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置”下的征地补偿费分配问题研究

土地三权(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衍生了源于土地集体所有权的集体收益权、源于农户承包权的承包收益权、源于土地经营权的经营收益权。在大规模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巨额的土地补偿款作为土地收益的集中表现形式,在集体与农户以及不同权益主体之间进行分配。"三权分置"对征地补偿款分配具有决定性影响,它使村集体、普通承包农户以及承包大户(经营性农户)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补偿款分配差距,并有可能带来农户之间土地收益(收入)分配的非平均化,进而造成农户之间的收入分化。     

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问题研究

做好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既有利于维护前期农地确权成果,也有利于化解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的农地矛盾和纠纷。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方式选择上,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都有较为强烈的调整诉求,且适当调整的农地延包方式占据主流意愿。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诉求的内在逻辑不同,农户群体归因于无地和少地人口对获得农地的诉求以及解决家庭层面土地细碎化问题的诉求,基层干部群体的诉求缘于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化解土地纠纷的考虑。做好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要立足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的诉求,在坚持维护好农民利益和促进农业现代化大方向的前提下,开展多层次的衔接试点,做好衔接的前期准备工作;构建“有地分地、无地赋权”的利益调整机制,保障无地少地农户合理权益;合理发挥集体所有权的资源配置功能,推进“小田变大田”和功能分区改革。     

基于大样本调研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化解对策

近年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呈现上升趋势,摸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状况成为当前土地确权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历时三年(2013—2015年)对东、中、西部多个省(区)不同类型农户土地纠纷现状的调研发现,区位关系、经济水平、政策及乡规民俗等是导致我国农村土地经营纠纷的主要原因;土地纠纷发生率在10%以内是大概率事件,且农户之间分布较为分散,各地区土地纠纷发生率存在差异,解决途径仍以自行调解和村委会调解为主。为此,需扎实做好农村土地经营管理基础工作,完善土地制度和农民利益保障机制,并进一步推动村民自治和强化仲裁渠道作用,为预防和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保驾护航。     

土地承包农户纠纷的制度原因及其化解路径

土地兼有生产和保障的双重功能,农民对土地具有某种生存性依赖。由此,政府延长土地承包权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符合国家战略并以土地承包法为实施依据;而农户间的土地契约是连接土地保障功能和生产功能的一种装置,这符合农村资源禀赋特征且以合同法为执行基础,农户土地纠纷的实质是政府的政策目标和农民的契约基础之间存在不一致。为了协调政府政策和农户契约,根本化解农户的土地纠纷,必须正确理解政府土地使用权的期限规定,回应土地生产和保障双重功能的特征,采取措施逐渐弱化农户对土地的生存性依赖。     

从承包地征收透视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保护问题

从目前《物权法》对承包地征收补偿的三个法律条文之间的不一致来看,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亟需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错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人虚位以及土地征收对象移位的问题,应明确土地用益物权属性,去除其债权色彩;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人界定为以村为单位的村民集体共同所有;把土地征收对象扩大到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内的用益物权,以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保护机制。     

土地权属争议的界定和调处

土地权属争议不同于其他涉地纠纷,依法由人民政府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调处在范围、主体、性质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征,必须与土地登记、土地确权和行政调解等相区别.在实际调处中,应遵循现有利益保护、从现实出发尊重历史和行政处理先行等原则.     

土地整治纠纷之农民参与解决路径研究

土地整治纠纷表现为土地整治过程中各权益主体间的利益对抗或冲突,且伴随着农村社会结构和土地制度变迁呈现阶段性特征。土地整治纠纷多由农地产权细碎和利益分化所引发,并导致农地利用过程中的"反公地悲剧"。解决土地整治纠纷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结合当前土地整治纠纷的特征,构建适合当下、顺应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又需要相关的政策支持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不仅涉及政策、法律之间的协调,也涉及解决途径之间相互转换和融通。要鼓励农民参与土地整治、土地流转等土地公共政策的制定,不断培养农村社会资本、依靠农民自治解决土地整治纠纷。     

地权分置、资本下乡与乡村振兴——基于公共服务的视角

脱贫攻坚完成后,乡村振兴将是中国面临的更艰巨的任务。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不同,文章认为乡村衰败的原因并不是农民缺少土地交易的自主权,由乡村集体组织解体导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匮乏、土地产权碎化以及集体经济对资本的屏蔽才是造成城乡之间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回归古典成本函数,将市场视为由公共和个体构成的一元整体,分析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之间的共生关系,可以发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潜力并没有被全部挖掘。未来农村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将村集体组织改造为能够捕获各类资本的现代组织,并由其承担重资产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农户可以轻资产运行。由于小农生产模式和公共服务集体之间存在内在冲突,因此,需要将耕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重建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农业平台,完成农业的资本化。是否完善了公共服务以及能否自主地创造充足的现金流是检验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准,为此,要尝试设计价格型政策工具,探索多样化的运营模式,努力推动资本下乡。     

我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解决制度研究——以行政复议申请人范围为视角

征地补偿安置是土地征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具体行政行为.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解决制度事关征收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处置不好会使征地矛盾恶性循环.《国法[2011]35号》对于规范和统一征收补偿安置争议解决制度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对行政复议申请人范围规制的不足会在实践中掣肘其执行力.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的主体包括土地所有权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受让人以及其他土地权利人.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土地冲突分析——现状、类型与趋势

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探讨了农村土地冲突现状、类型和发展趋势.当前农村土地冲突是农村群体性事件焦点,数量庞大;依据冲突主体不同,农村土地冲突可大致分为农户-农户或村-村、农户-村民小组、农民-基层组织及干部、农民-较高层政府及其土地主管部门、农民-资本持有者等五类,每类在方式、博弈过程、规模程度、争夺目标、利益诉求和政治特征上均有所差异;未来农村土地冲突将继续呈上升趋势,中西部地区将会更加明显.     

集体所有、村委管理与村民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兼论“村”的公法人地位

村民是否有资格对村委会的集体财产处分行为提起诉讼,是当下我国村民自治实践中急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在实证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背景下,法院都把集体财产处分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但对村民的原告资格问题却给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回答。而且,不管法院是肯定还是否定村民的原告资格,都分别隐含了把集体财产等同于村民共有财产,或者把"村"定性为私法人的理论错误,充分暴露了村民原告资格在民事诉讼制度框架下的解释困境。实际上,对依据法律和政府行为设立并承担大量公共管理职能的"村",我们只有把它定性为大陆法国家行政法上的公法人才是准确的。一旦恢复"村"的公法人面貌和地位,把村委会处分集体财产纠纷纳入行政诉讼,集体财产的均等分配性特征使村民个人和集体财产之间构成"法律上利害关系",每个村民对集体财产处分行为就都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俄罗斯村社传统对土地所有权制度变迁的深层影响

村社制度是俄罗斯社会最基本的文化传统,在俄罗斯社会变迁中始终作为永恒的背景影响着俄罗斯社会发展,尤其是村社土地公有制度始终伴随着俄罗斯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变迁,俄罗斯土地问题的困境也在于土地私有化和村社土地公有文化传统的冲突,走出困境构建俄罗斯未来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应立足于村社传统。     

农村土地产权的归属、保护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经济学和法学的角度探讨了我国目前农村土地制度中土地产权的界定、归属及有效保护,研究了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和农村土地纠纷的根本原因。用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模型,指出了租税费之间的关系,界定了农村土地税费最高边界,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土地的私有产权归谁,各种税赋将完全由拥有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一方承担,而不是由产权所有者承担。农村土地纠纷及村委会和乡政府的各种违约和侵权的根本原因是机会主义行为,为这种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保护的就是乡政府和村委会滥用的行政权力。     

新中国前30年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变革和发展

记述了新中国前30年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3次变革、4个阶段,以及土地从农民所有农民经营到农民所有集体经营、最后是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变革和发展历程。分别阐述了各种土地经营方式的特点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并指出了各个阶段的历史局限性。最后,依历史发展的轨迹提出了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农村土地制度安排。     

合村并居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价值选择

合村并居涉及集体土地的征用、土地整理、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管理及农地承包经营等各项重要法律制度,是中国农村以土地资源为核心的集体财产权制度的重大变革。打破传统法经济学效率唯一论,运用效率与公平两大价值目标对该制度变迁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合村并居的不同发展阶段,必须为集体所有权制度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即寻找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结合点,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城中村、城边村的改造必须强调土地征用的合理补偿,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强村、大企业主导的村庄兼并必须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干预相结合,使各方集体资产得到平等对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背景下的村庄联合须以最小的公平损失换取最大的效率为原则,提高社区集体资产整体运作效率优先,兼顾社区公共资源的均等分配。     

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土地集体所有权实施现状及制度重构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在城乡统筹配套改革区农民土地极大赋权及土地流转频繁情况下,面临传统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瓦解、集体组织管理权能被压缩和削减等一系列困境,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分地区、有条件地实施集体土地股份合作社试点改革制度,于内部明确农民集体的主体地位及设计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实现农民集体的意志顺利表达,于外部提供法律支持和监督机制,防止国家公权力的侵袭,以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资源及实现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相关问题探讨——以《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法（草案）》为探讨基础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不同于一般经济纠纷仲裁,有其自身特点。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过程中应坚持便民原则、效率原则和维持生产原则。仲裁受理范围应特定,仲裁机构设置应结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特点设置。仲裁裁决因具有行政裁决性质,因而不应具有终局效力。     

城市房屋拆迁中之公共利益判定

现代法治国家,城市房屋拆迁的发动必须以公共利益的需要为前提,但公共利益的判定却有着诸多困惑和难点。因此需要多层面解析"公共利益",明确公共利益的判定标准,以防止政府滥用土地征收权,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肆意拆迁而侵犯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和公民的合法财产权,以协调城市房屋拆迁中的诸种利益冲突。     

论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性质

本文通过对理论界有关集体土地所有权法律性质的几种学说进行客观评析，本着判断一种学说是否科学、合理，则要看它是否能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的标准，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性质是一种新型总有。     

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三化”模式

通过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弊端及农村土地自发变革经验教训的分析,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的法律地位、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产权关系、以土地家庭为基础的基本经营制度、农民土地占有的现状”四不变基础上,实行“农民土地承包权物权化、农户住宅产权化、农村社会保障前置化”的“三化”模式,是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重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