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分析——基于“污染避难所”假说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检验

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运用Antweiler,Copelancl和Taylor(2001)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的主要影响路径,并着重考察了要素禀赋和污染控制成本在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变化的结构效应中的作用,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总体增加了污染排放,贸易的规模效应带来的污染增加超过了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引起的污染减少;"污染避难所"假说对于中国并不成立,中国要素禀赋决定的贸易模式使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结构效应为负,即降低了环境污染.     

区域贸易协定的环境保护条款与外贸绿色发展转型

环境保护条款作为新一代贸易议题纳入区域贸易协定,已逐渐成为新型国际贸易谈判的重要内容。建立贸易协定环境条款影响成员国出口贸易的理论模型,量化优惠贸易协定环境条款异质性指数,从产品层面实证分析中国签署的贸易协定环境条款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可对环境产品与污染密集型产品的二元边际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包含环境条款的贸易协定抑制了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促进了环境产品的出口。强制性环境条款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有更显著改善作用,这种作用在向高收入国家的出口中尤为明显。环境条款对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有显著负面影响,而对环境产品出口的促进更多是通过集约边际来实现。     

特大城市群污染密集型产业 转移与决定因素——以京津冀为例

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和优化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是我国特大城市群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2003-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分析了十年间来京津冀特大城市群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分布和时空演进特征,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分布决定因素进行了探讨。发现:污染密集型产业呈缓慢向域外转移趋势,京津冀地区聚集在京津唐石的大格局未变,但相对次序有所变化,总体向沿海和冀中南地区集聚;环境规制和要素禀赋都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转移有显著影响,其中技术和劳动力成本都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环境规制影响相对较弱;最后,空间交互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以及反馈效应对污染产业时空演进也都有显著作用。结论启示,京津冀地区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技术创新,加强政府的环境监控等措施来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空间优化布局,为京津冀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雄安新区建设奠定良好产业基础。     

河南省出口贸易环境效应研究

笔者采用2000—2008年河南省37个行业出口和碳排放数据,就贸易自由化对河南省出口行业碳排放的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目前河南省出口对环境的结构效应为负,需继续优化出口产业结构;其次,贸易促进了河南省环保技术的进步,导致碳排放密度减少,由此产生的技术效应减少了污染排放,改善了环境;最后,出口规模扩大产生的规模效应为负,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积累负效应远远超过了正的技术效应,所以贸易对环境的总效应为负。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研究——基于污染密集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贸易自由化的环境三效应为基础,以污染密集产业的出口污染水平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采用1995-2009年中国污染密集产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在国际产品内分工背景下污染密集产业的出口污染效应,以反映产品内分工对于中国对外贸易与环境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产品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污染密集产业的出口污染水平,这说明产品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出口贸易的环境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在一定条件下产品内分工能降低出口贸易中的环境成本.     

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的环境效应

贸易与环境关系的核心在于对贸易环境效应的认识。环境是一种世界性的公共产品,污染的外部性可能危及全球,对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价十分必要。以我国CO₂和SO₂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的代理变量,将出口贸易的环境效应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技术三个方面,选取2001—2014年的分省年度数据对我国30个省、区和直辖市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当前的贸易在规模和技术上存在明显的环境效应,但结构效应并不明显,同时EKC曲线假说得到了证实。在此基础上,提出降低出口贸易中碳排放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环境安全研究综述

笔者回顾了近年来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采用贸易环境效应分析基本框架,将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四个方面,而不是采用“污染避难所”和“污染光环”等单因素分析方法,从而更加全面地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指出,如何协调统一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生态环境发展目标已成为未来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

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1）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2）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3）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后抑制、再加剧的影响;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分类环境规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     

贸易、环境与中国的选择

贸易与环境高度相关,贸易主要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等多种途径影响环境,环境通过影响比较优势而最终影响贸易结构。中国是近年来贸易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由于忽视了可持续发展问题,致使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成为发展速度的代价,同时环保浪潮对我国对外贸易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如何协调贸易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贸易开放对中国水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2004-2013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差分GMM估计方法,分别选取化学需氧量排放和氨氮排放作为水环境污染的有机污染物和无机污染物的排放指标,对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引致的中国水环境污染排放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的规模和技术效应是影响水环境污染排放的主要因素,直接结构效应对中国水污染排放的影响不显著,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水环境污染的排放.通过引入贸易开放的相关交叉项进一步对决定贸易结构效应的比较优势来源进行识别,结果发现,对于中国水环境污染排放并不存在所谓的“污染天堂效应”和“要素禀赋效应”.贸易的结构效应会导致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水污染排放降低,而对中东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贸易的结构效应会引致其水污染排放量的增大和排放强度的加剧.     

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环境污染的TKC检验与对策

中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出口贸易实力逐渐增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逐渐增高,而我国工业制成品造成的环境污染非常严重,贸易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凸显。选取1990—2008年的工业制成品出口贸易数据以及环境污染数据,把EKC理论应用到国际贸易与环境的研究中,通过建立CUBIC模型,验证我国EKC曲线的形状,在此基础上把出口贸易变量加入CUBIC模型中,运用TKC检验分析工业制成品出口贸易依存度对环境的影响,最后提出对外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环境成本内在化与我国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国际贸易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产生了大量的冲突。环境成本的外在性不仅会污染环境,而且会产生不公平贸易,影响一国产品的出口。因此,实施环境成本内在化是解决环境问题以及协调贸易与环境发展的最根本途径。随着贸易与环境关系问题研究的不断加深,研究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对于我国正视绿色贸易发展面临的形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等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而最终实现我国贸易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目标。     

环境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分析

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历来都是不可忽视的。当前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存在的环境问题主要有生产污染、生态环境破坏、废弃物转移、环保技术落后、以及绿色贸易壁垒,等等。要解决环境问题,促进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如建立法律标准、加强国际间的合作、调整贸易投资方式、环境成本内部化、以及改革外贸管理体制等。     

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的战略调整与应对措施

国际贸易对环境保护产生的影响日益广泛,贸易与环境问题逐步具体演变成为贸易体制与环境措施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实现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的相互协调,使贸易环境措施既不影响环境保护又不妨碍贸易自由,一直以来是世界各国和地区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我国的对外贸易中环境保护的政策与立法状况要进行战略调整,在加入了“WTO”的过渡期内要逐步完善中国与贸易有关的环境保护的协调机制和应对措施。     

论全球化与环境治理

本文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环境收敛情景、环境极化以及全球环境治理问题。指出贸易对地区和全球环境的影响依赖于各国比较优势的分布特征,这种比较优势的确定是由污染政策差异和其他影响(如要素禀赋差异)共同决定的;全球化不仅可能形成环境极化的危险并加剧环境退化的风险,而且也能创造补偿各种力量的机会;全球环境变化可被看作是市场与政府治理失灵后果的综合,只要所有国家分享它的成本并从矫正中获利,全球环境变化就可能成为环境和谐收敛的一种动力。     

贸易开放与环境污染内在关系研究

揭示我国贸易开度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关系。在Stem（2002）模型的基础上,以SO2排放量表征环境污染水平,对2000—2009年间我国30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西藏由于数据不全）的面板数据进行普通和空间面板回归分析,结果显示SO2污染物质的排放存在空间自相关和误差自相关,研究发现经济规模扩大、第二产业结构和出口变动会加剧环境污染,而FDI、进口则会降低我国的环境污染,并估算五要素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各自实际贡献率。对完善我国贸易开放和环境保护政策,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环境本位思潮下的国际贸易法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各国间经济贸易的数量和范围急剧扩大,这似乎极大地加剧了全球性的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因此,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再次成为争议热点.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仅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观点已经备受指责,但是如何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发展,特别是对于依靠国际贸易推动经济的中国,将面临更大的难度.当前中共中央十八大提出的“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为我国未来指明了方向.     

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环境保护机制探析

作为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在平衡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方面显得步履艰难。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在制度设计上偏重于对贸易自由化的维护;另一方面,在审判实践中又不得不顾及环境保护的要求,且随着环保呼声的日益高涨而在制度设计上越来越多地体现了环境保护的要求。在新一轮的“多哈回合”中,各方对贸易与环境议题的争论和分歧较大,谈判的失败标志着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贸易和环境的平衡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WTO体制下的贸易与环境问题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贸易自由化和环境保护两大潮流融合交汇 ,并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焦点。贸易与环境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我国加入 WTO后 ,要实现环境保护和贸易自由“双赢”目标 ,就必须采取完善现行的经济体制和法制体制等应对措施 ,以使我国的环境与贸易体制与 WTO的基本原则相衔接 ,促进国民经济的更快发展     

新疆对外贸易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思路探析

国际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新疆对外贸易连续增长，成为新疆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对外贸易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文章运用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方法．得出新疆对外贸易的环境总效应为负的结论，认为，要扭转这种负效应局面，必须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以环保为基点培育外贸竞争优势这几个方面做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