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中国法学教育

加入WTO两年来,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不仅现行高等法学教育与我国加入WTO对教育服务所作出的承诺不协调,而且现有教育法律制度与WTO规则、规范要求存在明显冲突。我们的法学教育管理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应认清形势,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应对WTO挑战,要更新思想,树立全球性法学教育观念,深化改革,建立现代法学教育新体制。     

法学大时代的建构与法学方法论的转向

伴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发展到现代,中国文化正进入一个全新的法学时代。但中国学人对此认识不足,没有意识到法学学术在中国思想史上乃是相对于传统经学与理学之后的重大知识建构,因此在方法论上满足于一种概念—规范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它对于现代的盲目性使它无法承担起建构法学新时代的重大使命。为了达到对于现代的自觉意识,中国学人必须从概念—规范主义的研究方法进入答案—问题回溯式的研究方法,使现代中国思想真正面临的正当性问题从遮蔽状态进入澄明状态,从而使中国学人真正有能力建构起中国思想史的法学新时代。     

孕育中国公法学的崛起——关于未来十年中国公法学的几点推论

评价和判断中国公法学乃至法学的发展状况及其前景最为重要的线索之一是中国公法学与西方法学之间亲疏远近关系的变化与波动情况.中国公法学研究的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公法研究范式的明显变化.中国创造的人类发展史奇迹将对未来十年的中国公法学产生重要影响.     

法学教育模式和谐的基点探析

本文试图把法学教育模式纳入到和谐的大背景中,从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入手,以和谐的四个层次来研究法学教育模式.即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必须实现分层级培养以及该模式的区域发展;人与人的和谐包括法律人才之间的和谐,法律人才与非法律人才的和谐,以及法律人才与普通民众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则主要指通过法学教育节奏与法律人才发展节律的相符合来实现.另外,本文还引入了黄金分割点和三角形的稳定性来架构这一模式.最后,点明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培养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法律人才并以和谐的思维、和谐的行动来构建以公平、正义为发展目标的和谐社会.     

关于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几点思考

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解,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认识,而应该从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普遍解放的终级目标中看到,以人为本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应有之义;应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不单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更应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研究不应仅仅关注政治层面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律思想,还应从学术层面来探究其理论体系、结构和内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差异性也不应忽视。     

吴经熊与近代中国法学学术

吴经熊的法学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建树,即考察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评介西方法律思想,创见法律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法制进程;二是文献编纂,即汇编和校对法学论著.编撰和校勘法学工具书;三是传媒平台搭建,即主编<法令周刊>,主持上海法学编译社,支持<法学季刊>建设.吴经熊作为法学大家对近代中国法制进程的最大贡献体现在法学学术方面.     

对转型时期中国法学的提问——兼评苏力《也许正在发生》

在“法学的科学性”研究中,法学的自给自足问题和语境问题应该成为转型时期中国法学研究的基本学术问题,对此问题的求解将促进法学独立品格的形成和现实主义转向。中国的法学研究应当是自给自足的,同时中国法学研究的产品必须在符合现实语境的条件下传播才是正当的和有效的。对转型时期中国法学进行提问代表着法律学术的自我审判和自我重建精神。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下的法学论文选题趋向

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是构建涵盖中国法学各学科门类的,突出中国学术自主性、原创性、实践性的法学知识体系。这是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总要求,也是学者在当下学术研究中应有的担当和期待。作为法学学术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法学期刊还是综合性期刊中的法学栏目,都应当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而编发具备自主性、原创性、实践性的法学成果,更是学术期刊的工作使命。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趋势和要求下,法学论文选题之重要性不言而喻,确定前沿的、原创的、有思想突破的选题,是一篇优秀法学论文开始写作的第一步。法学论文的选题在新时代下的研究要求,要从原来的引介性、全面性、概括性选题,向自主性、原创性、实践性的选题转变,向问题意识突出、研究目的鲜明的选题转变。即不仅要求研究选题要不断强化问题导向,形成问题意识,更对问题意识中研究"问题"的方向和内容把握提出了新的目标,这既是法学学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学术期刊评判法学论文优劣的重要标准。期刊在设置栏目时,应尽量引导法学研究成果向该目标流入,形成研究合力。科学的研究方法给予法学研究新的视角和选题方向;法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推动了法学论文选题的新转变;而适当的标题设计会使法学论文的选题内容清晰而准确呈现。在确定文章标题时,有二类标题需要谨慎对待,即对"同质化"标题要严格择选;对"自说自话"和过度"装饰"的标题要进行学术判断。因此,法学研究如何面对中国问题,提炼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是时代赋予法学研究的新要求,也是法学界与期刊界的重要使命。这促使法学论文的选题以此为研究方向和基本要求,需要对研究方法进行深度开发,推动法学学术界与期刊界以对学术研究高度的责任感去践行这一目标。     

略论中国法学教育与研究改革的方向性——由李双元先生的“治学之道”展开思考

中国法学教育与研究改革的方向性问题一直是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各说各理,众说纷纭。几十载法学教学研究的风雨历程,李双元先生的思想涵括藩学之道与法哲学思想等内涵,蕴含着对新中国法学尤其是国际法学教学科研有突出贡献的一代宗师的智慧灵光。探微李双元先生的思想,对厘清中国法学教育与研究的方向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新中国法学教育60年的历程考察与展望

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可谓一波三折,改革开放后才逐步走上正轨,从起步、滑坡到恢复和大发展,其间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法学教育不能仅仅满足于回应社会的短期需求,应当有其超越的一面,它必须在价值层面以及理论分析上给法律发展乃至社会整体发展以导引,未来的法学教育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吸收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培养法治理念;科学定位,合理规划,注重可持续发展。     

论沈家本的法学思想

沈家本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者。他在 30年的法律实践过程中 ,积累了深厚的传统法学功底。同时 ,他思想开放 ,虚心学习西方近代法学理论 ,融会贯通 ,形成了自己的法学思想。他在法学理论、法学研究方法、法学实践等方面都提出了与中国古代法学1有质的区别的新思想。这些思想对扭转长久以来知识界轻视法学 ,忽视法学教育的风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推动了我国法学的近代化。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法学教育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个伟大的进程中,中国法学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值得认真总结与展望。本文的基本思路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法学教育与改革开放四十年法学教育联系起来研究,将改革开放四十年法学教育的历史回顾与对未来的展望结合起来思考,从中揭示法学教育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般规律,进而把中国的法学教育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中国法学教育与研究之新蓝图——详解两办《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设定了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宏伟目标和施工路线，目标为二十大报告的法治中国建设。该《意见》系统总结了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领域存在的政治方向问题和管理体制问题，并梳理了法学教育体系和法学理论研究体系存在的具体问题。政治方向问题的解决方式为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宏观横向不均衡问题的解决举措为均衡发展、政策扶持、提升质量、突出特色。宏观纵向管理指导体制问题的解决方案为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发挥政法院校示范作用，以及打破体制机制壁垒。问题的解决最终都需要落实到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从统计看中国航空法学的崛起——中国航空法学30年发展研究综述(三)

1979年～2009年期间,中国航空法学从蹒跚学步到悄然崛起,渐成独立的部门法学。30年来,研究成果虽然无法与成熟的部门法学相比,但也随着中国航空事业和航空立法的发展取得了骄人成绩。今后的研究方向应该在充分认识到研究力量、研究方法、科研成果质量、研究内容均衡等方面不足的基础上,注重自身理论的充实和加强对其他法学学科知识的吸纳与融合。     

在历史与法律之间：历史法学及其中国意义

[提要]历史法学主张法律的历史性和民族性,是19世纪欧洲法学的主流。从德国的萨维尼到英国的梅因再到美国的卡特,历史法学成为现代法理学的主要源流之一,其思想影响深远。中国历来重视民族精神的延续,当下中国历史法学的使命就是提供中国法律主体性的历史认同,在历史和法律之间寻求中国法学理论、法律体系和法治模式的民族道路。     

从律学到法学的飞跃——沈家本法学方法论初探

沈家本的法学方法论变革是中国传统律学向近代法学飞跃的重要一环。沈家本法学方法论的内容包括研究视角的转换、历史的方法、从纵向比较到横向比较、批判的方法和价值分析的方法等诸方面。时至今日 ,这些方法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吴经熊法学思想中的西方与东方

吴经熊作为近代中国"现象级"的法律精英,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吴经熊本人受过西方系统的法学教育,对中国文化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自我期许为"超越东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吴经熊早期为人为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他中年之后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而非法学研究,也被解读为是在中国法律现代化过程中遭遇严重挫折后的转向。可是我们检视吴经熊早期的法学作品,发现其法学思想中仍包含很多东方的元素,甚至有"中体西用"之嫌;在对待西方各法学流派的态度上,吴经熊选择性地接收了以霍姆斯为代表的法律实用主义与庞德的社会学法学,这些思想都与中国传统法哲学思维有会通之处。他中年之后致力于东西方宗教与哲学的研究,或许正是为了从基础做起、真正"超越东西方",最终实现中国法的"文艺复兴"。     

支撑中国法治的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法学探索之三

法治需要法学支撑才能建成,由此提示出法学支撑力。就法学对应性和法学承载力来看,中国法治建设必须由马克思主义法学加以引导。随着哲学实践化,马克思主义一经诞生就直面法治现实,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成为历史必然。必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被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加强,初步支撑中国法治建设并取得较大成就。因为中国法治建设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法学需要结合现实问题进而优化发展,最终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足够有效的法学支撑。     

论沈家本的法学思想

沈家本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者，他在三十年的法律实践过程中，积累了深厚的传统法学功底。同时，他思想开放，应心学习西方近代法学理论，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法学思想。他在法的概念、法的起源、法的作用、法与道德的关系、法学研究方法、法学实践等方面都提出了与中国古代法学有质的区别的新思想。这些思想对扭转长久以来学术界轻视法学，忽视法学教育的风气发挥了重大的影响，推动了我国法学的近代化。     

反思法学的实践性

当代中国法学界将法学看作具有实践性的学问,并将实践性理解为经世致用的研究立场、具体问题的研究导向以及价值参与的研究态度,但这是对"实践性"这一术语的误用。同时,法学家对法学自身的性质也存在误解,包括夸大法学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的实践性、认为法学背离了自身原有的实践性以及主张通过实践检验法学知识的正确性。要准确理解法学的实践性,必须正确看待法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法学内部的不同学科以及法学自身的知识性质。在法学语境中,实践性只能被理解为法学因其独特的研究对象而与实践有关,但法学作为一种知识并无特殊之处,法学与实践保持距离符合其内在发展规律,法学因其知识性质而不依赖实践检验。法学与实践之间呈现出一种后者自前者间接而非直接受益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