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私谥”研究

"私谥"在春秋时代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春秋时代"私谥"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诸侯薨逝后未向周王请谥而由其臣子拟谥;二是民间对无爵者私自拟谥。这两种"私谥"的出现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并对后世的私谥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

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经历了由废除到复兴的历史变迁。“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是由秦汉时期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决定的,而社会的变革又直接影响着“公”谥称谓的变化。     

东汉的私谥问题

东汉时代私谥盛行,获谥者可分为隐逸者、去官或致仕者及部分在任官吏,他们皆通晓儒术。命谥者除门生、故吏外,还包括地方长吏和外戚在内的现任官吏、国人与乡人等。赠谥原则亦依据儒家经典及古义,谥号因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私谥的流行与谥法制度的封闭、刻板,士人重视声誉,以及士族发展等因素有关,它反映了士大夫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离心倾向。     

汉唐时期西域饮食文化交流探析

丝绸之路是饮食文化交流之路。汉唐时期西域饮食文化交流具体体现在西域各民族饮食文化间的交融、西域与中原饮食文化的互动及西域与中亚、南亚等地饮食文化间的交流。探析汉唐时期西域饮食文化交流,有助于促进文化交流史、社会生活史乃至经济史的研究,并能促进对西域多元文化的认识,使我们更为立体地认识和理解丝绸之路文化,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文化资源。     

从奏案到奏抄——汉唐间奏事文书形态的演进与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

中国古代帝制国家的政务运行是建立在发达的公文书制度基础上的。各类文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形态, 其间的变化体现了制度的成长性变革。汉唐之间向皇帝申报政务的公文书中, 有一类大致经历了由“奏”到“奏案”再到“奏抄”的演变。从作为动词的奏到作为文书专名的奏案、奏抄的变化, 正是汉唐间国家政务申报和审批机制变迁的反映。     

从奏案到奏抄——汉唐间奏事文书形态的演进与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

中国古代帝制国家的政务运行是建立在发达的公文书制度基础上的。各类文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形态, 其间的变化体现了制度的成长性变革。汉唐之间向皇帝申报政务的公文书中, 有一类大致经历了由“奏”到“奏案”再到“奏抄”的演变。从作为动词的奏到作为文书专名的奏案、奏抄的变化, 正是汉唐间国家政务申报和审批机制变迁的反映。     

试论日本私小说的产生与发展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和左拉等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的结合,产生了私小说。独特的明治维新时期的社会环境是私小说产生的历史条件,而日本传统文化的底蕴是私小说产生的内驱力。日本私小说的产生是日本民族在广泛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所采用的“和魂洋才”的结果     

雨汉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两汉时期,国家统一的时期较长,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成为主导的统治的所有制形式。构成和体现这一制度的一切必备条件和基本特征已大致具备。绝大部分田地为私人所有,称作“民田”或“私田”,很少一部分属于国家,称作“官田”或“公田”。这时“公田”、“私田”的概念已与《夏小正》、《诗经》、《管     

环塔里木墓葬文化及对汉唐国家认同的趋势分析

环塔里木地区的古代墓葬遗存直接反映本地区古代居民的日常信仰、经济生活、价值追求,直至对族群、国家的认同。从出土的汉唐墓葬所体现的文化特征分析,汉晋时期对中原物质文化认同性较为明显,唐代时环塔里木墓葬文化不仅体现了对物质文化的认同,社会文化、制度文化、宗教信仰等也莫不如此。这种趋同性是由环塔里木地区绿洲社会的地理环境决定的,从历史的发展看,环塔里木绿洲社会或附属于中亚或附属于中原内地,几乎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化圈。尽管这一认同趋势在环塔里木各地并非一致,部分地区绿洲国家还多有反复,但汉唐时期整体上体现出环塔里木地区对中原文化和国家认同趋势的逐步增强。     

传统论域的新拓展:汉唐政治与制度研究

对汉唐历史的研究积累到今天,已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深化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史学研究中存在着断代分割的倾向,局限在传世史料中按朝代分别进行研究,实际上使得汉唐时期历史研究的问题空间在萎缩。在国外,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在西方国家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中间,明显地存在着“重两头轻中间”的倾向,即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和明清时期,而对汉唐时期的研究很不充分,或者说涉及的问题有很大局限。这种格局使他们很难将中国历史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加以研究,并由此带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片面的理解,消解了对中国文化复杂性的认识。     

洮岷“花儿”的渊源述论

洮岷＂花儿＂是对甘肃洮岷地区所流行山歌的特定称谓。秦汉年间,大批汉族人迁入洮岷地区屯垦,中原文化与当地羌人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并最终形成一种新型的西秦文化,为洮岷＂花儿＂的产生孕育了良好的土壤;洮岷＂花儿＂中的情爱主题与《诗经.国风》中的部分诗篇主题相合辙;以赛＂花儿＂与祭祀为主要活动内容的＂花儿会＂是先秦祭社活动的延续。故而洮岷＂花儿＂应是在秦汉年间,大量汉族人迁入洮岷地区后,汉地民歌与当地羌族民歌相融合而形成的。     

上古至西汉判断动词“是”的产生与发展

人类认知、句法、语义、语用的综合因素造就了判断动词"是"。判断动词"是"在西汉时处于发展期。"是"由用于句首的复指代词演变为表判断的系词,有多个动因。副词修饰"是"的例子对"是"成为判断动词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汉时期"是"字判断句的格式有四种类型。     

相和歌概念新解

重理相和歌概念使用历史及其与清商曲的关系，可知汉魏六朝时，相和歌特指汉相和曲；经唐宋逐渐扩展，终成《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含括多类的概念模式。古人把在曲辞及表演体制、艺术形式上与汉相和曲有密切渊源承续关系的相和引、吟叹曲、四弦曲、诸调曲等都归入相和歌，是符合相和歌历史实际的，体现了古人对相和歌动态发展的正确理解与合理总结，令人对相和歌概念范畴的争议莫定正是缺乏辨证分析与动态理解的结果。     

台共纲领焦点问题评说：“台湾民族论”不能成立

虽然1928年台共纲领中出现了台湾汉人已经形成“台湾民族”的提法，但是这一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大陆汉人在移居台湾的时候，他们将原有的语言、生产方式、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带到了台湾，并世代相传；大陆移民不仅去台的时候是汉族，而且在台湾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也同样是汉族，从来就没有变异成为所谓的“台湾民族”。实际上，1928年台共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是日共照搬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     

“孝＂、“廉＂：选拔和考核官员的最基本标准

“孝”、“廉”是官员应有的最基本的品格,也是选拔和考核官员的最基本的标准。在两汉至南北朝700多年的历史上,曾经长期实行过“举孝廉”这一选拔官员的制度;现在我们认真研究和宣传“孝廉文化”,对于当前的反对贪污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要把“孝”、“廉”落实到当今官员的选拔和考核过程中,就要有一套完整的、可操作的制度,而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宣传、教育感化上。     

论《乐记》的成书及其材料的时代特征

《乐记》成书于汉初,由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编纂。汉代其他几种《乐记》皆源于刘德《乐记》。《乐记》的编纂主要表现在采引“诸子言乐事者”等方面,其材料来源于战国时代的著述,最早可溯至战国初期,最晚截止战国末期。     

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彝汉诗学中“风”、“骨”内涵之比较

＂风骨＂一词在汉语诗学批评中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范畴,汉文化中,它最早源于人物品评,随后转向诗文、书法、绘画等多个艺术门类。值得研究的是在我们多民族大家庭里,特别是在我国彝族发达的诗文论里,＂风＂、＂骨＂有别样的内涵,它们同样在自己的诗学理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玉匣”与“玉衣”义项再考——兼与王仙波先生商榷

关于＂玉匣＂与＂玉衣＂的义项,学界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出土文物,纠正＂玉匣＂仅为＂盛玉之匣＂的观点,补充梳理＂玉匣＂义项为：1.汉代皇帝、王侯所用的玉制葬服;2.玉制之匣,用以贮藏珍物;3.盛玉之匣。     

汉代＂诗礼互证＂的学术范式——以郑玄注释为考察范畴

“诗礼互证”是汉代儒家经典诠释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学术命题，早在宋代便有学者开始提出概念，并对此后的《诗》、《礼》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现代学术研究视野考察这一学术范式，对它的概念和分类情况予以界定，指出“以礼证诗”和“以诗证礼”两大要素各自有其学术源始，并通过以郑玄为代表的汉人注释典籍语料分析，探索两大要素各自的注释形态，进而挖掘这种学术范式在后世乃至当代的学术研究价值，有助于总结传统学术研究的个性特征，启发与拓展当代的学术研究思维与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