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行为逻辑的变迁及其论争

文章从建构论视角来探讨农民行为逻辑的变迁,认为不存在普遍的、超历史的农民行为逻辑,农民的行为逻辑是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由“国家-社会”具体地建构的.有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型式,就生产什么样的农民行为逻辑;对农民行为逻辑的分析,不能局限于村庄或乡村社会,必须放宽视野.只有放置在特定的历史处境中,或特定的“国家-社会”场域之中才能把握农民行为逻辑的“逻辑”.作者依次以传统社会、集体化社会、个体化社会为例,论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是如何建构农民行为逻辑的.     

农民合作的变迁及其现实困境——基于湘南A村的调查

湘南A村农民合作经历了从传统的互助合作以及宗族组织的合作到国家政权主导下的合作,再到主要是基于经济关系的合作,且合作领域和频率日趋减少并最终陷入合作难的困境的历史变迁。农民合作困境的缘由在于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职能的弱化、小农经营的消极影响、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以及农民＂搭便车＂心理的驱使。     

村落边界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变迁及重建

基于村落边界理论视角,从地域、经济、治理和社会4个维度构建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变迁及重建的理论框架。将农民集中居住区与超级村庄、城中村等既有村庄类型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农民集中居住区边界形塑的实践样态和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不同于超级村庄、城中村等市场驱动型村庄边界的演化过程,农民集中居住区地域边界演化及社会空间重组具有显著的行政主导特征,经济、治理、社会等多元融合的地域关联及边界形塑机制难以有效建立,导致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重建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村落边界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重建应突破“农民上楼”“合村并居”的行政社会实践逻辑,以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重构新型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实现农村生活与城市体验空间融合、农耕文明与都市文化地域重构、礼俗秩序与法理规范协同共治以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政治认同变迁轨迹及其逻辑——以农民土地权利变化为中心的考察

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土地权利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民政治认同感在各个时期的变化,结果发现：农民的政治认同经历了4个阶段,即土地改革与农民政治认同的生发阶段、＂集体化＂及＂人民公社＂时期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复杂变奏阶段、家庭承包经营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再生阶段、市场经济要素的嵌入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阶段;农民政治认同的变迁有其内在逻辑,即改革开放之前,土地权利变动影响农民的生存诉求,从而影响着农民的政治认同感,改革开放之后,土地权利的变动影响着农民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进而影响农民的政治认同感。由此提出,应当从规范政府征地行为、加强农民组织化程度和谈判地位、规范土地市场秩序3个角度,保障农民土地权利,提升农民的政治认同感。     

农民流动与村民自治——流出村和流入村的分析

农民在村庄范围内大量流出或流入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常态.无论是在流出村还是流入村,农民流动都对村民自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流出村,农民流动在为村民自治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流动农民选举权利难以实现、民主选举质量降低、民主管理陷入困境、民主决策难以实现和民主监督流于形式等等.在流入村,农民流动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社会治安的迅速恶化,严重影响了村庄社区的秩序.此外,对大量的外来农民,是否允许他们参与流入村的村民自治,也是一个迫切需要从宏观立法和微观实践中解决的问题.     

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乡村秩序的演化与重构策略——以W州X村为例

乡村秩序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加速推进,乡村旅游主导型村庄数量愈发增多,中坚农民和旅游外来从业者现象愈发显著,进而深刻影响乡村秩序的变迁。本文将X村作为乡村旅游主导型村庄的典型,从该村社会权力秩序、经济分利秩序、人际互动秩序、社会认同秩序等四个维度系统性地分析乡村旅游发展的兴起和阻滞两个阶段对X村乡村秩序的影响。经研究发现,在乡村旅游兴起和阻滞的发展阶段下,X村乡村秩序四个构成要素均发生形色不一的变迁,致使X村乡村秩序总特征经历熟人道义、利益共享——利益竞争、社会冲突两个阶段的特征转变。由X村乡村旅游与乡村秩序变迁历程可知,如果缺乏合理认知与干预策略,乡村旅游对于乡村秩序的影响则是负效应大于正效应的。为此,须借助合理的外力干预措施整合乡村公共空间,以尊重乡村社会内生力量的主体性地位,规制旅游外来从业者阶层的权责界限,从而在乡村旅游发展下型塑成以情感协作、共生发展为特征乡村秩序。     

农民选举参与中的阶层差异——基于CLDS2014的实证分析

利用来自全国农村的8 181个样本考察阶层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村兼业阶层的选举参与积极性最高,然后依次为规模化经营大户阶层、一般农业经营者阶层和亦工亦农阶层,脱农农业阶层的参与积极性最低;农民选举参与中的阶层差异主要取决于农民各阶层与村庄利益关联的强弱,体现出了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一般逻辑。为此,要激发农民的选举参与热情、促进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就必须采取诸如进一步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农村集体经济等措施来增强村民和村庄的利益关联;同时也要根据各阶层农民的利益诉求采取相应的激励和动员措施。     

资本回乡背景下农民合作的内在结构与组织实践——基于鄂中林村美丽乡村建设的案例分析

如何促成农民的联结与合作,是乡村发展与治理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将农民的自组织合作视为一种集体行动,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通过考察鄂中林村美丽乡村建设的案例实践,论述农民开展自组织合作的实践过程,并对促成合作的发生机制和行为逻辑展开具体分析。研究发现,关键群体的成本分担、信任网络的组织建立与村社内部的行动伦理,共同形塑了农户的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并最终促成了合作的达成。其中,经济精英返乡解决了启动合作的资源提供和制度供给难题,为合作提供了前提基础;资本回乡与能人治理培育了维持合作的信任结构与制度力量,为合作提供了约束保障;村社成员的行动伦理与情感道义塑造了独特的成本 收益分配方式,为合作的达成提供了重要支撑。据此提出,美丽乡村建设应该同样重视村庄内部自组织力量的建设,以保障乡村发展与振兴的持久动力来源。     

中坚农民：城镇化背景下中西部农村地区村干部接班人——以湖北宜昌T镇为例

基于典型案例解剖,探析中西部地区村干部接班人的类型及他们的经济社会特征。研究发现,中西部人口流出农村地区,仍有一部分“中坚农民”成为村干部的有效接班人。通过分析当下村干部的主体及其接班人——“中坚农民”产生的经济社会基础及其经济社会属性指出“中坚农民”能够坚守在村庄、愿意作为村庄公共事务的“当家人”的原因,从而为国家和地方政府了解中西部农村地区村干部接班人的现状、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提供第一手资料。     

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双重认同”逻辑以云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引导及配套资金投入，更需要农民的支持与参与。引导农民充分参与，既是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必要条件，也是改进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基于云村人居环境治理案例，指出引导农民参与是复杂的动态过程，涉及国家组织动员与个体行为选择的匹配与耦合。摆脱了基本生活压力的农民，参与行为不仅受利益逻辑的驱动，也受到认同因素影响：一方面是对国家政策理念和人居环境本身的价值认同，重新评估人居环境治理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对乡土秩序和伦理关系的情感认同，重建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建立以认同为核心的农民参与机制，不仅有助于破解实践中“政府干、农民看”的难题，而且有助于农民主体性的生成。     

中农经济:微观实践与理论意义——湖北京山J村调查

农户经济行为深嵌在村庄社会关系中。与经典的理论判断不同,土地流转与阶层分化条件下的J村呈现出“中农经济”样态。中农阶层在土地生产上互助合作,在生活方式上消遣闲暇,在社会交往上保持融洽的阶层关系与强烈的参政兴趣,整个村庄因中农阶层占主导地位及中农阶层的引导作用而表现出团结有序的面貌。中农阶层为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破败的农村社会注入活力,为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平稳增长提供保障,有助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农民合作能力的增强。尊重农民的经济行为,探索出一条以大多数农民为主体,最大可能增加大多数农民福祉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纵横磨合：乡风文明建设的多重逻辑——基于湖南省14个市州的调查分析

作为乡村公共事物治理的乡风文明建设,其绩效不仅受到国家、地方政府、村支“两委”、农民四个主体行动逻辑的影响,而且受到乡村既有“权力-利益-规范”网络的约束。前者是自上而下纵向支配的科层逻辑,后者构成横向平等交互的协商逻辑。两种逻辑的磨合、博弈态势,制约着乡风文明建设的最终成效。从目前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看,占据主导地位的纵向科层逻辑,还不能与乡村横向逻辑完全契合,使得乡风文明建设遭遇困境。乡村社会个体化带来的公共生活衰落,进一步加剧了乡风文明建设困境,最终导致建设成效差强人意。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要以重建乡村公共生活、培育乡村良性社会资本为重点,采取纵向自上而下与横向平等交互相结合的双向路径。     

从家庭到社区:产业振兴中农民双层合作体系的建构机制——基于山东省B县电商产业的实证调研

从家庭到社区的双层合作是农民主体有效参与新兴经济业态,助力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新兴经济产业通过“市场社会化嵌入”的驱动扎根乡村社区,带来村庄内外系统中资源、关系的优化配置。在此基础上,市场利益与农民家庭的发展目标契合,核心家庭、扩展家庭内部实现策略性整合;立足家庭的生计发展合作,依托传统社会关联和政府引导的正式组织,社区层面的各市场主体则形成纵向一体化的弹性产业合作。这一双层合作体系以产业振兴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孕育出社区可持续发展、公共性成长和治理资源培育的新路径。加强政府统筹规划和多元组织能力建设,是避免合作异化和产业利益脱嵌于村庄的关键。     

村落终结视角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村落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以河南Z村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从村落终结的视角出发,以村落社会交往与村落权利的重构两方面为抓手,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村落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结论认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社交中心普遍出现外移现象,已经超出农村"熟人社会"的范围,促使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序格局"被打破,并且他们主动参与村落权利的建构过程,表现出更多的政治热情和对现代民主观念的践行。可以说农民工返乡创业既加速了中国小农经济的解体和传统农民的分化,也是实现农民自身终结与村落终结及城乡一体化的重大契机。     

生计与生存：集体化时代的村庄经济与农民日常生活——以山西平遥双口村为考察中心

在集体化时代,为保障农业集体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转并实现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国家通过经济制度安排的约束、政治意识形态的引导以及社会流动上的限制等手段使农民投身于农业生产,但劳动安排和工分管理的不足使集体生产产生困境。一些农民往往跨越国家政策规定的界限进行手工业劳作和倒买倒卖,这些手段被赋予了政治含义,受到约束限制,有些人甚至因此而被戴上“帽子”,成为“阶级敌人”。不过,村民依然通过非农业劳动甚至偷盗来获得生存所需。农民的生存理性和村庄传统对于农民的生计观念和谋生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革命的现代性逻辑遭遇到农民日常生活逻辑的抵抗,使看似无可辩驳、无法更改的人民公社体制机体受到村民虽然微弱但却是日积月累的侵蚀。     

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样态研究:基于 Wirth-Redfield 模型的分析———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

基于Wirth-Redfield 模型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将农民集中居住区视作一种乡土—都市连续统的特殊地域社会类型,从公共空间和社区意识两个维度考察该地域社会类型都市性嵌入与乡土性嬗变的实践逻辑。 首先,公共空间结构转型,一方面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使得社会交往趋于公共化且打破了基于地缘关系的社会互动模式,实现基于村庄认同社会互动到基于社区认同社会互动的转型;另一方面社会认同转型在改变乡土世界运作规则的同时也使得后乡土中国的农民公私观念发生微妙变化。 其次,社区意识悄然崛起,一方面社区环境商品化增强社区归属感和家园意识;同时,房屋产权明晰化使得业主身份建构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通过社区基层组织与村组织有机融合引导村干部逐步向社区干部过渡,干部管理社区化既是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主要议题也是重构社区组织认同结构的必要路径。 最后,Wirth-Redfield 模型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不仅仅是人口聚居模式和社会样态的显性变化,更是一场隐形的文化转型,其核心是要告别乡土社会实现一种新型的城乡文明关系。     

村落的经济变迁及主导因素——以长江中游一个移民村落观村为个案

以湖北秭归一个移民村落观村为个案.历史上观村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是一个工商业聚集区,即一个基层的集市,但由于政治权力逐渐渗透的乡村社会,致使村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转变.该文以历次政治运动为分界点,分几个阶段描述观村50多年来村落经济变迁的过程,并结合时代背景,总结村落变迁的特点,并探讨观村的经济变迁的主导因素.     

社会转型期农民意识的变化

人的意识的变化既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也是一个人为的积极建构的过程,转型期农民意识的变化正反映了这一特征。改革开放前,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民的传统意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在小农经济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农民的现代公民意识难以形成或被建构。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农民的意识才真正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农民意识呈现出"碎片化"。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需要加强农民公民意识培育。     

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的历史考察

建党百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伴随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协同共治主体、乡村振兴新时代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统领的多元共建共治共享共同体4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始终遵循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演进逻辑和党的政治引领与农民自治实践相统一的行动逻辑,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体系。     

对农信息传播供需双方行为表现及其成因分析

本文首先对对农信息传播供给者和需求者双方行为表现进行了考察.信息供给者角度主要从国家对农媒介资源硬件供给和内容产品软件供给进行分析;信息需求者角度主要以对江苏省淮安市和福建省永安市的农村受众大众传播媒介拥有、接触频率、接触内容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信息选择或然率公式对信息传播的供给者的信息传播行为和需求者的信息接收行为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促进农村信息流通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