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川周明的法西斯主义思想

大川周明是日本重要的法西斯主义者、法西斯主义思想家,他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日本精神＂为核心,强调通过＂国家改造＂实现法西斯化,进而发动侵略战争,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实现大亚细亚主义。他的法西斯思想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对日本法西斯运动及日本法西斯化和对外扩张都产生重大影响,研究它对于研究日本法西斯主义、日本近代侵略扩张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重大作用。     

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反动思想剖析

“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是日本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主体，是在直接继承明治维新以来各种军国主义反动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煽惑性、极端性和政治上的实践性等特征。它是以“泛亚细亚主义”情绪为基础，以所有亚洲国家和民族都能“共存共荣”为幌子，巧妙地把侵略说成解放，把制造冲突和战争说成是为了驱除西方列强，维护东亚的和平。就是这种思想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定为基本国策思想，配合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理论，为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服务。然而，不少人对这一思想认识不够，只是…     

19世纪以来日本东亚秩序观的主要历史演变

在19世纪至今的近两个世纪中,日本的东亚秩序观伴随着世情及日本国情的变化经历了多次的变化,主要有三次变化,即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共同体.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共同体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是却一脉相承,都有一种"亚洲联合"的思想在里面,大东亚共荣圈只是对亚洲主义的一种扭曲.了解日本东亚秩序观的变化及其实质,利于东亚各国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采取积极行动.     

亚洲主义思维与现今的东亚共同体建设——以中日关系为轴心

亚洲主义是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的一种日本社会思潮和运动,其基本特点是主张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人联合体,以对抗来自西方的白种人的入侵,到20世纪前期则演变为日本向亚洲武力扩张的"大东亚共荣圈".战后,亚洲主义的意识依然残存于一部分日本人心中,但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崛起,日本却对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持冷漠的态度,甚或提出与之相抗衡的海洋性亚太联盟的设想,其基本的动机则是试图保持日本在该区域中的主角地位,思想源流与先前一致.     

试论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

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阶级在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开宗明义地规定:“大日本帝国宪法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寥寥两语,宣布皇统不可动摇性和天皇为现人神。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道》一书中也说:“日本与外国的最大不同点就是天皇与国民的关系。日本天皇是家族的父亲,部族的族长,并随着共同体的发展而成为国家的君主。从国初以来,国祖的子孙就一直君临国家。我们姑且不谈日本统治阶级宣扬天皇万世一系的用意,但是,天皇在日本历史上的统治地位的确是始终存在的。为什么日本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探讨这个问题似乎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民族的和政治的特点。本文拟对天皇神统权威的由来及其万世一系“统治”的实质与原因进行历史的综合的分析。     

日本国体论源史考

在研读中国历史典籍以及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关于日本古代历史记载的基础上,以"崇拜太阳神"与"崇拜鬼道"为切入点,探讨日本"国体论"产生的意图性,即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天皇服务;以"信仰鬼道"与"信仰天皇圣性"为出发点,探讨日本"神道为国家最高精神理念"的国体论精神根源;从"日出处天子"与"神国意识"的角度,揭示日本在对外由始称"臣国"到自称"神国"这种由卑微到傲慢的转变中,膨胀的不是国力、国体,而是对"自我神明"的信仰。这正是统治阶层所期望的把神道崇拜、天皇崇拜和国家崇拜融合成外在的"神国思想"、内在的"天皇信仰"的国体论本质。由此得出"在古代日本,作为国家信仰的国体实际上就是一种国家崇拜的宗教"的结论。     

《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中的东亚“共同起源”与“分途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日本学、朝鲜学研究使英国东方学的触角延伸到东亚,客观上呈现了中国影响下的东亚文化圈,为西方研究东亚打开一扇窗户。但是,在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背景下,这些研究站在西方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挖掘朝鲜、日本民族化的发展,企图论证中国影响东亚的历史已经过去,使日本、朝鲜在价值观上与西方接轨,蕴含着日本、朝鲜从“东方之极”走向“西方之极”的思想。日本、朝鲜是东亚文化圈的成员。东亚文化是圈内各国认同的文化,它不会因为日本、朝鲜民族性的觉醒而消失。它只会包融西方文化,而不是被代替。中国学者应构建东亚的整体联系,提升东亚文化圈的集体认同。     

"东亚儒学"如何可能?

"东亚儒学"作为21世纪亚洲研究的新学术领域,绝对不是一种企图在东亚地区寻找欧洲思想的对应物的"反射的东方主义"(reflexive Orientalism),更不是孤芳自赏地带有某种自恋狂(narcissism)倾向的、自我肯定的(self-assertive)的以东亚为范围的新"国学"."东亚儒学"是一个自成一格的(suigeneris)、自成体系的学术领域,它并不是中国、日本、朝鲜、台湾、越南各地儒学的机械式的组合或拼装,也不是东亚各地儒学的总合而已.相反地,当东亚各地儒者共同诵读孔孟原典,企望优入圣域的时候,东亚儒者已经超越各地之局限性而形成一种"儒学共同体"."东亚儒学"作为这种东亚"儒学共同体"心智劳动的成果,是一种有机性的思想系统.在这个有机的"东亚儒学"系统之中,并不存在着"中央-边陲"的预设,甚至也不存在着"方法-目的"的预设.相反地,"东亚儒学"撤除一切藩篱, 以"东亚"为整体,为"东亚"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下的"东亚儒学",正是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中进行"文明对话"的重要精神资产!     

“村落经济”社会:西原龟三“王道主义”的殖民构想

"王道主义"是20世纪初期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的一个类型。西原龟三作为一战期间日本寺内内阁对段祺瑞内阁进行西原借款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之一,曾声称自己是"王道主义的行者"。对西原龟三"王道主义"思想的具体内容进行梳理并分析其实质,可以展现"王道主义"思想的内容多样性与目的趋同性。     

周作人“文化救国论”新评

周作人制造、发明的"文化救国论"其"中心思想",即是"大东亚主义的思想",也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同义语。周作人"文化救国论"的几个理论支柱:诬蔑气节,大反气节;炮制政治、文化二元论,人为地把政治、文化对立起来;所谓"不为国民政府守节"、"文化救国论"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是对历史的曲解和嘲弄。     

近现代日本韩国的文化转型与儒学遭遇 --以东西文化互动为背景看东亚模式

儒学在日本近代经历了明治初期启蒙思想的批判、西化浪潮的冲击,以及中期执政者关于文教方针和治国方略的选择,最后被确立为日本国民道德的基础并被保存下来,表现了对社会政治的极大适应性.它与天皇绝对主义政权结合的结果,导致了日本在二战中的悲剧.二战后,儒学传统也中断了,但这种中断只是中断了它与带有封建专制特色的天皇制绝对主义政策的联系.战后东亚的奇迹,日本的儒家文化背景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衔接方式上,韩国与日本的不同在于韩国儒学在一定时期是在政府扶植保护之下,作为官方的、与佛教相抗衡的正统意识形态被引进的.韩国儒学在经历历史性的中断后,能否获得劫后新生,在于如何重新开发和利用.     

东亚儒家社群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以中韩儒家社群主义为例

东亚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以"社群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它在历史上呈现为中国儒家与韩国儒学为代表的典型类型.其中,中国儒家社群主义以"四书学"作为其思想的核心内容,而韩国儒家社群主义则是以"礼学"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两种类型的社群主义尽管在历史形态上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却具有其作为东亚儒家社群主义的基本品格.在步入21世纪的今天,这种东亚式的儒家社群主义面临着两种发展前景其一是挑战作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其二是转化为儒家自由主义.这两种可能性孰者更大?这主要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历史实践的问题.     

在行动与规则之间——论效用主义与道义论的关系问题

行动效用主义是传统的效用主义形式,而规则效用主义则是新效用主义的主要代表.在两种理论之间集中了很多关注和争论.作为复兴了效用主义的新理论形态,规则效用主义一方面给效用计算问题带来了新的困境,但另一方面却对处理效用主义与道义论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即引发了效用主义对道义论的调和关系.然而,这种新的理论动向并未获得行动效用主义一方的认可和支持,因为后者明确反对像"道义论"那样以规则作为道德评判的直接标准.     

简论“大东亚共荣圈”始末

本世纪二十年代，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实力的膨胀和它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趋势，美日之间的利害冲突愈演愈烈。美国力图排挤日本在华势力，而日本迅将美国升为“头号假想教”。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刚刚继位的格仁天皇支持田中内阁，召集所谓“东方会议”。田中义一内阁总理把会议通过的（对华政策纲领）和决定的政策奏呈天皇。其中写道：“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理论”评析

近代日本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兼并朝鲜,独占中国,鯨吞亚州,日本帝国主义曾经炮制了许多为其侵略扩张行径辩护的谬论,诸如所谓“脱亚论”、“兴亚论”、“人陆政策论”以及“大东亚共荣圈”等。这些侵略“理论”的问世,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渊源。     

论日本与近代东亚国际关系

自近代以来，东亚国际关系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一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的建立与瓦解；二是以美国为主宰的华会体制的确立与崩溃；三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形成与消亡。三次变革既与国际政治格局不断演变密切相关，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两国国力的消长与存亡的较量，日本在其中则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     

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东方社会的深刻影响

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东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与西方相比东方国家有明显的特点 ,即专制主义、政教合一、整体主义、超稳定性     

政治文化视阈下的日本明治立宪

在明治立宪中,日本很好地处理了传统政治文化对立宪的阻力:借助天皇文化中至高的精神权威构建新兴权力主体的政治合法性;从家长制文化中衍生出枢密院制度稳定了立宪过程中的保守力量;凭借武士道精神化约了家族主义对个人自主与责任的破坏,把封建忠君思想提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最终形成立宪主义。     

论吉田松阴的亚洲侵略思想

吉田松阴(1830—1859)身为武士而以兵学为业,是其形成亚洲侵略思想的前提.以《幽囚录》(1854)为标志,松阴确立了通过侵略亚洲对抗西方的基本战略,急切要求强化军备.以《狱舍问答》(1855)为标志,松阴转而提倡民政和仁政,重视整备足以对外扩张的国内体制.以《对策一道》(1858)为标志,松阴开始提倡航海通商,为侵略亚洲服务.松阴以邻为壑的国防思想,显示了儒学普遍性规范在幕末日本的解体.但松阴在放弃儒家普遍主义规范的同时,又固守儒家之道德政治合一的传统,并且转向集团功利主义的狭隘道德,提出极端日本中心主义的"国体论",使其亚洲侵略主张正当化.松阴亚洲侵略思想中"国家理性"和"国体信仰"的奇异结合,使其成为近代日本亚洲侵略思想的真正原型.     

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学精神

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学精神历来以"整个世界的和谐"为指归.中国的"天人合一",印度的"梵我合一",日本的"森林思想"历来都是东方文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无论是上古文学的"巫术"精神,中古文学的"宗教"精神,近古文学的"民族"精神,近代文学的"反帝、反封",现当代文学的"反殖、反霸",无不以"世界和谐"、"人性和谐"为目标,且与一味讲"征服"的西方大异其趣."二战"后,西方才开始把眼光投向东方.当发现很多西方文学大家都频频向东方文学吸取养分,并把东方的"天人合一"理想作为他们的执着追求的时候,东方文学也开始对厚重的东方传统进行自我审视.他们发现文学在经历了"自然性的人"、"社会性的人"的阶段后,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精神性的人"的阶段.而"人性和谐"、"天人合一"也正是"精神性的人"执意追求的核心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