西周社会财产私有制问题的考察

本文根据西周青铜器铭文、墓葬发掘以及有关史籍,对西周社会财产的私有制进行考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看法的观点.认为西周社会的周王最高所有权与贵族等级领有权相结合(平民村社共同体实际占有使用权与之相重叠)的多层次财产所有制形态,其核心是王有制与贵族领有制而非私有制.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晚期墓葬区,虽有明显的贫富差别,但不能以此证明中国古代私有制自此开始,因它不是私有制经济在运作之后所产生的贫富分化,而是在宗法等级萌芽状态下,其亲族、家族在氏族共同体中贵贱地位的差异所导致的财产分配后的贫富距离.古代中西社会财产所有制方面有很大差别,不能用西方的模式来套中国的状况.     

论世界和中国诸民族宗法制度发展形态的共同规律性

宗法制度是以父权、族权为特征的、包含有阶级对抗内容的一种宗族、家族制度，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经济不太发展的国家和民族中普遍而长期地存在。在宗法制度的发展史上，嫡长子继承制只是某一特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和世界一些民族在宗法制度发展中，经常的现象是不存在嫡长子继承，宗法统治仍长期存在。宗法制度包含了阶级对抗，不是纯粹的血缘组织。女性在宗法制度中，成为为宗族家族生儿育女以继承宗族家族香火的特殊性质的财产，是宗法性婚姻的共同特征。在世界历史上，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阶级剥削制度的被推翻，是瓦解一切氏族血缘宗法关系的根本原因。     

论氏族贵族——私有制、阶级的起源研究之四

<正> 氏族贵族产生、存在于原始社会解体时期到阶级社会初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广大社会成员的共同劳动和创造,人类从野蛮走向了文明,创建了光辉灿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与此同时,氏族和部落酋长、军事首长、祭司等公职人员,一边向氏族贵族转化,一边以他们进取的精神,杰出的才能,勇敢的创造和艰辛的劳劝,在为建设最初一批文明国家的事业中,起到了领导者、组织者、带头人的作用,为创造文明作出了多方面巨大贡献。这使他们成了代表当时历史前进方向的力量。然而,氏族贵族又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特权等级和剥削阶级,他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又是在产生、存在不合理的剥削、压迫的矛盾、对立中     

藏族部落渊源及其文化初探

<正> (一) 部落本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初始形态。由于部落是由一个氏族为核心或由几个氏族联合组成的,所以马克思将其称为“血缘共同体”。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大部分血缘氏族部落基本解体,但是在一些少数民族中部落这一群体却以其变态形式即地域部落的形式延续下来。地域部落仍明显保留着原来部落的名称,以及许多关于氏族部落观念的残余,而且留有时间甚久。一些游牧民族,直到封建社会,还有这种部落残余,居     

秦汉以降古代中国"变异型宗法社会"试说——以两汉、两宋宗族建设为例

学术界通常将秦汉以降的中国古代社会称为"封建宗法社会",本文考察两汉、两宋的宗族状态,发现社会颇具宗法成分:政体是具有浓厚"家天下"因素的帝制,皇家宗族建设最完善;历朝政府"以孝治天下"政策和小宗法的实行,促使宗族民间化、大众化,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群体,然与上古的贵族宗族判然有别;宗法精神渗透到社会结构诸多领域,宗法专制性既是存在的,也在逐渐削弱之中.据此,本文认为,秦汉以降的社会是"变异型宗法社会",即上古宗法社会的制度及其观念,在秦汉以降的社会既有保持,又有变异,令宗族不再是上古的典型形态,社会不再是典型宗法社会,而是变异型的,并形成中国中古、近古社会异于其他国家的特质,即宗法性使得政府讲求仁政的治理理念,民间追求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     

共同体利益对国家认同的嵌入*--中国社会稳定演变的内生逻辑

从中国传统社会中血缘共同体的“家天下”，到建国以后地缘共同体国家认同地域化的转变，再到精神共同体“乌托邦”的国家期许，我国的国家认同经历了国家利益主导型、国家主导下有限社会利益共存型和完全社会利益型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中国的社会状态呈现出超稳定、地缘拉锯对抗和社会失重三种特征。共同体利益对国家认同的嵌入演绎出社会稳定的内在逻辑。中国社会转型期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虚拟共同体利益的多元化使得国家认同在网络空间中不断地巩固、分解和重构，这也必然导致社会稳定走向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