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排抑“太学体”新探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利用考试取士的机会对当时学者以“险怪奇涩”相尚的文风痛加排抑,使“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四朝国史·欧阳修传》)。这是他所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关于欧阳修所打击的文风究竟是西崑体骈文,还是属于     

北宋贡举再探——以欧阳修与北宋中期科举为中心

北宋中期正处于科举由“系列事件”向“制度”转变的关键转折时期，科举机器已经确立，从皇帝到士大夫就其重要性也达成了共识，但存在着从科举内容到科举定位的种种分歧。欧阳修对行政人才教育方式与选拔标准的反思、对士大夫知识权威建构的努力、对科举制度化的贡献，直接表达于其知贡举的政治实践之中。本文结合法国史学与社会学理论，以欧阳修与北宋中期科举为中心，再探北宋贡举。结合“活”的制度史研究与法国史学“个案研究”理论，以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事件”切入，将科举史、文学史、水利史、制度史、政治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综合分析考场策问、考生籍贯，以及欧阳修公文中对“事体”的论述等，最后借鉴法国社会学理论作观照和理论阐发。     

宋代科举“出卷官”的趣事

正北宋嘉祐二年,大文豪欧阳修与端明殿学士韩子华、翰林学土王禹玉、侍读学士范景仁、龙图阁学士梅公仪共同主持礼部科举选士。宋代科举殿试前,所有出卷的试官要入学士院,并封锁内外门户,以防作弊。在那次锁院的五十天里,欧阳修等几位文人雅士同居一处,并得以闲暇,于是相互作诗唱和,写下了古诗、律诗等一百七十多首,编集成三卷。在这几人中间,王禹玉是欧阳修     

宋代制举考述

一、宋代制举沿革制学始于汉,盛于唐,宋承唐和后周之制又有新的发展。制举与贡举同为选拔人才的方法,贡举为常选,而制举是不定时的待诏而行。《宋史·选举志》载:“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制科即制举,又称贤科或贤良。制举是贡举的补充,因贡举定期举行,恐有遗才,故由皇帝不定期地诏试非常之才,以取天下优秀之士。宋建国之后,太祖于韩德二年(964年)正月,下诏曰:“先所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諫、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间吏理达于教化等三科,并委州府解送吏部,试论三道,限三千字以上。”(《续通鉴长编》卷5)这是宋代置制举之始。     

论欧阳修文道观的生成创构与文化实践

文道观是决定创作境界、引领学风建设的关键。欧阳修文与道俱、道胜文至、不为空言的文道观,引导了宋代文学创作与文化建设,推动了"古文运动"健康发展。这既与北宋前期文学环境与文化语境息息相关,又与个人文化资本与"斯文自任"使命意识紧密相连。欧阳修多以"回信"方式表达见解,"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的主张,得到士人群体广泛认同。欧阳修正本清源,复兴儒道古风,积极承担社会道义和现实使命,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在文化实践中,欧阳修突破"文各有体"藩篱,破体为文,"以文体为四六",创造了风神独具的"宋四六",化解了骈散之争;又通过知贡举黜落僻涩险怪的太学体,使古文传统重获新生。欧阳修文道观理论与文化创新策略,使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创造性弘扬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

一、宋代科举取士之多宋代科举取士人数大量增加,远远超过唐代,这似乎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宋代通过科举登科者究竟有多少人?却迄今还没有人做出比较精确的统计。宋代的科举制中,有贡举、武举、制举、词科、童子举以及宗室应举等等。贡举又分进士、明经、诸科(包括九经、五经、三礼、三传、三史、开宝通礼、学究、明法等)。其登科者,除正奏名之外,还有特奏名。贡举是宋代科举中取士最多的一个科目。宋初循唐故事,每次放榜进士不过30人,诸科不过50人。太宗即位,始大量增加取土人数,每榜取士达数百人。但“贡举之疏数,取士之多寡,惟上所命”,未有定制。仁宗皇祐四年(1052),始规定:“进士限四百人,诸     

再论嘉祐"太学体"与"古文"的关系

欧阳修嘉祐二年排抑"太学体"的对象究竟是指古文,还是骈俪的时文,需要从欧阳修排抑"太学体"时不顾科场旧制,执意以论"大纰缪"黜落刘几,同时又以苏轼论之特出破例擢拔等事件中来分析.欧阳修排抑"太学体"的目的在于提升论、策即古文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并通过对刘几的打压与对苏轼的扶植两种不同的方式显示其对古文写作之"非"与"是"的认定.对皇祐五年进士群体中"求奇"趋向及郑獬曲折中举事件的分析,则进一步显示嘉祐"太学体"之"怪谲"已发源于皇祐年间的进士程文当中,而非刘几个人骤然为之.     

陆贽的骈文与唐宋古文运动

在陆贽的现存文章中,奏议占极大比重,亦代表其文章成就。陆贽的奏议是略具古文因素的骈文,这说明了骈文是中国散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陆贽知贡举,取英才韩愈。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晚唐作家李商隐在经历了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其为文之兴趣又回复到骈文之上,并且取得成就。韩愈的古文成就,其根基在于骈文的训练。欧阳修知贡举,取英才苏轼等多人。欧阳修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苏轼为宋代古文的集大成者。苏轼的古文成就,其根基亦在于骈文的训练。唐宋的古文运动规定了此后的古文审美趣向,亦即优秀的古文总是或多或少地具有某些骈文的美质。由此可知,中国的文章,其运动发展的机制乃是骈文和古文的矛盾运动。     

欧阳修与杜衍的南都唱和析论

庆历新政后的七八年间,欧阳修连续四任州府长官,但到了后二任时,他才与当地官员、士人频繁唱和。尤其是到南都时期,他以知己、同道、门生、故吏、知府、诗友的多重身份,与致仕官员杜衍往复唱和并结集,创撰出两代官员之间唱和范例。欧杜南都唱和以及欧阳修对杜衍五老会唱和活动的支持与宣传,都成为宋代南都文学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为地方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通典》所收张衡《疏》之作者辨证

唐代杜佑《通典》收录了张衡的一篇论贡举疏。此《疏》对研究东汉的政治与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后郑樵《通志》等对此篇张衡《疏》照录不误。今人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 ,张少康、卢永《先秦两汉文论选》均据《通典》选收张衡的这一篇《论贡举疏》 ,并从中探讨张衡的政治与文学思想。但实际上《论贡举疏》的作者并不是张衡 ,试辨析如下。一据范晔《后汉书·蔡邕传》载 ,汉灵帝熹平六年七月 ,蔡邕上封事 ,其中论及七事 ,而其第五事之文与《论贡举疏》几乎完全一样 ,现将二文对照如下 (括号内为《论贡举疏》相异字句 ) :臣闻古者取…     

正式语与非正式语--浅谈语体风格的区别

根据不同的情景选择应用不同的语体 ,是英语语言学变体理论中重点强调的内容。在实际语言教学中 ,各种语体风格的区别 ,特别是正式语与非正式语的区别 ,对于提高他们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至关重要 ,而在我们以往的教学中 ,却往往忽视这一点。结果 ,甚至很多语言能力相当强的学生 ,对语体的运用也多半只局限于一种形式。因此 ,我们应该帮助学生分辨正式语与非正式语的差异 ,最终能够正确地使用这两种语体 ,而这项工作 ,应该从初学者的起步阶段就开始做起     

李健吾文学批评文体探析

文章在分析李健吾随笔式批评文体产生原因的基础上 ,着重论述了其在文体结构、文体语言及文体表达手法的选择等几个方面的特征。文章认为散漫自如、短小精悍是其体式特征 ,絮语话语、警策性话语及审美描述性语言是其语言特征 ,多种修辞手段的运用构成了表达手法的主要特点。文章最后分析了随笔式批评文体的使用原则及其局限 ,同时对八十年代兴起的“李健吾批评文体热”作了客观评价     

时代文体与文化文体

文体不是孤立封闭的,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折射出时代的精神,同时每一个时代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体。文体还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民族性格、情绪和心理在特定时期的集中反映。考察文体与时代和文化的联系,可以由外到内、由内到外、由微观到宏观,多层面地把握文体发展变化的规律。     

文体学视野中的“对问”、“设论”体

“对问”和“设论”在《文选》中被立为两类,在《文心雕龙》中被追溯源头,这使其在文体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对问”体的出现是与人类早期特定的言说行为密切相关的,其文体的确立可追溯至《对楚王问》,《汉志？诗赋略》“杂赋”之“客主赋”中也很可能收录了相关的“对问”和“设论”体作品。“对问”和“设论”作为两种文体虽然有所区别,但习惯上常被放在一起讨论,其名称在后世总集中不断有所变更,有“问答”、“问对”、“设难”、“问难”、“答问”、“设辞”等各种称谓。“对问”和“设论”作为小文体无法与主流大型文体相抗衡,在后世总集中常被归并入“杂文”、“杂著”或者“辞赋”类,逐渐失去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西方早期建筑风格演进述论

采用演进的方式论述了希腊式早期建筑风格、罗马式建筑风格、诺曼式建筑风格和哥特式建筑风格的特点。这四部分基本上是一脉相承发展的关系。文中仅对其演进、特点及相互关系进行了述评。     

中国古代文化专制制度的类型学分析

中国古代化专制制度发端于军事民主制晚期，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变化，到明清时达到登峰造极的状态。尽管其表现形式屡经变化，但基本可以归结为垄断型、暴力型、诱导型三种类型。这是一种逻辑上的概括。在历史过程中，它们往往互相补充、互相包含，不能截然分开。     

浅谈科技英语的文体功能

科技英语由于题材内容和使用方式的特殊性而形成了其独特的文体。科技英语涉及自然科学各个专业的题材 ,所以 ,文体比较凝重正式 ,很少使用夸张、比喻等文学修饰手法。而作为一种信息文体 ,科技英语又以其著述的准确、简明、客观、新颖为特点。     

言语规范三层次

仅从语言系统着眼谈语言规范问题 ,以某一种模式或某一种尺度为标准 ,去衡量是否符合规范 ,必然有片面性 ;不应脱离语言运用的实际需要谈规范。需要从“语言”和“言语”两个层面 ,正式体、非正式体、变异体三个层次 ,分别作具体分析 ,提不同要求。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