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数字生存与文科大学生数字素养培养

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洪流，各国政府把提升国民基本数字素养和技能提到国家战略高度。把研究的视角投向文科大学生，结合文科教育的特点，分析文科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的价值意义，探索培养的重点和策略，以提升文科大学生的数字素养，有利于其高效参与数字经济建设和数字社会治理。     

数字政府背景下政务数据共享机制优化研究

政务数据共享是数字政府建设的主要内容,厘清政务数据共享相关机制是提升政务数据共享成效,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之举。基于此,该文以“激励—协调—保障—约束”为分析框架,客观分析我国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存在的不足,旨在为进一步提升政务数据共享成效提供借鉴。研究发现,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存在动力机制不足、协调机制不畅、保障机制不健全、约束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政务数据共享难以发挥提质增效的作用。研究表明,政务数据共享机制亟需将强化动力机制、完善协调机制、健全保障机制、加强约束机制作为着力点与突破口,助推政务数据共享的深化发展。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省级数字政府建设策略

在当前形势下,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突破口,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基础工程。省级政府作为执行国家战略的主要行政层级,需积极探索并统筹规划建设数字政府,提供人民满意的服务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结合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对数字政府建设的要求,针对当前建设现状及普遍存在的问题,省级数字政府要以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从行政管理、社会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等维度,按照“大系统协同、大数据融合、大管理引领、大知识赋能”的思路,开展顶层设计和制定建设策略。     

数字媒体时代新闻人才培养的专业化路径探索

数字媒体时代高校新闻人才培养需要树立专业意识,着眼于学生核心竞争力的建构,将学生的媒介技术运用能力视为入职基本素养,提升学生的多媒体内容整合能力,将培养学生的人际沟通协调能力视为根本。师资建设上的＂派出去＂和＂请进来＂策略,硬件建设上的数字媒体实验室建设,课程建设上大胆的教学理念与课程改革,是数字媒体时代新闻人才培养专业化的重要路径。     

数字政府视角下政府网站服务能力提升研究

政府网站是政府信息公开、政民互动、政务服务的重要窗口,也是数字政府的重要载体和建设内容。在数字政府视角下,应以大数据思维和技术作为基础驱动力,以新型管理、新型技术、新型渠道为政务网站建设的转型方向,围绕数字化履职体系、制度规则体系、数据资源体系等五大体系,全面提升政府网站的服务能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数字政府建设的技术跃迁、目标导向与可行路径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参与数字政府建设，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驱动，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数字政府建设的功用，与其相对于既有人工智能技术的技术跃迁息息相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理解与生成能力跃迁、文本生成能力跃迁和知识更新能力跃迁，是与数字政府建设联系最为紧密的技术跃迁，对数字技术参与政府内部工作、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均有重大功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数字政府建设的根本目标在于建设人文数字政府，直接目标在于实现效率数字政府，长期目标在于建成智慧数字政府。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数字政府建设的可行路径在于实现权利保障优位、效率与责任并行和安全与发展均衡。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数字政府建设的广阔前景和风险问题，要加快我国自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字政府建设领域的应用培育。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数字政府建设——改革图景、赋能机制与提速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数字政府是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演进的政府新形态。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数字政府建设与发展方面逐渐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角色转变。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全球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化发展战略、服务型政府建设战略三源汇合,共同构成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政府建设日益提速的核心动力。围绕新时期的数字政府建设,源自中央层面的制度创新、专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与政府层面的治理创新相融合,共同形塑了数字政府建设的未来路径。加快政府治理数字化变革,集约建设政务服务平台,以新科技革命驱动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新时期数字政府建设提速的显著表征,亦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之举。     

数字文明新时代背景下的数字政府建设：规划图景、改革路径与实践经验

数字政府是指政府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综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互联网技术，对治理过程所需的各种数据和信息以数字化形式自动采集、整合、储存、管理、交流和分析，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与决策科学性的新型政府运行模式。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指数级的速度不断深化拓展，人类加速迈入数字文明时代，互联网与政务服务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备项。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创新成为驱动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强大内生性动力。面向未来，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以数字化引领智能化、以数字技术赋权公民参与，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向纵深发展，既是守正创新和开创政府治理现代化变革新局面的重要抓手，也是在数字文明时代取得全球数字治理竞争优势的关键之举。     

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困境及其因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数字政府与法治化相互契合，法治化成为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要素、重要标志，同时成为解决数字政府价值冲突的重要途径。当前数字权力的扩张与数字权利保障的失衡、数据共享成本高昂催生数据孤岛的形成、数字鸿沟加剧信息“贫富差距”、政务数据面临安全挑战等构成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困境。对此，首先需要在入口规制、过程规制和结果规制三方面抑制数字权力扩张；其次，加快推进平台共治重塑政府运行模式、消弭数字鸿沟以保护数字平等权、加强救济机制以保障权利免受数字权力的侵害；最后，在政务数据开放程序法定化、数据利用安全过程机制以及数据留痕备查和考核评估机制等三个方面构成政务数据安全防护体系。     

数字技术与政府治理有效性:来自28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政府治理有效性是对治理能力予以定量识别的重要参考。本文基于2003—2021年我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对提升政府治理有效性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够提升政府治理有效性。进一步将政府治理有效性细分为经济治理有效性和社会治理有效性发现,数字技术既能够通过要素流动机制让企业信息获取能力提升和重资产比重降低,提升经济治理有效性,也能通过政治参与机制增强民众政治效能感和政府信息处理水平,帮助政府提升社会治理有效性。在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城市、适度数字人才集聚度城市、超特大城市、副省级以上城市、资源型城市以及市场化程度和财政透明度高的城市中,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有效性的作用更强。同时,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在东部沿海、黄河中游等人口密集地区显著为正,在西北地区显著为负。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有效性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本地数字技术发展也能促进相邻城市政府治理有效性提升。对此,政府应制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政策,加强民众数字素养教育,制定全国性的数字治理发展规划,构建地区间协同互通的数字政务体系。     

基于分类管理的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路径构建

2005年的《公务员法》规定,我国实行以职位分类为基础、结合品位分类的公务员管理制度。实行分类管理制度对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如何在分类管理制度下激励广大公务员更好地勤政、廉政和优政,是新形势下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关键问题。根据分类管理制度,为不同类型的公务员设计不同的职业发展路径、拓宽职业发展空间,才能够更有效地激励公务员提高服务质量,从而推动政府行政水平向更高层面发展。     

数字证据对我国民事证据体系的影响

现代数字化技术冲击着传统法律规则 ,对于数字化技术引发的各类新问题 ,各国的解决方式一般是或者扩大解释原有法律 ,或者重新立法。我国在实体法中对这些问题已进行了初步解决 ,但在程序法上还没有解决方案出现 ,因此有必要对之进行研究 ,探求解决方法。从各国电子商务法的订立中可看到 ,对与此有关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应紧密结合其技术特点。数字与数字化过程对民事证据体系的影响 ;数字证据本身的技术性特点 ;以及使用数字证据概念来定义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应作为民事证据的资料 ,并列入民事证据体系中 ,而不应使用电子证据、计算机证据概念 ;数字证据与视听资料书证的关系 ,进行数字证据规则设计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我国数字电视发展前景初探

数字电视是一个信息化系统工程，它是继黑白电视和彩色电视之后的第三代电视系统，代表了电视技术的最高水平。我国是电视系统产品生产和使用的大国，政府很早就重视和支持数字电视技术的发展。当前我国数字电视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但目前已经制定了数字电视实施计划时间表。     

试论公务员的不服从

公务员管理中要求公务员负有服从上级决定和命令的义务,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政令畅通,保证国家机关运转的统一和效率。所以,公务员有"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的义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即使是公务员有服从上级的义务,也必须是在法治原则、依法行政原则的前提之下,公务员服从上级的义务不应当是绝对的。     

扩展公务员聘任的制度空间探究

与永业制相比较,公务员聘任制具有效率与成本优势。我国公务员聘任制度虽于法有据,但在在实践层面遭遇诸多困境,主要是临时、编外聘员于法无据,高薪聘员增加成本,分途管理难以操作,“鲶鱼效应”期望值过高等。扩展公务员聘任的制度空间,关键在于完善公务员聘任制立法,压缩永业制公务员的编制与经费,综合考核聘任制公务员,建立两类公务员之间的流动机制。     

政府形象建设的若干对策思考

政府形象问题,是一个事关政府自身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的战略性课题, 也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本文着重从强化政府形象意识、设计政府总体形象、加强政府决策形象管理、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和优化政府公务员形象、注重政府形象传播等几个方面, 提出政府形象建设的对策建议。     

转变中的国家公务员制度--中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及其比较

20世纪末期,随着西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各国相继掀起了公务员制度(文官制度)改革的浪潮.进入90年代,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深化的需要,我国开始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国情与环境的差别,决定了中西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在目标、战略及具体措施上的不同.但由于共同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加上人事管理过程的共性,西方文官制度改革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以数字中国建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中国是涵盖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和数字生态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性发展战略。实施国家数字中国战略,有助于通过营造良好数字生态来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切实赋能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并提高国际竞争力。在作用机理上,数字中国建设能够强化创新驱动、协调区域发展、保障绿色发展、促进开放发展、推动共享发展。因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建设数据要素市场、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以及完善数字化治理体系。     

公务员精神的责任内涵和指向

培育和发扬公务员精神,是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需要。"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公务员精神是对公务员责任内涵的揭示。培育和发扬公务员精神,就是要强化公务员的责任意识,促进公务员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特征及启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国家公务员的渎职事件不断发生,并呈上升趋势。为此,日本政府于1999年4月颁布了《国家公务员伦理法》,具体规范了公务员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其主要特征表现在:特别职公务员与一般职公务员伦理立法相结合;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内容细致、可操作性强;在对公务员不当处分的救济程序上体现了《行政程序法》与《国家公务员法》的衔接。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规定对我国反腐败的立法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