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起诉裁量权的滥用及内部控制

起诉裁量要权在各国都呈现出扩张的态势,但其滥用也十分普遍,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判断检察官是否滥用起诉裁量权,不必以法院的有罪判决为标准,而应以诉讼条件为首要的标准,并具体考虑是否违反公共利益、是否符合法律的目的、是否具有合理性等因素。起诉裁量权的滥用主要包括对应当起诉的案件而不起诉,对不应当起诉的案件而起诉两种形式。对起诉裁量权的控制包括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而以内部控制为主。上级检察官可以通过下达指令或移转案件的方式以实现对下级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内部控制。这种内部控制可以统一追诉标准及法律适用,防止个别检察官滥用职权或或同一案件不同检察官适用法律不一致的情况发生,借以维护司法公正。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庭前证据开示制度

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是控辩制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是审判公正和效率的基本保证。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也有利于律师发挥辩护职能,有利于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从而提高审判质量。公正与效率、依法开示、双向开示、公共利益豁免是证据开示应遵循的原则。     

检察官的不轨行为与错案防治研究——美国的考察及其借鉴

在美国,检察官的不轨行为是催生错案的重要原因,主要包括:隧道视野;法庭上的不端行为;对物证处理不当;不开示无罪证据;威胁、引诱证人或唆使证人作伪证;使用虚假或误导性证据;骚扰或对报告人或其辩护人表示成见、宿怨;以及在大陪审团程序中行为不端。究其原因,美国检察官的民选经历,使其更青睐严厉刑罚以获得民众支持;对抗制的诉讼模式刺激了检察官更强烈的胜诉欲;另外,缺乏多元和强有力的制裁也是导致检察官不轨行为滋生的重要原因。针对检察官的不轨行为,美国司法部门以起诉环节为中心从多方面规范检察官的诉讼行为,如引入检察官客观性义务,强化证据开示制度以及建立对检察官不轨行为的惩戒机制等。刑事错案是各国司法界共同面对的难题,美国司法从检察官视角的错案防治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论反倾销立法中的公共利益原则

全面权衡利弊得失,统筹兼顾各利害关系方权益的公共利益原则,是反倾销避免片面保护国内产业而损害国家整体利益的安全阀。我国的反倾销立法虽已确立公共利益原则的适用,但无论是在实体法还是在程序法中仍存有缺陷。因此,应借鉴国际反倾销立法的合理性规定,完整明确地界定公共利益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制订公共利益调查辩论式听证程序的规定;健全合理的时效制度;增补较少征税规则。     

论我国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以英国为参照

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是一种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抗辩事由,是平衡社会公私权利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该抗辩制度长期没有确立。2020年,我国司法对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的拟定进行了积极尝试,但还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明确;二是对披露对象限定比较严格;三是对不适用这一抗辩的例外情形的拟定比较模糊。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在英国有着长期发展,在公共利益的具体内容、披露方式和对象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国可以借鉴,在界定侵害公共利益时应当以打击犯罪为基础,扩大到不法行为,并结合国情适当扩大披露范围,同时限定不可适用这一抗辩的例外情形。     

优化检察官选任机制的思考

目前,中国检察官的选任制度存在着人员准入方面的“低门槛”,检察官任职资格要求较低,检察机关人事管理体制行政化,检察机关职能部门的分类制度影响检察官职能的发挥等弊端。优化检察官选任机制的有效途径是严把进人关口,加强检察官职业培训,强化任职条件,确保人事管理权相对独立,完善主诉、主办检察官制度等。应建立检察官的分类管理制度,避免检察官职位设置的随意性;改革检察官职务保障制度,调动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以此作为优化检察官选任机制的制度保障。     

司法责任制背景下的检察官惩戒制度改革

检察院司法责任制改革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权责关系的改革,是通过重塑权责关系,达到以“责”束“权”的目的。但这项改革未解决检察权运行的动力问题。职业化的检察官惩戒制度从根本看是一项重要的职业保护制度。我国近年检察官惩戒制度改革出现了目标背离,该制度有沦落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辅助性制度的可能。对此,有必要明确检察官司法责任制与检察官惩戒制度各自的目标和发展方向,从检察官惩戒审理程序、惩戒依据体系建设、惩戒措施体系完善等方面完善检察官惩戒制度,实现检察官制度的良性发展。     

检察官在刑事司法正义中的地位与作用

现代司法理念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理念总是强调裁判权在刑事司法正义中的独立性,强调法官在刑事司法正义输出中的绝对地位和作用,弱化或者忽视检察官的地位与作用。但从检察制度的历史发展、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体制中的角色以及中国现实的检察制度等方面考察,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和法院的裁判权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刑事司法正义是法官和检察官司法共治的结果。     

论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以新一轮检察权运行机制的改革为视角

我国检察体系奉行检察一体原则,在法律定位下检察权运行的主体为人民检察院,但在检察实践中检察权具体运行却是由检察官来完成。立法与实践的悖反,使得检察官独立运行检察权成为当下检察权运行机制改革的重点。通过域外检察权运行机制的考察,发现我国检察官在行使检察权中存在着检察一体机制的不利制约、行政化管理模式的不当干预和检察官职务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笔者拟对这些现存问题进行研究,探寻出适合我国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正确路径。     

扩大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的依据及设想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产生及发展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目前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主要局限于由检察机关牵头所提起的这一行政公益诉讼类型,原告资格范围受到限制.西方国家以“利害关系说”和“私人检察官”等理论依据为依托将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逐步扩大,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并未明确规定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但结合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发展状况和行政公益诉讼实施成效,我们应将其逐步放宽至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商自然人破产能力之承认与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实现

根据我国现行对票据法的有权解释,商自然人可以作为汇票的付款人进行票据支付行为.但是我国新颁布的<破产法>仍然没有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这样势必造成商自然人作为汇票付款人.当其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时,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行使遭遇阻碍的后果.因此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对于弥合法律之间衔接的漏洞.保证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顺利实现,贯彻落实票据法的立法宗旨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