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收入差距的新趋势——基于雇佣合约的视角

我国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形式多样.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家庭调查数据,基于回归、分解和倾向值匹配等方法展开实证分析,考察在不同雇佣合约下工人收入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并进一步区分不同雇佣类型工人的收入差距是市场有效性的反应还是市场分割带来的租金.回归结果表明,雇佣合约期限与收入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不同雇佣合约关系下的工人收入决定机制存在差异.进一步的分解发现,在均值和不同分位数上分割效应对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始终高于禀赋效应,即不同雇佣合约类型之间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本文还采用分层倾向值匹配去除可观测的样本选择偏差,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不同雇佣合约之间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的收入差距这一结论.     

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下的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及其分解

文章主要回答多重分割下的劳动力市场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问题。采用CFPS2014基线调查数据，基于Neumark和Brown分解方法，考察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下城乡户籍劳动者的工资差异及其原因。结果表明，中国行业、所有制、职业与区域城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劳动者；Neumark分解的结果表明，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82.24%是由劳动者个体特征引起的，教育水平的差异是引致城乡劳动者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还有17.76%的差异由户籍歧视造成。进一步Brown分解显示，无论在行业、所有制、职业及区域分割下，就业机会差异均不是导致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部门内部城乡户籍劳动者同工却不同酬是户籍歧视的主要原因。文章在两个方面丰富了现有研究：利用Neumark和Brown等多种工资分解方法深入分析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对城乡工资差异的影响，从劳动者个体特征和市场歧视两个视角为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收入差异的特征事实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采用微观数据考察城乡劳动者工资差异，更加深入揭示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背景下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的微观差异，为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对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影响提供了最直接的经验证据。     

双重市场分割下国有与非国有企业职工 工资差异研究

本文利用2002年、2013年的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数据与基于RIF-OLS回归的分解方法,在劳动力市场所有制与区域双重分割框架下分析了两时期中国所有制分割效应对国有与非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差距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证实,国有与非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差异决定中的所有制分割效应存在,且与区域分割有叠加作用.从2002年到2013年,所有制分割的贡献率下降,且直至2013年,工资分布中位数上的所有制分割扩大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工资差异的作用仍然显著.此外,本文还讨论了职业类型、合同类型在工资决定中的重要作用.     

农民工群体内部工资收入差距实证研究——基于CGSS2013的调查数据

农民工收入差距问题备受关注,但目前对农民工群体内部工资收入差距的研究涉及较少.本文基于CGSS2013的数据,依次采用分位数回归、Ordinal Logistic模型和泰尔指数分解等方法聚焦分析了农民工群体内部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工资收入组别之间的相对差异,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的具体因素.结果表明:男性、大专及以上学历、签订劳动合同、私营雇主性质和东部地区就业这些因素主要影响农民工群体内部工资收入的组间差距,而已婚、非农工作年限、全职工作、外资合资雇主性质这些因素则主要影响组内差距,其中男性、大专及以上学历、全职工作、私营雇主性质这些变量发挥着较强的作用.     

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经济分析

利用CHIP2008数据,分析了当前中国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两个群体就业岗位获得和工资差异,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起的歧视程度进行了估算。实证结果显示,农民工和城市工的平均工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25.39%的工资差异是由个人特征不同形成的,74.61%的工资差异要归结于歧视性因素。歧视性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业内部的歧视,占到工资差异的37.81%;二是职业间的歧视,占到工资差异的25.39%。对于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不但会给农民工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和心理上的压力,最终也会对歧视者本身产生负面影响,并使得整个社会福利发生净损失。     

我国工资水平差距分析：歧视性工资现象

利用2012年全国31个省的微观调查数据,在经济区域划分的基础上,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对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歧视性工资结构进行了分析及解释。研究结果表明：从与个人相关的户籍工资差距、性别工资差距、民族工资差距分析结果来看,劳动力市场的歧视仍是工资不平等的主要根源。教育在缩小户籍工资差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技术水平在缩小性别工资差异方面不容忽视,工作经验可以缩小民族工资差异。从歧视性工资结构来看,经济越发达的区域,流动人口在教育上的歧视、女性在年龄上的歧视、少数民族在教育和工作经验方面的歧视越凸显;从与收入群体利益相关的行业工资差距分析结果来看,教育回报率总体在增加。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行业歧视性工资表现由对劳动者的年龄和健康程度歧视转变成对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上。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工资差异

本文通过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综合考察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导致农民工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但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只是在高分位点处具有微弱影响;在人力资本各变量中,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应在低分位点处略低于受教育程度,但在中、高分位点处的影响效应则要显著大于受教育程度。因此,要在努力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同时,设法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从而改善农民工的收入状况。     

农民工与城市工的工资差异及其分布效应——基于CGSS2013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分位数分解法分析了农民工和城市工的工资差异,研究表明:从全国和东部地区来看,城市工和农民工的工资差异主要是来自于两个群体的禀赋差异,歧视所占的比重较小;在中部地区,中、低分位上的系数差异大于禀赋差异,中、高分位上的禀赋差异大于系数差异,对农民工的歧视主要存在于工资分布的低端;在西部地区,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工资差异、系数差异和禀赋差异都不断提高,禀赋差异和系数差异为两个群体的工资差异做出了大体相同的贡献.这意味着,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保护农民工免于工资歧视的政策着力点应放在中部地区的低收入阶层和西部地区.     

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工资差距趋于合理吗？--基于反事实估计的比较分析

改革过程中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差距不断扩大，差距的扩大是否趋于合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利用19912011年的CHNS数据，估计了不存在市场分割下的反事实的工资差距，发现当所有制分割不存在时，部门间工资差距趋于不断缩小。实际工资差距与反事实工资差距的对比表明，19912000年市场化的改革使两部门工资差距从不合理状态趋向合理，而20042011年工资差距又再次趋于不合理。因此进一步强化国有部门参与市场竞争的力度，削弱市场分割是缩小工资差距的有效途径。进一步的分位数分解表明，国有部门中的中低技能人员最早在改革中获得合理化工资，但也是后来获得不合理工资溢价比例最高的群体。如果进一步改革将通过减少溢价来降低收入差距，则大多数国有部门员工的相对工资都会下降，而受影响最大的也将是国有部门中的中低技能人员。     

人力资本、企业制度与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基于重庆市农民工工资调查研究

通过重庆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本文构建了农民工工资决定模型,并利用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法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程度、务工年限、就业培训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性别和婚姻状况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中低收入群体有显著影响,对高收入群体没有显著影响,企业所属行业对工资有显著影响;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有一定影响,特大城市农民工工资显著高于城镇,大城市农民工工资低于特大城市并显著高于城镇,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农民工工资没有显著差别。     

人力资本与户籍歧视——基于浙江省企业职工调查数据的研究

利用最近浙江省企业职工调查数据所进行的关于人力资本对城乡户籍歧视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工资差异的80%是由个体特征差异引起的,另外20%是由歧视造成的;城乡户籍歧视主要发生在高中组.该群体的受歧视程度高达45.9%,其次为大学组和初中组,分别为29.5%和-2.0%.这一结果使那种认为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降低受歧视程度的假说在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上得不到很好的验证.另一种补充的假说,即职业竞争假说认为,由于民工荒的存在,低学历的农民工在差的职业岗位上供不应求,其岗位竞争激烈程度较弱,因此歧视影响较小,而高中组遭受严重歧视是因为职业岗位竞争激烈,使得该群体的一部分在同等条件下接受低于城市本地人的工资收入.消除城乡户籍歧视和工资差异,关键在于建立公平、公正和平等的就业环境.     

劳动力流动、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与城乡收入差距

农民工资地区趋同、行业差异区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同势变化的中国城乡经济特征事实,表明劳动力用脚投票,流向差距小的地区,同时也发现劳动力流动、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因果循环关系,并运用1990-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农民受教育水平与人均工资性收入呈现非线性关系.劳动力流动是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及份额提高的重要途径,增加地区的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份额是改变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的重要手段.因此,流入地中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可以通过吸引更多农村流动劳动力而改善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流出地则可以通过增加更多的流出人口缩小该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然而从流入地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在区域间所占比重看,容易形成“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民工资性收入份额低—城乡收入差距大”的恶性循环.从农村劳动力流动视角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保持不变的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会使流入地的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及份额增加幅度、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幅度均超过流出地.     

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农村大学生和农民工视角的分析

农村培养大学生进城导致农村资金和人才的＂双重流失＂,各种教育成本使得大多数农村家庭丧失了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减少了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量,影响农民收入;农民工进城实现劳动力由生产效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转移,促进了经济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其效果并没有如经济理论所预期的那么显著。其原因在于各种制度性壁垒和人力资本壁垒,抑制、阻碍了农民工在城乡之间自由的流动。所以,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该不断改革和完善当前失衡的教育管理制度和农民工流动的各种制度性壁垒,以及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和能力。     

农民工分层:中国城市化思考

中国农民工是当代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农民工的社会分层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独特现象,更是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的产物。中国农民的市民化,首先是要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但人数过亿的农民工又不可能同步市民化,或者同时融入城市,它必须经历一个渐进地、分期分批地进入过程。为此,文章运用代理论与社会分层理论来分析农民工分层,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将进城的农民工大体上分为准市民身份的农民工、自我雇用的个体农民工、依靠打工维生的农民工、失业农民工、失地农民工五个层次。     

关于完善农民工就业的经济政策的思考

农民工就业状况正从农村和城市两方面得到改善。在农村,国家加强了新农村建设;在城市,各地加快了和谐就业的步伐。然而农民工就业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户籍制度的改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就业中存在的问题,根源在于就业的总量矛盾。因此,用经济手段扩大城乡就业容量是根本途径。引导城市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向农村转移,实现"农村工业化",构造"离土不离乡"的就业模式是解决农民工就业的不足,实现城乡和谐就业的较好途径。     

佛山市灵活就业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所有制形式和劳动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发展,灵活就业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而相对于具有稳定职业的农民工,当前灵活就业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制度设计存在诸多问题,这严重影响了灵活就业农民工基本权益保障和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文章通过佛山132个调研数据,在摸清现阶段灵活就业农民医疗保障的现状基础上剖析其存在问题,进而从制度完善、地区转移、保险设计、法律、医疗救助和政策宣传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影响农村非农就业规模的主要因素:理论模型与统计检验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修正表明,由收入差距和农民工就业率决定的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是影响农村非农就业规模的主要因素。劳动力市场均衡分析表明,各种因素共同影响最终形成三部门条件下新的城乡收入差距。统计检验表明,务工工资与务农收入差距和农民工就业率是影响非农就业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农民工人力资本储量、人均家庭负担以及城市现代部门工资与务工收入差距的影响也较显著。因此,政策制订者必须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和构建人口流动管理长效机制规范农村非农就业。     

新生代农民工讨薪行动演化根源及治理

新生代农民工讨薪维权呈现合法性支持趋好的结构性变化,从生存型权利向发展型权利的渐进和扩张,其行动意愿及维权方式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占有和城市社会关系嵌入的状况,那些受雇就业者的临工化境况堪忧,自身权益救济无力且困顿于劳动合同的灰色陷阱,以致讨薪行动“常态性”地演绎。有业可从和获取较理想的收入是农民工行动的首选,目前权益救济的制度性通道拥挤且潜在成本不低,非正式乡土关系网络的聚变性力量不可低估。建立灵活稳定的就业长效机制,形成雇主、农民工和政府多方参与的诉治组织,进行完善劳动法律法规的制度补阙,更能有效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和抗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