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特性:80后诗歌声音书写及阐释路径的省视

当代诗歌特别是80后诗歌写作中,诗人的手艺与诗意的变形极大地彰显当代诗学技艺的繁复,以及现代新诗诞生以来语言自身的焦虑与历史意识的孱弱.确证、否定或是某种悬置等80后诗歌写作的声音景观传递出同时代人在处理当代历史或文化经验时的努力,而那些既已形成的有关当代诗歌确定性的知识、规则、谱系,无形中使诗歌写作聚焦问题以及展开自我辨识的能力变得愈加浮泛而犹疑.无论是拥抱底层与日常生活,抑或是精神向度的自我觉识,80后诗歌写作需要更进一步解放自身并且充满韧性,从诗歌语言的悖谬、双声、裂隙中走上前来,切实获具一种与传统和当下、与语言和个体真正展开精神对话和思想辨识的能力.     

谢榛诗论的美学诠解

明代诗论家谢榛的诗学著作《四溟诗话》(《诗家直说》)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美学阐释空间,对于当代的美学理论建设也有较重要的裨补意义。谢榛论诗,首重感兴,主张作诗"以兴为主",不仅将"兴"作为诗人产生创作冲动的动因,而且还视为诗歌能否"化境"的直接条件。谢榛论诗之感兴,非常重视其偶然性质,谓之"天机",而且对艺术创作的审美主客体关系有着更具创造性的阐发,揭示了审美主体的建构作用。对于审美主体的修养和独特个性,谢榛有颇为全面的论述。谢榛认为好诗应该达到"浑成无迹"的状态,它并非决定于客观物色,而在于诗人的审美构形能力。谢榛还对诗中"妙悟"作了重要的发挥,认为其是养成诗人审美主体性的枢机所在。谢榛特别重视诗的整体审美境界,并认为其中应有内在的生命感和动态的神气,而这是具有幻境性质的,也是诗人之"悟"的产物。     

当代诗中的“历史对位法”问题——以萧开愚、欧阳江河和张枣的诗歌为例

当代诗关于历史可能性的想象与书写,归根结底是关于诗歌技艺与语言可能性等问题的探讨,也就是说,诗歌中的现实与历史问题,终归是语言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历史对位法"的视角下,可以得到清晰的说明。自朦胧诗以来的当代诗,其"历史对位法"表现为三种历史观念和历史向度的竞争与角力,分别是"历史救世"、"历史终结"以及"历史神学"的观念。这些观念基本上可以概括1980年代以来当代诗的审美、政治、伦理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审视,将会把我们暴露在一个真实的处境中。这三种观念在诗歌的具体写作方面则表现为,将自我的经验和境遇政治化或是"理论化"或是"神学化",萧开愚、欧阳江河和张枣的诗歌作品,则为我们提供了这些观念的具体例证。     

中晚唐"断肠"诗审美意蕴探析

中晚唐诗歌中存在着大量以"断肠"为主题的诗歌.中晚唐诗中"断肠"一词的意蕴具有多种层次,诗人们在离别、相思、贬谪等题材中运用"断肠"一词营造出不同的审美意境,在寄托生命情怀的同时,也深刻映照了中晚唐文人的悲剧性审美体验."断肠"诗的审美意蕴,是在中晚唐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通过诗学传统的承继性和诗人个体心理机制的合力共同形...     

曹魏西晋诗歌的审美自觉——从"丽"到"绮靡"

曹丕的"诗赋欲丽"说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摆脱了儒家诗教的束缚,是曹魏、西晋诗歌审美自觉的两个里程碑。曹丕所论"丽"是指诗歌的文辞华丽之形式美,反映了审美自觉开端阶段的认识,但在中国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陆机所论"绮靡"也指诗歌形式美,包括辞采华丽和音韵和谐两个方面,并且还初步涉及了形式美的原因,反映了审美自觉发展阶段的认识。从"丽"到"绮靡"的审美认识预言了魏晋南北朝重形式美的发展趋向,引领了魏晋南北朝重形式美的文学风尚。     

论杨万里对江西诗派内部“变调”理论的融通与超越

在历经三百多年的宋诗史上,江西诗派统治诗坛的时间长达近百年。在如此强大的诗学传统面前,南宋中兴诗人杨万里却本着求新求变的创作精神,开创了新的诗歌审美范式——"诚斋体",打破了江西诗派笼罩宋代诗坛的格局,最终超越了宋诗以才学、文字、议论为诗的诗学传统,而他早年对江西诗派内部"变调"理论的融通则是其超越江西诗法的关键环节。     

论梁宗岱“纯诗”理论的现代性意识

"纯诗"理论作为梁宗岱诗学中最具特色的理论,也是现代诗学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多放在对其理论的阐发与评论上,很少言及"纯诗"理论产生的根源性以及其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性意识。"纯诗"理论本身即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产物,梁宗岱提倡"纯诗"是对诗歌中审美境界的回归。一者,其"纯诗"理论之意义并非要求诗歌必须纯之又纯,而是强调诗所以为诗的美学意义;二是梁宗岱平视中西、烛旧照新的诗学态度,对于凭借否定旧诗而发展起来的新诗具有补正纠偏的作用。现代性意识的体现是梁宗岱"纯诗"理论的积极意义所在。     

杜甫陇右诗与盛唐晚期审美文化风尚

杜甫陇右诗在主题趣味和艺术风貌上展示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与诗人的现实经历与处境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盛唐晚期独特的审美文化风尚息息相关。杜诗里诗学精神的变化也对中晚唐乃至宋代的诗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动”的精神与艾青诗歌的审美开拓

"动"的精神是艾青诗歌的重要特质,来自于诗人燃烧的生命体验.大量动词、动感画面、情绪转换、动感意象构成"动"的精神之表征.自由诗体、省略标点和押韵、大量排比句等形式结合无间,创造出全新的"动感"审美."动"的审美体验,完全区别于古典诗歌的静态审美,也以其抒情主体的独立个性,与古典豪放派诗歌有着内在区别."动"的精神,根源于社会格局变动、异域和都市生活体验,更在于发现生命本体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人与世界的全新关系和全新发现."动"的精神,构成了现代新诗在诗学和美学意义上的开拓.     

朝鲜诗家申钦对古典诗歌的审美批评

朝鲜诗家申钦的诗学批评理论,在继承前人诗学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他对古典诗歌的审美批评,内容涉及唐诗、宋诗、明诗以及朝鲜本国诗,审美眼光独到,体现出朝鲜诗家对中国古代诗歌、朝鲜古代诗歌的鉴赏、品析能力,为我们提供了域外的诗评视角,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流转在艺术空间的听觉：中国古典“听泉”审美意象及其景观建构

中国古代文人对泉的审美体验经历了从形、色到声响的衍变,“听泉”日益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休闲体验方式。听与心灵相联系,“听泉”在古文人的情感投射与不断吟咏中转变为富含闲逸之情的审美意象,并形成“夜间闻泉”与“隔物听泉”两种审美范式。“听泉”由诗歌蔓延至绘画与园林,在诗歌、绘画与园林艺术空间不断流转往复,完成诗意景观的审美建构,成为文人追求闲情逸趣与诗意生活的美学符号。“听泉”意象的形成及其休闲审美内涵,展现了古代文人的听觉审美情趣,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传统听觉审美文化。     

《维摩诘经》与王维的佛教美学思想

王维深得《维摩诘经》要旨,以维摩诘为楷模。其诗深广地渗入《维摩诘经》的美学思想。王维诗境不智求,不象取,以禅心统摄世界。心性平等若虚空,笔墨蹊径,无复可寻。诗人悟得净智、净心、净土,万事万形,皆由心出,诗境便成为好净悉现之净土。语言既是造道之致,不复缚在文字,诗便进入无言真境。道悟诗悟,合而为一。     

庸常生活审美化:现代派诗的本体依归——新加坡五月诗社后期创作审美取向论析

五月诗社是新加坡当代一个面向现代诗人的同仁诗社,其诗有着丰厚的内蕴,既有对传统文化的体认,又有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关怀,同时也不乏西方现代诗的技巧,体现着独特的审美趣味。而五月诗社的创作风格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由"现代主义"到"现实关怀",再到多元化中对庸常生活的观照,展现了现代派诗歌发展的清晰轨迹。对庸常生活的审美观照无疑是诗歌在后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庸常生活的审美化趋向,意味着现代诗艺术向本体的美学依归。     

但丁的美学和诗学思想

但丁的<神曲>、<论俗语>、<飨宴>、<致斯加拉亲王书>等著作,蕴涵着丰富的美学和诗学思想.但丁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中世纪神学和亚里斯多德哲学,也间接吸收了一些从君士坦丁堡传来的阿拉伯哲学家的思想.但丁的美学思想充分显示出从中世纪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特点,他在强调上帝是一切美的本源、艺术的象征性的同时,也提倡"艺术取法自然",并应表现个人主观感受与激情.但丁对文学语言特性及审美性的认识、关于诗的定义和基本体裁分类等诗学见解,也是卓有识见的.     

冯至与里尔克：存在主义视域中的重释

冯至与里尔克的关系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如果从存在主义视域来考量会获得新的思路和启示。首先,里尔克试图在“存在”的世界通过“事物诗”的创造,赋予艺术永恒的品质;而冯至的《十四行集》中“事物”不仅作为艺术创造的起点,更被视为可以通过语言的命名而具有向人显示存在意义的能力。其次,《十四行集》与里尔克诗歌的对应性关系还体现在对诗歌表现方式、诗歌功能的共识上。更应看到,存在主义哲思固然让冯至脱离了浅层的诗意缠绕而走向了生命存在的深度,而传统的审美文化也使《十四行集》摆脱里尔克诗歌的玄奥与抽象,为冯至的存在主义的诗歌理念提供了本土化的可能性。     

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及其文化品相

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主要体现在:一、提出"物情多贵远"的美学观念,对创作中的心物关系问题有明确的认识。二、极力标举诗歌创作中的"兴",强调兴致、兴会,以及诗歌境界的多重性。三、受佛教思想影响,明确提出"诗从静悟得之"的创作观。孟浩然善于将文化的复杂性浓缩成一种至醇至厚的表意方式,他的诗歌充分敞现出中国山水田园诗歌自我发展中所形成的"诗品——山水——人品"三位一体的内在构架特征下所隐藏的中国古典人文精神和文化品相。     

论文学本体的生命有机性

文学的生命本体是文学存在的物化形式,还是物化外壳下别有孕育的生命？中西文学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追问莫衷一是。文学的物化形式可谓之诗语言,在前文学“婴儿期”以静默方式蕴蓄诗的潜能及其有机性,若无诗的“发声”,文学终归无所凭依。然而诗语言又并非文学的生命归依。自从诗诞生以来,形象、情感、事件、图像、身体等纷纷登场,借助语言而存在却又顽强地排斥语言的在场感,其极限化的表征就是数字化时代的文学已经很少或不再对语言精雕细琢,那么决定文学生命根基的本体究竟是什么,便成为文学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文学的本体显现为诗语言呈现的完整生命序列,诗语言呈现的前与后承载着诗的在场与退场的奥秘,其生命本体伴随着诗语言的呈现产生内在的变异。言、意、象、像诸变因的在场比重与文学构成的逻辑相位呈反比态势,从而数字化时代的文学可以实现披一而挂万,巧妙将文学的后续生命成因导入宽幅的生命场域,改写文学传统的诗语承载方式为更切近客体的诗语激发,诗语言的完整生命也由外在物化表征的逐渐衰减转换为主体的受孕性变异与更新。     

朦胧诗中的语象符号再符号化现象探析

诗歌中的语象符号是一种引导审美感受和传递美学信息的艺术语符。语象符号的形成是对日常语言这一庞大初始符号的改造和变异。朦胧诗语象言此意彼的变异过程在符号学视野下实质是语象符号在特定诗歌系统中的再符号化过程,该过程通过隐喻方式和作为中介的诗歌语言系统得以实现,朦胧诗语言运用大量语象凸显其反传统、反日常的语言张力。     

论中西方讽刺诗的文体风格及形态的差异

讽刺是社会生活中的语言艺术,讽刺诗是源远流长的世界性诗歌体裁.中西方政治、文化及诗歌生态的巨大差异造成了中西方讽刺诗在文体形态上的巨大差异.中国讽刺诗具有节制宽容的风格,嘲世的较多.西方讽刺诗直接尖锐,嘲人的较多.讽刺风格的差异决定了文体进化的激进与保守.中国讽刺诗人做人的保守和讽刺的中庸决定了讽刺诗文体形态的稳定,西方讽刺诗由于讽刺诗人的激进造成了文体形态的多变.西方讽刺诗人做人更自由,讽刺诗文体的形态比中国的更丰富多采.     

翻译的诗学批评

自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问世以来,中西文艺界乃至思想界对于诗学的探索绵恒久远。然而诗学的现代趣旨不是看诗歌如何表现美,更是看诗歌语言何以成为关。雅克布逊以降的形式主义诗学继承发展了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遗产,区分了日常语言与诗歌语言,还原了语言诗学功能,指出使得日常语言成为诗的是语言的陌生化表达方式,在很多场合下恰好是翻译实现了这一目标。翻译诗学同样关注语言的美学问题,形式主义诗学则为其重要理论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