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流变与基本遵循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乡镇政府、村委会、村民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下,协调处理乡村各方面事务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活动。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乡村治理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中,虽先后历经政党下乡、政社合一、乡政村治、多元共治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却始终以坚持党的领导、紧扣党的奋斗目标、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尊重农民民主权利为基本遵循,推动乡村治理不断取得新进展。     

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的历史考察

建党百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伴随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协同共治主体、乡村振兴新时代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统领的多元共建共治共享共同体4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始终遵循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演进逻辑和党的政治引领与农民自治实践相统一的行动逻辑,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体系。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内涵、意义与建设路径

在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不是并列关系，自治是法治和德治所追求的目标，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自治 和法治的基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要强化党的领导，立足自治体系建设目标，推进 乡村法治和德治建设，使得自治、法治、德治协同作用于乡村治理。     

论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当前"乡政村治"格局主要受土地制度、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基层自主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面临着行政化、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乡村精英外流等诸多挑战。因此,从"乡政村治"向政府主导型的"多元共治"转换是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完成政府的现代转型,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现农民的现代转型,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多元主体互动视域下民族地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目标的题中之义。文章以民族地区H县W村作为典型个案,选择从多元主体互动视角对"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展开探讨,研究发现多元主体互动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适用对象为自治、法治与德治主体相对分离行政村,它的形成机理为确立党建引领"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价值准则,组建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共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依托放权理念将村委会的职责发包给各种社会力量,基于协同理念实现村委会与各种社会力量协作共治。虽然多元主体互动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但出现了组织臃肿、权责交叉、保障不力现象,导致人浮于事、权责不清、参与者积极性弱,需要采取合理配置组织及人员、厘清权责清单体系及统一发包事权和财权等措施提质增效。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村两委一肩挑”模式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作为优化乡村治理体系的"村两委一肩挑"模式是村民自治实践中一种被越来越多村庄实践的模式。"一肩挑"模式的出现和推广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主要体现在能人治村的背景与农村人才外流现实的张力上、加强党的领导与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要求上、村庄合并与村民自治下沉的现实上以及村"两委"交叉任职的前期准备与治理"村官"腐败的要求上。通过村庄内部加强党的领导、理顺"两委"关系、提高自治效率以及规范权力运行,"一肩挑"模式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如"一肩挑"干部的权力集中、职责"超载"以及模式的适应性等问题有可能抑制乡村治理现代化。因此,对待"村两委一肩挑"需要我们保持审慎的态度,使其真正做到促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础。党领导乡村治理遵循"党的领导-乡村治理-国家建设"的基本逻辑,经历渗透动员、全面领导、还权赋能、减负放活和协商共治五个阶段。坚持完善党的乡村组织建设,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乡村治理的实际相结合,坚持社会主义乡村治理道路,是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经验。新时代,完善党对乡村治理的领导,需要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为归宿,以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为条件,以服务民生为重点,构建党领导的"一核多元、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乡村治理观及其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乡村治理观并非线性样态,而是不同时期物质和意识辩证统一的逻辑结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落后的自然经济和小农为主的生产关系,使得乡村需要组织起来,反对乡村强权和封建保守性的危害;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公有制的确立需要集中统一的土地制度改革,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旨在通过统合方式增强国家能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市场经济的确立需要重新审视权力集中的局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旨在激发乡村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乡村治理越来越强调人民主体性、文化传承性和法制保障性。百年启示在于：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治理观是唯物史观的展示和延续;党领导下的协同共治是意识反作用力的逻辑结果;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乡村治理中的人民主体地位。     

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农村现代化：进展评析、目标定位与对策选择

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和特色,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新征程上中国式农村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但仍面临诸多制约,体现在农村基础设施显著提升,但与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仍有差距;农村公共服务不断健全,但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仍有差距;乡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但离和美乡村的要求仍有差距;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但与治理方式务实管用的要求仍有差距。推进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就是要坚持乡村建设始终为农民而建,坚持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发展,坚持务实管用创新发展的乡村治理,坚持深化农村改革激活农村发展活力。扎实推进新征程上中国式农村现代化,要在县域城乡融合中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科学规划乡村建设及持续提升乡村宜居水平,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完善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     

诚信积分:以"诚"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新模式——基于荣成市乡村振兴政策的思考

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模式应该始终坚持人本位的立场.以信用积分制为核心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建构,既体现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过程的多方参与以及上下互动特性,同时也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方式的法治、德治以及自治相结合的特点.农村诚信积分制度的建设与推广激发了农村公共之善、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是一场以善制与善治为目标的乡村...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