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农民工职业教育现状调查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农民工就业在经历危机后被动返乡,如何有效地促使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甘肃省是劳务输出大省,劳务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严重,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就更为严峻。对甘肃省返乡农民工就业现状进行了走访调查,系统分析了返乡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就业经历、返乡原因、职业教育的认知程度等,得出劳动技能不高是制约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主要瓶颈,职业教育是农民工提高劳动技能的重要途径的结论。并指出甘肃省返乡农民工职业教育存在经费投入不足、培训质量不高、培训内容滞后等问题。从而提出了发展农民工职业教育,要在形成培训合力、强化培训保障、创新培训方式、提高培训质量等建议。     

金融危机背景下返乡农民工就业机制的思考——基于湖南返乡农民工的调查

目前的金融危机已对我国广大返乡农民工再就业产生很大影响.就湖南而言,返乡农民工大多来自广东省珠三角地区;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含量低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年龄偏大、综合素质不高,基本上没有接受过技能培训;但外出务工意愿强烈.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需要建立一系列长效机制,包括创新政府帮扶形式,拓展农民工就业平台;切实加强技能培训,提高返乡农民工就业能力;加强就业指导服务;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政府主导的金融担保和信用评价体系,为农民工创业提供金融支持,优化自主创业的环境;完善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法律规制,为农民工就业提供制度保障等.     

金融危机视域中的农民工再就业及其法律应对——从“被动返乡”农民工谈起

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我国沿海地区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关停并转，导致大批农民工“被动返乡”，从而使得农民工再就业问题凸显。解决农民工再就业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其重要途径是依靠法律。强化农民工就业的法律保障，是要求树立以人为本的法律理念、完善农民工就业的法律规定、严格施行农民工就业的法律规定。     

乡村生计转型视野下的返乡农民工再就业——以广西石丰村为例

石丰村个案表明,乡村生计转型与返乡农民工再就业互为关联。一方面,农民工返乡再就业类型的多样化,促进了乡村生计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乡村生计方式的良性变迁也为农民工再就业提供了资金、技术、协会等方面的支持。资金仍是制约农民工返乡再就业的最重要因素,政府和社会应在这方面着力并妥善解决。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返乡农民工再就业扶持体系的探析

金融危机对我国中小型企业产生了巨大冲击,企业的经营困顿造成了一大批失业返乡的农民工,如何解决他们的再就业问题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通过对金融危机给农村务工人员带来的困境（困窘）和他们返乡后再就业所面临障碍的分析,提出了全方位建立其再就业扶持体系的思路,即以政府为责任主体、返乡农民工为受助对象、社会第三方为辅助支持三个层面共同构建其再就业扶持体系。     

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及其对策

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劳动力就业冲击很大,农民工就业、大学毕业生就业和城镇下岗工人再就业是我国当前急需解决的三大就业问题。地方政府应当引导返乡农民工积极投入到家乡的新农村建设中去;国家、高校以及大学毕业生应认清形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对城镇下岗工人则需加强技能培训和政策扶持。     

陕北地区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问题探讨

近年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陕北地区返乡农民工数量增加,一定程度影响着农民的创收致富。要提高返乡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和再就业能力,增强其从业技能和市场意识,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是必然的选择。陕北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区域内成人教育机构的作用,使其在在返乡农民工培训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和创业。     

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分析与对策

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关系到民生与国家安定。本文在对3679份关于返乡农民工的调查问卷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经济开始复苏的事实,集中探讨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于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与创业问题的若干思考——以金融危机为背景

本文认为,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就业与创业问题是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现实需求,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就业与创业问题要以人为本,加强对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和创业培训.     

民族地区返乡农民工生存和发展权问题初探——以湖北民族地区为例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湖北民族地区大批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失业返乡,使得他们的首要的、最基本的人权即生存权和发展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其主要表现是：农民工返乡,失去了主要的生活来源或重要的增收渠道;部分返乡农民工无地可种;大量的农民工返乡,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等。而其保障路径是：建立健全返乡农民工的救助制度,为返乡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做好心理疏导工作,为返乡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思想保障;帮助返乡农民工再就业是保障其生存和发展权的当务之急;促进该地区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保障返乡农民工生存和发展权的根本路径。     

返乡农民工创业信贷额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省为例

如何确定影响农民工贷款金额大小的因素,并为农民工创业和再就业提供良好的信贷支持,是返乡农民工面临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政府在努力促进创业和就业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后危机时代背景下,定性分析了农民工信贷面临的严峻形势,并以贷款金额为被解释变量,选择解释变量构建简单线性回归模型,利用EViews 6.0软件分析并处理得到的数据,最终得到影响农民工信贷的因素。最后,对改善返乡农民工贷款金额大小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农民工返乡就业与工业反哺农业的着重点

目前我国农民工返乡就业的人数逐渐增多,呈现出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与双向就业的新局面。在分析农民工返乡就业的原因及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重点政策建议：一方面继续向城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吸引＂种田能手＂回归农业;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鼓励返乡农民工非农创业就业,以及提升农民工创业就业能力等。     

基于ROS的移动机器人控制系统

基于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混合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劳动力返乡对农业产出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力返乡提升了农业土地产出率,但对农业劳动产出率没有显著影响;劳动力返乡降低了农业内部种植业尤其是粮食作物的土地和劳动产出率,且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劳动力返乡通过土地流转和家庭劳动分工的两条要素重新配置的中介途径间接影响农业土地和劳动产生率,但借助农业资本配置影响农业产出率的路径不显著。当下鼓励外出劳动力返乡不利于传统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劳动力返乡再就业亟需引导。     

民工荒的进化博弈解读

从有限理性的进化博弈视野出发,分析民工荒现象出现的演化机理,将处于相同境况的民工视为一个群体,将民工个体的决策置身于民工群体决策中,则个体民工选择某种策略从民工群体角度来看就是以一定的概率选择该种策略。面对收益与风险并存的民工流动,民工荒进化稳定策略形成不但取决于区域企业需求的特性,而且依赖于民工群体间相互竞争的策略。     

对制约我国农民工体育发展因素的分析

通过文献资料法,对我国农民工体育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贫乏;农民工身体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农民工包括体育在内的各种权益得不到保障;农民工有健身的需求,但参与体育运动的意识不够.而制约农民工体育发展的因素主要有: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农民工群体文化上的封闭性;农民工收入、消费水平低下;农民工流动性大,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工体育场地设施匮乏等.     

农民工的生存困境问题研究

通过对农民工的劳动环境、生活环境及其社会环境的探究,进行了对改善农民工生存困境的思考,认为必须要关注农民工的职业健康和创建安全的劳动环境,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改善农民工的生活环境及其构建农民工的新形象,为农民工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提出改善农民工的生存困境问题是实现农民工自由的条件。     

受雇农民工数量和工资的变化趋势研究

受雇农民工是农民工中数量最庞大但很少被专门研究的基本群体,其数量和工资的估计受到既有农民工数量和工资调查研究中统计口径不一致的困扰。以微观数据为基础的一致统计口径可以纵向连贯、横向可比地考察受雇农民工数量与工资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外出农民工数量已从增长阶段进入基本稳定阶段,其内因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这是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必然结果。（2）受雇农民工数量总体上虽略有增加,但也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而且青年农民工（35周岁以下）的比重在逐年下滑。（3）受雇农民工工资水平虽有显著上涨,但与城镇职工的相对差距却有所扩大。（4）学历工资的阶梯状分布在大专及以上学历阶段呈现跳跃性,且这种跳跃性仍有扩大倾向。研究结果揭示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结构性分化,同时也表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复杂性和现实困难性。     

关于“民工荒”下未返城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查研究——以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为例

在金融危机之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企业订单增加,用工需求增大,但此时出现了返乡农民工不再选择回到原来的城市、原来的岗位,使得大部分城市又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通过对盐城市盐都区的返乡农民工就业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了此次＂民工荒＂下未返城民工就业去向,旨在为有关部门辩证看待＂民工慌＂与＂民工荒＂问题,以及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依据。     

组织支持、城市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新生代农民工过于频繁的离职行为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基于组织支持和互惠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城市融入感及互惠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城市融入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对城市融入感与离职意愿的关系具有强化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城市融入感在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即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水平越高,城市融入感的中介作用越强.文章首次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并且验证了微观企业的组织支持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结论为用工企业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机制,从而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