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与文化立场

从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创作中的文化动因出发,从文学与文化的层面,探讨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所形成的新的世界主义,可以发现纳博科夫的创作目的在于寻求一种人类理想化的存在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其创作的文化立场和世界主义倾向。多元文化背景使纳博科夫能够结合自身流亡经历,更好地展现后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错位问题与身份认同危机,从而具备了世界性的文学视野和民族文化站位中的超然立场。因此,将世界主义视角引入纳博科夫研究,将有助于理解跨民族、跨文化文学交往过程中的“他性”和“差异”。     

叙事谜题:再论口述历史与心灵考古

说口述历史是新史料,甚或新史学,都不错,也非全对。口述历史是对个人记忆的采访记录和开发利用,问口述历史“是”什么,不如问个人记忆中“有”什么、采访人要“采”什么、受访人“说”什么。个人记忆里有生命知觉、成长经验、文化习得、专业知识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有史料或史学资讯,还有丰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信息资源。只不过,个人记忆的百科全书,通常是无分卷、无章节、无编目且内容混沌模糊、信息真伪难辨且多断简残篇,加之口述人由于社会压力、文化禁忌、隐私顾虑、知识局限、叙事习惯等多种原因,或不说,或少说,或敷衍了事,甚至言不由衷,采访及其所得都需要进行心灵考古研究。心灵考古需要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叙事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及生理学知识技能,并回馈诸学科以丰富数据和信息,增进人性理解和人学(science of men)知识。口述历史之心灵考古,有巨大的探索空间。     

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在新时期的发展———以乡村小说创作为例

新时期作家在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基础上,对这一经典叙事进行了深化与拓展。深化与拓展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揭示“贫穷文化”对农民活力的扼杀和对其人格的扭曲,观照国民的驯顺、麻木、保守等精神痼疾。第二个方向是考察农民文化人格在特定政治语境中的畸变与异化,既考察特定的政治文化所致的奴性,又观照主奴根性的“主性”所致的文化人格缺陷。第三个方向是审视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不适应性,这种审视有两个重点：一是考察小农意识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显露出来的种种局限,展示小农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化人格缺陷;二是揭示落后农民对现代经济社会的隔膜,凸显他们在现代生产关系面前的“现代愚昧”,进而否定传统农民文化人格。新的思想资源、新的社会问题和文学自身发展等诸多因素,促成了该领域传统叙事模式的转型。     

职教变革的过程本质:创生“新常态”职业人

针对职业教育本质研究中静态分析方法论局限,反思职业教育演变史可知,职业教育变革的本质在于不断创生新型职业人。在职业人培养过程中,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其注入了新的培养目标和课程等新因素,由此引发职业教育育人过程本质的变化,创生出适应社会新常态的新型职业人。新常态下的职业人所生成的结构要素,是由科技发展、政治制度和文化变革与职教系统的反作用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宏观上,政府根据社会新常态下行业和市场的外在要求,出台系列政策,引导职教系统有所选择地创造出市场急需的新专业和课程等系列新事件,从而不断引起职业教育阶段状态的本质变化。微观上,教育行政、师生等具体人,又通过主动选择培养“职业人”的素质结构,创生出满足社会新常态和个人需要的“具体职业人”。当前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与微观职教系统主体选择性的相互作用,需要以普职融通的职教过程变革方式,创生出新常态下富有创新精神的大批中高端职业人。     

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

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高涨,尤以政局稳定、文化承平的北宋中后期为最。折射在诗歌中,即是诗中突出的自我意识。在宋诗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笔下,诗中之“我”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自我意识最强者当推苏轼。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诗歌自称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在苏轼诗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的情况下,苏轼作为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二是苏轼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宋代以号自称的文化潮流,表现出士大夫以第三人称的“他者”视野完成自我的检视,从而追求社会的认同。与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其他士大夫相比,苏轼在自我检视中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这在宋代士大夫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西汉长安的都城美学与物态哲学

在古代中国,都城作为文明的容器,也是政治理想和哲学观念的物态呈现。西汉的政治与哲学均自有特色,这种特色烙印于长安。首先,长安随着政治理念和政治路线的变化,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都城意象的转变。前期以宣示权威为主,追求“壮丽以重威”的美学风格;后期则通过一系列的礼制化改造,将一个世俗而物欲的都城转型为一个更体现礼制原则的都城。第二,西汉哲学虽短于思辨,但长于想象,融入阴阳五行的儒学和神仙方术、谶纬学说等一起提供了“鬼神术数”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下,长安成为天命的暗示和能通阴阳消息的神圣都城。总之,长安作为西汉政治与哲学的物态呈现,从根本上讲都是在为其政权提供不同向度的合法性证明。     

尼采的意志概念与海德格尔的解释

“强力意志”既是尼采一部重要作品的标题,同时也是他后期思想的一个主要概念。海德格尔在1936至1937年冬季学期,名为“尼采：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的讲课中,详细分析了尼采的意志概念。何谓“意志”？在哲学史上这个概念如何被规定？尼采所谓“意志”指的是什么？本文的目的在于展释尼采的意志概念,并讨论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解释。     

一战后国际新秩序重建时期日本外交的战略转向

日本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大正天佑”,以日英同盟为藉口对德宣战,以夺取德国在远东的根据地为最低目标,实现在华优势地位为最高目标。战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大力推行理想主义外交,获得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不久,美英卷土重来,重返亚洲,逐渐加大了对日遏制,发起了召开海军军缩会议的倡议。因与美英实力悬殊巨大,日本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试图把华盛顿会议作为外交战略转向的试金石,但遭遇滑铁卢。其后,日本外交开始由理想主义转为现实主义,开始与国协调,华盛顿会议成了“币原外交”的出发点。     

改造人力资本促进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建议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管理完善进程中,解决好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要求。“新常态”下,中国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斩断困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死结,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迫切需要着力布局和推进体现时代发展内涵的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战略。本文立足新时期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从人力资本积累的现实格局揭示了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面临的主要障碍,并据此提出了改造农村人力资本实现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措施。     

“自然模仿艺术”命题的内涵、理据及其美学意义

自然和艺术的关系是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其核心问题是自然和艺术的辩证统一性。“自然模仿艺术”与“艺术模仿自然”这两个命题一同构成自然和艺术的辩证关系的两极。有关“自然模仿艺术”这一命题的内涵及其美学意义,长期以来几乎是研究的空白地带。所谓“自然模仿艺术”,是自然在审美中必然显得像艺术,其美学内涵是从“自然美像艺术”的角度揭示自然和艺术的审美同一性。这一命题的理论根据是,自然欣赏必须以艺术的模式组织审美经验,自然美生成于艺术图式在自然中的投射,马克思的对象化理论和康德的先验图型论可以作为其哲学理据。深刻领会这一美学命题的内涵及其意义,为全面系统地把握自然和艺术的关系、艺术的本质乃至美的本质提供了契机。     

关于劳动人权的四个理论视角

与资本主义的天赋人权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主张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站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将劳动作为社会一切存在的合理性和意义的终极来源。劳动创造人,因而劳动是人的本质。跟人的发展一样,劳动本身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劳动的历史发展恰恰体现的是人与劳动关系的发展,标志着人的解放的历史性和发展性。人在最初的劳动中受到自然力的残酷摧残,之后又有社会异己力量的压迫和自我盲目力量的束缚,这使得人处于被奴役的状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逐渐摆脱某些奴役而将劳动变成一种以谋生关系为主要特点的过程。当人类消灭了主要的奴役劳动,并超越了谋生劳动之后,体面劳动的实现和为自由劳动做准备,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所以,劳动人权理论将人与劳动关系看成发展性的历史关系。这一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有重要的人类价值贡献,因为它阐明了尊重劳动的基本法则,为实现劳动幸福指明了现实路径。     

农业旱灾风险管理脆弱性评价及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对农业旱灾脆弱性理论分析,从自然、经济、社会、科技四个维度设计农业旱灾脆弱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分级标准,运用BP神经网络法对重庆市2001-2015年农业旱灾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并考察农业旱灾脆弱性程度的动态特征和驱动因素。研究结论表明：重庆农业旱灾脆弱性程度总体上呈减弱趋势,但是面临极端气象条件时依然表现为重度脆弱。在旱灾脆弱性的驱动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能力是驱动旱灾脆弱性下降的主要因素;农业的自然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水平较高,严重影响了脆弱性总水平的下降。因此,农业旱灾风险脆弱性管理需要继续强化经济脆弱性和科技脆弱性管理的同时,重点是做好农业旱灾风险的社会脆弱性管理。     

历史与合法性:柏克因袭学说考

历史能在多大程度上赋予统治以合法性,这一普遍问题在柏克“因袭”学说中有精妙回答。其精妙性有赖于“因袭”在普通法上的双重含义和英国法政传统的两种因袭主义所提供的空间。柏克之说是对二元因素的糅合。结合语境和文本,大致可识别出他为克服张力所采用的修辞手法。由此,他树立历史的权威,却否认历史可被用作否定当下的外在标尺;确认当下的权威,却否认当下可与历史决裂。其目的在于平衡道统与今王、自由与权威、革命与反革命。其根本教益是用时间的调和性驯化政治主体及其诉求的绝对性,使政治变得有弹性,使张力变得有意义。     

“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思考

“中国制造2025”对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必须以对职业教育范畴的重新界定和学科地位的重新定位为基础才能有所突破。以职业教育的内涵、范畴及地位为切入点,分析我国目前职业教育发展的尴尬处境,及其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适配的现状,提出新时期对学科地位转型升级的建议,助力升级“中国制造”为“优质制造”。     

从刘宋拟乐府书写范式的转型看士庶乐府之分流———兼论此种拟作范式转型之社会动力

刘宋时期出现了拟作汉魏旧题乐府的新高潮,历来评论均认为模拟太甚,艺术价值不高。其实,时人拟乐府的书写范式发生了转型,针对断裂的文学传统,除陆机外,还纳入汉晋乐府、汉大赋和古诗,甚至晋宋山水、行旅诗等“记忆、文本片段”,使之成为多层、重叠的“杂而不越”的复合行文结构,保证了文本在跨历史的共识中被阅读,使之在诗学重构中获得“新的生命”。此种新型拟乐府反映了当时士族乐府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成为主流文学样式。以鲍照为代表的庶族拟乐府努力贴近此种主流,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庶族本色,由此导致了士庶乐府之分流。此种拟作范式的转型、士庶乐府之分流的社会内在动力也无疑来源于当时的社会分层。     

历史”的逃逸、“自然”仿像性与 “景观”的自我殖民———新世纪武侠电影的另类迷失与出路选择

在新世纪武侠电影十几年的实践中,历史意识的缺失已经成为“武侠”丧失内功的主要症结。这种缺失,一方面导致武侠电影只能在征调自然景观、历史景观的装饰性上努力,通过“自然”的仿像性实现对“历史”的改装和消费;另一方面,历史深度意义的丧失和景观造成的大众价值观的自我殖民,也进而为各种意识形态在武侠文本中的肆意畅行进行美学护航。以《聂隐娘》《师父》为代表的“作者化”转型,能否成为武侠电影的出路选择,同样值得商榷。     

论唐传奇虚构叙事的艺术原则与创作成就

唐传奇的核心艺术成就在于通过虚构完整复杂的故事以承载特定的文学意图,借此探询人生和世界(即存在本身)的意义,这是“幻设为文”的内涵,更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所取得的成就。这一成就在渊源上,是“立象以尽意”的方法论原则潜在影响小说创作的结果,是唐人“有意作小说”在艺术方法层面上的体现。在此意义上,史传体例、诗笔、议论及题材、文采等,都是虚构一个完整故事的艺术手段和文体因素。唐人通过“立象以尽意”的方法论原则虚构故事,表达特定的文学意图,创造出了丰富瑰丽的传奇世界。     

从“深奥哲学”到“简易哲学”:休谟对理性形而上学的解构

休谟竭力批判理性形而上学的哲学方法论,力求为哲学重新奠基。经验主义哲学方法对于解构理性形而上学的结构和体系具有毁灭性作用。休谟将一切观念最终都还原为印象,一切观念都可以从印象中寻找到初始根据。在休谟看来,印象优先于观念的原则普遍有效。精神世界的观念之间的相互吸引作用与自然世界的自然事物之间的作用具有相似性。与理性形而上学不同,休谟借助于人在经验和观察基础上养成的习惯界定一般观念或抽象观念,并借助于语言寻求一般性。在反驳笛卡尔自我观念的虚妄性基础上,休谟将自我观念严格地限定在经验与观察的印象基础之上加以阐明,即在原始知觉印象的基础上借助于经验和观察的方法对自我观念进行哲学辩论、辨正和改造。     

“非物质劳动”批判：奈格里和哈特的 艺术生产思想及其当代美学意义

非物质劳动是奈格里与哈特共同提出的关键性概念和理论观念。他们将“诸众”、社会关系、抽象与现实、生产与再生产等重要命题置于非物质劳动的理论框架内进行考察,成功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与后现代艺术语境中激活了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并融入美学与艺术方面的思考,提炼出以救赎与抵抗为核心的艺术生产美学思想。非物质劳动思想在生产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理论视角,为当代艺术生产理论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与话语思路。     

棱镜中的本体:作为平等主义的卢梭政治哲学

长期以来,针对卢梭政治思想是否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学界一直存在悬而未决的争论。卢梭的思想就像多面的棱镜,相互对立的诠释者都能在其中找到与其立场相呼应的证据。作为卢梭著作中最早出现和最受关注的主题词,“平等”能够真正地反映其思想全貌,并成为统辖卢梭政治哲学的思想原则,它与自由共同构成卢梭的政治理想。卢梭应当作为平等主义者出现,而不应被定义为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驳杂面孔;在平等与自由两种价值中,卢梭选择了平等来规定和实现自由。表征为繁多镜像的卢梭政治哲学,其本体是平等主义的理想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