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三方动态演化博弈及仿真分析

质量安全关系人民福祉、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然而质量安全事件仍然频发,造成一定的社会不安定,引发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何运用现有可追溯体系来确保质量安全成为解决安全事件的关键。以生猪为例,政府带有强制性的生猪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在规范生产者严格按照标准生产的同时,也要满足消费者对生猪质量安全的诉求,只有兼顾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才能实现生猪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动态平衡。分析政府、生产者、消费者三者博弈过程,可以厘清三方不同参与主体的动态演化规律,探讨不同主体进行策略选择时相互影响以及在不同参数变化下各个主体策略选择。通过构建三方博弈模型,求解演化稳定均衡解,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各行为主体方利益诉求及利益实现形式是影响其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完善生猪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政府要承担其责任,完善对市场的奖惩机制,生产者应大力开发和运用生猪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要积极引导消费者参与生猪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评价。     

农户土地流转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宁夏南部山区288户农户的调查

基于宁夏南部山区288户土地转出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农户对政府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和风险预期两个层面,运用Logistic计量模型分析农户转出土地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68.1％的农户对转出土地表示满意,31.9％的农户表示不满意.农户受教育程度、单位土地面积租金、农户流转土地的数量和农户对政府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程度对农户流转土地的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农户对政府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程度对其土地转出满意度的正向影响最大;而农户对土地经营风险的预期对其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合作相关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

随着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合作的逐步发展，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博弈也逐渐显现。在此过程中，涉及的主要行为主体有地方政府、农户以及台商企业。文章从各主体的利益行为分析出发，构建并分析政府与台商企业、台商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动态博弈。分析表明：在博弈的过程中，政府处于主动和有利的地位，但其存在不规范行为；台商企业基于趋利的本性，在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会展开“寻租”行为，在与农户之间的博弈以牺牲农户的利益来实现其收益最大化；农户与台商企业的博弈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加之其有限理性和知识能力有限，自身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为实现各主体利益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政府的服务职能；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形式。     

农户IPM技术采用的进化博弈分析

IPM技术只有被农户接受和消化并且采用于农业生产过程,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农户是否采纳IPM技术是在与其他行为主体进行博弈后的选择。笔者通过建立农户和农户、农户和政府的进化博弈模型,求解进化博弈的稳定策略解,进而得出农户采纳IPM技术的经济机理和行为逻辑,为政府制定政策、制度创新提供依据。     

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流转与农户生计资本积累

探寻宅基地流转过程中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农户生计水平、促进农村土地要素的合理流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基于产权经济理论和可持续生计理论,本文构建了宅基地流转与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机理,并基于安徽金寨县和江西鹰潭市余江区289份农户调查问卷实证研究了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认为:总体上,通过参与宅基地流转,农户的生计资本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积累;但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总量及其结构在不同地区、不同组织方式及不同流转方式下都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因而,应探讨多元化的宅基地流转组织方式,寻求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自成长机制,并根据宅基地流转方式的不同制定差别性的农户生计资本提升对策,以切实提高农户的生计水平,激励其积极参与宅基地流转.     

交易费用、农地流转与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基于苏、桂、鄂、黑四省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农地流转是促进农地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已成为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的中心议题。基于江苏、广西、湖北及黑龙江四省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交易费用是影响农地流转的一个重要约束因素,农地流转中存在的交易费用既抑制转入户转入土地,又抑制转出户转出土地。因此,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进程中应全面降低农地流转面临的各类交易费用,促进农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农村快递联合体成员运作风险演化博弈研究

针对农村快递联合体成员合作过程中的风险控制问题,以农村快递联合体契约风险为研究对象,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农村快递联合体中农村电商平台、快递企业和平台商户间的动态博弈过程,构建不同策略下三者的演化博弈模型,结合系统动力学对三方的平衡状态及策略选择的动态博弈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三方博弈主体在根据自身收益情况调整策略选择后,系统最终可达到平台监管企业、企业努力提升服务水平、商户积极参与联合体的稳定均衡状态。在演化博弈过程中,平台必须发挥主导作用,监督企业保证服务质量,保障商户权益,引导商户积极加入快递联合体。因此,应在快递联合体中增设专门的信息部门,构建联合体内企业综合评价体系,制定与运营合作有关的激励性和惩罚性契约协议,保证农村快递联合体的稳定运营。     

农户的行为能力与农地流转——基于广东农户问卷的实证分析

农户的产权行为能力对其土地流转的行为选择,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拥有农业经营能力优势的农户倾向于保有农地,而具有非农就业能力优势的农户则倾向于转出农地,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出现了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的趋势。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农户专业化分工对推进农地流转的政策含义。     

禀赋特征、选择偏好与农地流转——来自广东省的农户问卷调查

农户的禀赋特征及其选择偏好对农地流转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广东的农户问卷调查,采用logit模型和多元logit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1)农地的细碎化与分散化,加大了农地流转的难度;(2)改善农业的机械化水平,能够有效诱导农地的流转与农业的规模经营;(3)强化农地的用途管制,能够激励农户的土地转入;(4)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农户越倾向转出土地,欠发达地区的农户则更倾向于扩大农地经营规模;(5)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推进农业经营的组织化,有利于加快农地流转的进程。     

各利益主体权衡下的农民土地征收与补偿制度研究

论文对各利益相关主体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博弈策略进行分析,构建了土地征收与补偿过程中博弈分析总体架构,然后利用该框架分析了地方政府与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间的博弈过程,以构建土地征收过程的博弈模型及求解相关利益主体均衡,为土地征收与补偿立法提供理论依据。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