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发展境况与现实转换

面对日趋复杂的生态问题,西方所谓“主流”生态理论也尽显疲态,难有应对生态问题的“良策”,亦开不出针对生态问题立竿见影的“良方”。生态思想从来就不只限定于生态或自然本身,而是更侧重于讨论人与生态、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有着极为丰富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文化资源,古人以阴阳学说为基础,阐释人与自然二者内在关联,并以此建立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思想,其本质在于强调人类要与自然协调、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也内嵌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逻辑链条之内,要以世界视角来审视未来发展之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社会主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的一个重大理论命题,社会主义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应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代世界理论热点的背景下,统筹人和自然的和谐,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保持生态的平衡与稳定,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启迪作用。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理论从整体的角度上看,人类是整个自然界的一员,而人类社会的历史只是自然史的一部分(马克思曾经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称为“自然的历史过程”)。人类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不同,它既是“自然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主体的活…     

环境法的伦理基础：可持续发展观 ——兼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

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与“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有着本质区别;传统发展伦理观不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观的灵魂在于人与环境相融、和谐的意识,及在生态法则和道德法则衡平基础上的新的环境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生态法则与道德法则应进行衡平,这种衡平乃环境法价值理念的伦理基础。     

环境法的伦理基础：可持续发展观－－兼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

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与“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有着本质区别;传统发展伦理观不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观的灵魂在于人与环境相融、和谐的意识,及在生态法则和道德法则衡平基础上的环境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生态法则与道德法则应进行衡平,这种衡平乃环境法价值理念的伦理基础。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 ,“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各有其局限性。只有消解“中心论” ,走向“和谐论” ,才能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论科学发展观对“科学”自然观的否定

科学发展观与传统的“科学”自然观不同的是，后者认为自然只是实现人类发展的工具以及人类进行理性统治的对象，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简单的技术理性的统治关系。前者则坚持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社会的和谐必然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之上。科学发展观对“科学”自然观辩证的否定，要求应该正确看待自然的内在价值与人类的主体地位，在实践活动中做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正确看待科学技术的作用，达成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解，最终实现生态共同体的完整和美丽。     

从可持续发展观看生态伦理学的价值取向

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从一种泛伦理而非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抹杀了人与自然主客体分野的现实差异。我们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前提下的生态伦理关系 ;把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和谐关系作为追求目标 ,实现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相处 ,共同发展。     

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重构与时代启示

如何认识人与自然关系关系到人类社会能否健康长远的发展。生态文明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最新理论成果,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重构了人与自然关系。生态文明要求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将增进人民福祉放在突出位置,将可持续发展战略贯穿发展全局,将法治作为全员参与的刚性约束,能够为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提供有效的保障,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双向互济,并为构建清洁美丽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思路。本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及重构进行了分析阐述。     

可持续发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

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分析 ,认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前资本主义阶段、工业文明阶段和信息时代三个发展阶段。不同阶段人对自然的态度表现为“天定胜人”———“人定胜天”———“天人合一”。并从当今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的现实出发 ,指出人类必须反思自身的行为 ,学会尊重自然 ,与自然协同进化 ,树立全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哲学观、伦理观、资源观和发展观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主客体关系的嬗变与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

主客体关系与生态伦理思想直接相关,主客体关系的嬗变必然会带动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古代文化中,主体与客体主要是一种一体关系,人对自然采取敬畏的态度,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类生态伦理思想是潜在的、自发的。近现代文化中,“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取代了古代文化中主客一体直觉体悟式的原始思维方式,人对自然的认识关系取代了人与自然的共在、融合关系,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人类生态伦理思想处于缺失状态。当代生态文化中,主体与客体是有机统一的关系,生态文化把自然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人—社会—自然”看作一个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强调“人—社会—自然”的协同发展,体现了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深度觉醒与自觉。     

论环境法生态主义理念的合理内涵及实现路径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人类进化、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人类理性主义导致的科技至上与自由主义导致的个人利益至上使人类在伦理上形成人类中心主义,而人类中心主义又影响着法哲学及具体法律制度构建。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缘起于生态科学的生态主义在人类伦理、哲学等领域迅速发展,并被人类引入到环境法。环境法中的生态主义是指为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谐、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从宏观上指导环境立法规范人类环境行为的一种整体主义理念。其在整体主义倾向、对自然的价值定位、终极目标上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相区别。生态主义环境法要求人类的实现路径是通过完善人类自身的规则体系,调整人类自身行为,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底线伦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底线伦理是人人都应当遵守的最起码的社会规范伦理,它与美德伦理是相对的范畴,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道德基础。当前社会存在一些底线伦理缺失和社会失范现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中,必须充分认识底线伦理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化诉求之间的关系,其中民主法治体现了底线伦理的内在要求,公平正义反映了底线伦理的价值取向,诚信友爱彰显了底线伦理的基本精神,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体现了底线伦理的本真意义。     

和谐人地关系亟需树立土地伦理观念

土地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土地危机直接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必须树立一种土地伦理道德观念,自觉地爱护和尊重土地,从根本上去协调人地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人地关系和谐以及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是土地伦理的基本目标和要求。土地伦理思想的实践还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四个"着力点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四个"着力点,即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个性,实现人的和谐发展;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突破我国二元社会结构,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保持社会良性运行,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     

生态伦理学的价值取向

传统伦理学探讨的是人际道德,生态伦理学将道德研究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文认为生态伦理学的价值取向是：追求人与自然整体发展,人与自然平等发展,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进而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现代化进程中的儒家伦理思想价值探讨

在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重新审视儒家伦理思想,探讨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意义。儒家高度重视夫妻关系的和谐和父慈子孝的家庭道德,强调人际和谐的社会公德及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观,这些思想资源对于当今公民道德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都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论民族生态伦理与民族生存环境的关系

民族生态伦理学试图探讨特定族群共同体如何适应塑造其生存的生态环境,并伴随此过程形成相应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问题。民族生态伦理学强调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与民族文化的整体和谐发展。民族生态伦理观是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少数民族生存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问题,把伦理道德与生态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少数民族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     

从征服自然到协调自然——人与自然关系之重新审视及协调途径的探讨

对技术理性的过度张扬激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而要缓解这些矛盾。必须正确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可持续发展观”尽管观点殊异，但实质上不同程度地肯定了人在自然界的“主体”或“中心”地位。在自然界必须也只能倡导以人为“本”，而要巩固人类的“主体”或“中心”地位并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为基础。提出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若干途径。     

“去荒野化”的案例考察——以河流、森林为例

通过对河流和森林"去荒野化"的考察,发现在这种国家行政视角和民间利益企图下标准化和简单化对待自然的方式背后,潜藏着"极端现代主义"的行动逻辑,即将杂乱的自然转化为一种容易管理的秩序,排除一切扰乱的障碍物。将自然环境视为纯粹的威胁物或是资源的攫取地,将河流和林木的理性化安排赋予了控制自然的可能,深深地打上了人为设计的印记,忽视了自然生态过程的复杂性、自然对于人们的社会效用以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为了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必须转变对环境生态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