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致良知”与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思想之比较

王阳明和苏格拉底分别代表着中西两种不同的道德哲学传统。王阳明“致良知”和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蕴涵了中西道德哲学传统的一些重大差异。特别在当代道德文化陷入重重危机的背景下，回视两种传统，思考中西道德资源能否优势互补的问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论道德文化的承接

道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包括具有明确的道德规范体系的道德哲学——伦理学,而且包括积淀在人们潜意识之中的道德心理,只有从这样两个基本方面来理解道德文化,才能克服以往在道德文化承接问题上的种种片面性。关于道德文化的承接问题,由于价值目标的差异,人们对待传统的和外来的道德文化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只有跳出传统的“体”“用”关系魔圈,从全文化观念的层面上,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具体实践为标准,才能够在道德文化的承接问题上迈出新步子。     

儒家文化视域下我国“软实力”建设思考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所在.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理念“天人合一”、“礼仁一体”、“内圣外王”和“致中和”都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本文拟从“丈化软实力”概念的缘起,儒家文化构成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儒家文化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思考三方面,对儒家文化的软实力价值进行探析.以期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价值自觉.     

以“情”论“性”——孟子人性论思想新探

孟子人性论一方面对孔子人性论进行继承和重构式地拓展,使儒家人性论思想获得系统性发展;另一方面,又显示其独特性,即孟子从“情”出发对人的本质属性进行规定,而且其人性论思想体现为情理精神的特色。也正因为孟子以“情”论“性”,“情”在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本体地位也随之确立。可以说,孟子以“情”论“性”的人性论思想显示出其独特的道德哲学意义,即孟子在人性论中对“情”的本体地位的确立,为儒家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道德形而上的根据。     

传统儒家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

传统儒家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大一统的目标、大同与小康的理想、积极入世的态度、对君主与权威的尊崇与信赖、对权力的道德要求以及“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构成了传统儒家政治文化模式的基本内容,并成为政洽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加速传统儒家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模式的融会贯通依然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要任务。     

先秦儒家耻感文化略论

“耻”是中国传统道德“八德”之一，被认为是“立人之大节”“治世之大端”，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来被儒家所重视。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社会大环境下，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逐渐将耻感文化纳入儒家学说体系。主要涉及个人的道德修养、人际交往等为人处世的道德原则，并且积极发挥着知耻在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洁身励行方面的重要作用。儒家耻感文化以其自身鲜明的特征，深刻地影响并融入了人们的道德实践之中。     

树立面向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观——关于多元和谐文化观的思考

中华和谐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对于实现中国和平崛起意义重大。儒家倡导“仁和”为核心的仁爱和谐观，道家崇尚“人和”为特色的自然和谐观，佛教推崇“心和”为境界的和平和谐观，中华和谐文化传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起了积极历史作用。在当代社会实践中，应当深入发掘和充实和谐文化思想，坚持“一元主导，多元辅补；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多元和谐文化观，摆正和处理好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竞争机制与社会和谐、少数与多数、道义与功利、道德与法制等诸多关系，从而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远大目标提供战略性的软实力。     

浅谈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意义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历经历史的积淀,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蕴。儒家道德文化对人们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尤其是它所提供的传统美德,对改善社会风气、净化社会环境、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如何实现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是当前我国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儒家道德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是当前思想道德和伦理精神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学术文化力：基于高校软实力构筑的文化思考

运用文化学和高等教育理论，就时代的文化战略特征和中共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以及大学在提高文化软实力中的责任与地位进行分析，抽绎出了一个大学学术文化力的全新概念和命题，提出，高校作为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力军，应根据自身特点科学地制定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战略。     

从“理性认识”到“意识呈现”:休谟道德哲学建构的情感逻辑

“休谟问题”是休谟反对理智形而上学道德哲学传统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哲学洞察和理论成果,它应当被提高到休谟建构道德哲学的哲学前提和逻辑基础的高度来认识。与“理性认识”的道德哲学建构逻辑不同,休谟将道德哲学“问题域”严格限定在由“心灵意识”所“呈现”的“情感世界”,从而在“赞美”或“谴责”的“情感世界”中建构“道德世界”。休谟道德哲学让被理智形而上学“遮蔽”的“情感世界”敞开自身,剥夺了“先验理性”对“情感”的统治地位。“情感”为道德哲学建构提供了“可接受”和“可理解”的基础,从而将“理性克服情感”的传统道德哲学结构颠倒为“理性服务情感”,强调“情感”在道德哲学建构中的“优先性”与“独立性”。休谟道德哲学建构的“情感”逻辑是在从“理性认识”到“意识呈现”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对立框架下展开自身的。     

孔子的“仁”与苏格拉底的“善”之比较——兼评黑格尔对孔子哲学的偏见

世界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文化和作为文化核心部分的哲学,它是各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孔子哲学抱有偏见,事实上,孔子的哲学范畴"仁"与苏格拉底的哲学范畴"善'互有同异。孔子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是崇高的。黑格尔对孔子哲学的偏见主要缘于他对中国汉语文及孔子哲学的不了解。     

论中华和文化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作用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举措,是国家发展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的需要。在实践"文化强国"战略中,当务之急是要提出一项适合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文化发展战略,切实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这个新文化战略的根本点,就在于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和谐;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多元和谐文化观。而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根本点在于重塑以"仁"为道、以"义礼智信忠廉和敬"为常德的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     

从马嘎尔尼访华失败看中国对外文化软权力的构建

马嘎尔尼访华失败是东西方文化深层次差异并且两种文化不能有效沟通的结果,从而引出“文化软权力”的构建对我国对外战略的深远影响。     

“内圣外王”之探求与分析

人们喜欢用"内圣外王"来表达儒家的理想人格,概括儒家的人生哲学."内圣外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具有人格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理想的含义,所体现的是既内在而又超越之旨.应予以批判与继承,至今它对"安身立命"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国和平发展的儒家文化之源

和谐文化是儒家文化的主干，儒家和谐文化具有和平主义的本质特征。儒家和平主义文化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文化基因。儒家和平主义及其关于天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的理念。不仅是中国和平发展必然性的文化根据，也是中国和平发展条件性的文化资源和战略。     

仁道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

追溯中国儒道墨文化源流,梳理中国文化史,可以大致见出中国文化是从人性、人心出发,讲求自性修养的"将心比心"的道德文化,核心价值观念在于仁道。仁道由儒家哲学中仁的内涵,如克己、利他、取义诸精神,道家哲学"人之道"中仁的内涵,如谦退、无私、公平诸精神,墨子思想中仁的内涵,如"兼相爱,交相利"精神共同建构而成。中国历史文化核心价值观念中合理的因素,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对于中国及世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为当代文化核心价值观探讨提供了借鉴。     

中国古代“文化”概念的“软实力”内涵

一般来讲,"软实力"是20世纪末西方学者为应对世界各民族国家进入全球性竞争时期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实,中国战国时代产生的"文化"概念,早就具有"软实力"的思想内涵。中国古代思想家从"人文化成"的角度,对"文化"具有"化入人心"的无形而巨大的力量提出了系统的思想理论。     

“李约瑟问题”的中西文化比较解读及其启示

"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引起国内外众多人士关注的"问题丛",从中西文化比较视角能够作出更清晰地解读。在文化定位上,西方为自然哲学,中国为道德哲学;在文化取向上,西方属爱智,中国属致用;在文化精神上,西方倡批判怀疑,中国倡中庸;在文化传统上,西方学者传统、工匠传统、数学传统与宗教传统等蕴育了近代科学而中国诸传统与其迥然不同。由此,中国文化建设应注重研究基础理论、培养怀疑批判精神与培育科学文化等。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评析

梁漱溟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并断言未来世界文化的复兴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然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未来的世界文化不仅不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甚至也不是人类文明总和的复兴,而只能是在人类以往文明的基础上,对全部传统和现代文明进行整体的改造与重建。     

从“李约瑟问题”到“综合创新”文化哲学的思考

“李约瑟问题”的深层意义在于,在整个人类科学文化演进中,是局部的凸显和超越到整体的融合,人类认识的发展将愈益表征为一个互摄、互动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国哲学的当代走势,应当是在“科学与人文”相互和谐的全球化语境下,以现代化为我们主要的思考鹄的,形成中国特色的“综合创新”文化哲学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