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对艾青诗歌内在灵魂的探究

艾青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领唱人。当中国式的现代派诗人在中西交融的理想旗帜下折回到诗歌创作的“纯诗”之路时,同样接受西方文化的艾青则开创了一条将时代情绪、民族传统、西方现代诗艺与个人气质相融合的艺术之路,正是这种融合奠定了他诗歌的内在灵魂。本文从艾青继承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和他自觉运用西方现代诗艺为表现手法出发,探讨艾青诗歌内在的精神之魂。     

世纪回眸:新古典主义诗美流向——台湾当代女性诗歌综论之一

作为中国诗歌当代分流的台湾诗歌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坚实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作为台湾当代诗歌王国中的一方重镇,女性诗歌亦走过了同样的诗路历程,取得了同样巨大的艺术成就。台湾当代女性诗歌,无论是诗人的数量,诗歌的质量,还是诗学的营造,诗美的流变,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艾青与新诗诗体建设——艾青中后期诗歌的格律化倾向（之二）

百年新诗诗体建设滞后，诗体危机是目前新诗自身的首要危机。艾青早期诗歌追求散文美，反对音乐性；其中后期诗歌出现格律化倾向，追求音乐性。新诗应当加强音乐性，适当规范自由诗，克服其自由化和散文化之弊；大力发展现代格律诗，创建诗坛合理生态。这是艾青的诗歌探索历程给新诗诗体建设课题的启示。     

中国诗歌的现代嬗变

现代诗是具有现代性的诗。中国现代诗在历史的嬗变过程中涌现出一些代表人物并取得了骄人的实绩。现代诗反叛冲击传统的审美趣味和诗美理想，体现出一种新的诗学精神。诗的现代嬗变的诗学意义，在于诗艺之变突破了诗歌表现方式的心理圃限；诗意之变凸显了诗歌的智性之美；诗人品格，也由“志士才子”转化为“赤子哲人”。现代诗人品格的形成，是诗学精神的深层变革。     

论郑敏对中国现代诗学的贡献

郑敏着眼于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总体目标,三十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国现代诗学的诸多问题,为中国现代诗学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主要表现在:她高度重视诗与生命、诗与文化、诗与哲学的关系,提出了要建立一种融生命诗学、文化诗学、哲学诗学于一体的具有更高境界的大诗歌观,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种种狭隘、偏激、平庸的诗歌观,提升诗人和诗歌的精神境界,中国新诗才能与世界诗歌发展同步,才有可能进入世界诗歌之林。她在"结构—解构"思维影响下,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新诗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主张:认为中国诗学建设要认真解决好继承与创新的问题;要树立正确的诗史观,编写"健全公正的诗歌史";要大胆消解对诗歌权威的迷信,从诗歌艺术、诗歌发展的角度去客观公正地评价诗人诗作;要重新审视权威的诗歌观,认识其不足及其负面影响;要消解中心,破除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诗歌创作、诗学研究的误导;要正确处理思维与感觉的关系,重视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王夫之诗学“声情”论析要

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位杰出总结者,充分注意到诗与乐的同一性,极为重视对诗歌音乐美特征及规律的研究,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用“声情”这一概念论诗评诗的诗学理论家,“声情”论是他的“诗道性情”命题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他看来,“声情美”即诗歌艺术的“穆耳协心”,亦即在“动听”的同时又道“性情”(包括诗人和欣赏者双方的性情).“声情”论体现了王夫之对古代诗歌艺术审美特质和文体特征的精到认识,在其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艾青诗歌的艺术想像美

艾青的诗歌创作,始终坚持形象思维的艺术法则,凭藉艺术想像的魔力,运用抽象寻求具体、具体升华为抽象、抽象与具象相契合的三种类型的构思,进行取材和立意,成功地处理了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与抽象、现实与理想、思想与艺术的辩证关系,形成艾青诗歌艺术的总体格局,亦为中国新诗艺术铺展了一条切实而开阔的道路。     

民国时期巴蜀诗学向传统诗学的回归——以刘咸炘诗学研究为中心

民国时期，在新旧诗学交替过程中，巴蜀诗学依然保持着传统诗学的传承。这种传承是通过巴蜀学人对传统诗学的坚守来完成的。刘咸炘的诗学思想是民国时期巴蜀诗学史上传统诗学传承的一个缩影。刘咸炘诗歌理论回归于传统的诗学观，倡导温柔敦厚的诗教论，提倡学习汉魏诗歌，延续汉魏风骨的诗风。作为传统诗学的捍卫者，刘咸炘并没有表现出对新诗创作的反对，他对新诗的创作，不是避而不谈，而是保持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去认识和理解。刘咸炘创作的古体诗融入通俗语，反映时代特征，体现了当时巴蜀诗坛旧诗人在新旧诗体的交替过程中坚守传统诗学、努力为旧诗的发展寻求一条新的道路的追求。     

诗意人生与诗化哲学的同谋──栗原小荻论

栗原荻系中国当代著名青年诗人,也是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歌的重要代表之一。出版诗集多部,其中,抒情短诗《黄房子》及大型影视剧诗《血虹》在世界华语诗坛产生了重大反响。其诗歌在诗艺的探寻、意义体系的深层揭示与全新建构上具有典型的个性化、独创性品质,为中国当代诗坛作出了独到的贡献。本文就其坎坷人生、抒情短诗创作、影视剧诗创作三方面评述栗原小荻艺术创作与诗意人生追寻同步,文化批判与文化建构同步,艺术境界追求与艺术哲学思考同步,从而走向更美好的审美人生的主要的生命历程与精神轨迹。     

论陶诗的诗学意义——对冲淡诗美范型确立过程的考察

陶诗的诗学意义在于陶渊明创造了独特的冲淡诗美范型.这一诗美范型的确立有一个过程,晚唐司空图对陶诗的研究是关键.司空图之前的评陶、论陶大体属于陶诗风格的体认阶段;司空图依据陶诗以及与陶诗风格相近的王维、韦应物的诗歌,提出"冲淡"的诗美概念,使之成为一种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理想风格范型.司空图之后.苏东坡既评陶又和陶,一方面时陶诗之美有高度的概括和精细的辨析,深化了司空图的诗学理念;另一方面又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对陶诗进行全面的赓和,使陶诗所代表的诗学理想落实为一种诗学实践精神.     

于坚诗学观念中的二元对立因素对其诗歌写作的影响及其他

当代中国的诗坛上，云南诗人于坚的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都是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存在，而他的诗歌写作与其诗学观念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关系。本文在发掘出于坚诗学中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了于坚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对其诗歌写作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指出了其诗学观念存在着的先天缺陷和危险的偏执倾向，以及其诗学观念难以回避的一种尴尬。     

略论艾青早期和中期的诗作

艾青,作为中国当代诗坛的泰斗已走过了五十余年的创作道路,从他放下画笔拿起诗笔创作第一首新诗《会合》开始,就以澎湃的诗情为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争取光明的斗争而热烈歌唱,他以绚丽多彩的笔墨,描绘出了各具其态的艺术形象,为中国现代和当代诗坛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下面拟就其早期诗作与建国初期诗作,做一探讨。人民苦难与追求光明的歌者     

中国现代诗歌美学的奇峰——论艾青的《诗论》

艾青的诗论以形象精到的语言描述了＂真、善、美＂相统一的美学观作为诗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了以真善美相统一为核心的＂人民即诗神＂的诗歌创作与诗歌评伦的美学主张,系统地以文艺美学来论述诗歌创作过程与诗美的特质,科学地揭示了诗歌作为艺术的本质特征。艾青诗论在中国现代诗歌美学研究中占有崇高地位。     

形式、诗体与新诗的繁荣

形式是确定诗之为诗的重要艺术因素之一,也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重要艺术元素之一,因此诗的形式建设(包括诗体建设)是诗歌艺术探索的重要方面.这当然不是说,诗歌与内容无关,而是说它们的关系比较特别,对于诗,没有形式,内容将无所依附,而形式主义的形式探索同样不具有诗学价值.优秀的诗是以形式为基础并与内容达成和谐整体的作品.     

开放的现实主义──评艾青30年代的诗

在《中国新诗六十年》一文中,艾青林现代诗派“是以《现代》杂志为中心发表新诗的一群”,其实他本人正是这“一群”中的一位。艾青不是那种以写作数量取胜的诗人,支撑起他艺术生命的是响响当当的诗作本身。他是中华民族忠诚的儿子,立足于中国大地,用从欧罗巴带回的“芦笛”,吹奏出了刀年代中华民族风雨与愁云交错的心曲,创造了一种东方美与西方美结合的艺术风格,因此与臧克家、田间一道,成为30年代诗坛的骄傲,成为继郭沫若之后新诗艺术的集大成者。一、忧郁的“时代诗情”宁可失败于艺术也不失败于思想的艾青,受“最伟大的诗人,…     

论"中国新诗"派的诗美探索

"中国新诗"派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汇点上形成了自己的诗美理想,他们以独特的艺术理解去拥抱和融汇西方现代主义"新的写作方法",构建和强化诗歌自身的审美品格,坚持"戏剧化"的创作原则和意象化的美学追求,成为20世纪40年代诗坛上独树一帜的艺术生命群.     

论艾青国际题材的诗

l 半个多世纪来,艾青紧紧追踪着时代,瞩目于世界,以他卓著的成就步入世界大诗人的行列。在现当代的中国诗人中,似乎还没有一个诗人能家艾青那样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国际友人这样评价艾青:“中国诗坛的泰斗,迷人的艾青。”——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艾青的诗确实写得很美,这些诗给我的感觉超过许多年来任何西方诗人的诗给我的感受。”——新西兰女作家玛利·庆“艾青的诗,政治态度鲜明,表达了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和对大自然的热爱。”——阿尔及利亚教师伊尔什“艾青的诗,虽然是以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人民,但诗的思想却超越了民族的界线,读来同样令人生情。”     

诗,有声语言的艺术──论诗的朗诵

一、还诗以声予诗以美诗是美的。人们常用“诗情画意”来形容和描绘美好的环境、美好的事物。同时诗又是可以歌唱的，故称诗歌。诗歌是伴随着音乐而产生的。它是语言的艺术又具有音乐的节奏，还追求和谐悦耳的旋律，它不仅具有形象之美又蕴含声音之美。它给人以美的思想、美的意境、美的情操，美的教化。在文学的品类中，诗可以说是最精粹的。诗人艾青说：“存在于诗里的美，是通过诗人的情感所表达出来的人类向上精神的一种闪烁”。还说：“凡是能够促使人类向上发展的，都是美的，都是善的，也都是诗的。”又说：“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     

险韵诗价值与理想形态衡论——以明清文献中的多元表述为支撑

险韵诗既是评价诗人诗才高下的标准,也是反映其创作心态的镜子,还有助于刻画人物形象。然而,它长期被视为一种文字游戏而未能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明清时代人们对险韵诗理想形态的表述是诗作自然,既奇又稳,体现了其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诗学导向功能,有助于加深对其价值的理解。客观认识险韵诗的价值,能为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学问化、说明文体发展的内在动力、明确古典诗学的艺术准则等问题提供参考。     

新诗四时代论纲(上)

着眼于“诗时代”、“艺术时代”来审视和描述新诗艺术的自身发展,无疑比重在史述社会发展的“三个十年”论更有诗学意义。现代新诗起步于胡适时代,中经郭沫若时代的创制和戴望舒时代的整合,至艾青时代趋于成熟。新诗艺术发展的时代链中,胡适时代是放足与求真的写实时代,郭沫若时代是创制与求美的浪漫时代,戴望舒时代是纯粹诗歌的现代时代,艾青时代是在苦难中成熟的综合时代。四个艺术时代的嬗递演进,成就了现代新诗及其辉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