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历史客观性问题是历史哲学中最重要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西方史学界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两类针锋相对的史学方法论：一类是旨在排除主观因素以“客观”再现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无我之境”）；另一类是旨在彰显主观因素以“重构”历史认识的方法论（“有我之境”）。通过对这两类方法论的优缺得失的反思，指出其对构建我国21世纪史学的重要借鉴意义。     

演化经济学中的企业：方法论基础

达尔文和拉马克的“自然选择”机制以及艾尔斯特的“完全功能主义”从释义作为功能性解释的目的论开始,阐释了企业演化理论的方法论基础:目的论解释和完全功能主义解释。分析认为,威廉姆逊的组织结构演化方法论不适合完全功能主义解释,而纳尔逊和温特的企业演化方法论和芝加哥学派的选择论则是以典型的完全功能主义方法论为基础。     

法律解释的难题

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受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采取了客观主义的解释态度，试图遵照认识论的要求，将法律解释的过程作为一个追求法律真理的过程，然而，法律解释的主客二分模式遭遇着认识论上的困境，使法律解释的客观性面临危机。同时，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在政治哲学上以启蒙哲学的分权思想作为智识资源，然而，对法律解释主体性和历史性的揭示，法律解释很难再与分权逻辑形成话语上的相互支持，法律解释的难题又成为政治哲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对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困境的揭示意味着需要实现理论立场的转换，以清醒地认识法律解释方法论的非足性。     

现代资产阶级历史方法论的危机

历史认识的内容及其方法(即历史方法论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激烈斗争的领域。各个资产阶级历史学流派都忽视必须忠于客观实际,而这对于弄清现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各种观点是密切有关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论的释义派当代代表人物的特点是,论述“他人的思想”和研究者的探索要求之间思想上的联系与一致性。西德历史学家鲍姆哈尔特涅尔反对在解释历史时必须注意客观性,反对历史编纂学的“素朴实在论”,他声称,一切事     

历史与实验：发生学方法与胡适“文学革命”的方法论

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与实践，包含着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体现了“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的有机结合。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期，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开始用发生学方法来理解“历史的方法”,而发生学方法又与“实验的方法”相贯通，这就为胡适将文学革命中“历史”与“实验”两个面向整合起来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通过发生学的方法的运用，文学革命就成为对历史上白话文学的自然趋势之有意识的控制、引导与实验。发生学方法不只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贯通了文学革命的“历史/过去”与“实验/未来”这两个面向，从而保证了胡适文学革命主张逻辑上的自洽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同时也让胡适得以在传统中发现和体认现代性的因素，为其“中国的文艺复兴”事业提供精神动力。     

“根据实物资料来恢复历史原貌”不是考古学方法论──与俞伟超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根据实物资料来恢复历史原貌”不是考古学方法论。并且就建立考古学方法论体系提出了构想：第一，考古学方法论应以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原则；第二，考古学方法论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结构，第三，考古学方法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不断现代化的体系。     

科学解释和人文理解

“解释”与“理解”这两个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分别被用来代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方法论,并经历了长期的争论。新老实证主义者皆主张一元的方法论,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也应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方法为楷模,它们的目的都在于把握规律。新康德主义、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主张“理解”的方法论,强调从“意义”、“价值”的角度来把握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哲学解释学提出了“解释学经验”的概念,将它作为理解的对象,意在把握科学活动与人类行为的本体论前提。笔者则提出“语境论”的解释观,将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的不同,归结为问题语境的差别。     

北方民族语言的发展态势与研究路径

本文对当前北方民族语言的发展态势和鲜为人知的语言情报，由东到西地进行梳理和勘探，并以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以及和汉语等外系语言的接触为对象，论述“描写研究”，“解释研究”，“谱系树”，“波浪说”四种方法论的研究路径。     

符号学理论“旅行”与“形而下学”的意义

符号学理论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锐利的反思锋芒，既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又具备方法论的可操作性；既强调形式立场，又超越了形式研究的局限，是整个当代文艺批评理论的重要方法论基础。通过对符号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史考察，可归纳出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一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学”，二是以皮尔斯为代表的“三元模式”符号学，三是以卡西尔为代表的“符号形式哲学”，四是以巴赫金为代表的“文化符号理论”。这些代表性的符号学理论其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解释譬如敦煌艺术符号、民间视觉符号、当代互联网符号等具有中国意味的研究对象时，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试图以“中国方式”重新阐释符号学理论，这种阐释旨在符号学理论的本土化，使符号学理论成为解释“中国问题”更有力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武器。     

研究道家的方法论与道家历史地位问题

研究道家的方法论与道家历史地位问题王树人首先谈谈研究道家的方法论问题。有一句名言说：“方法是体系的灵魂”。这是千真万确的。如何理解方法是体系的灵魂？这要分两个方面说：一方面是指我们在研究时所使用的方法，如历史上的“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还如刘笑...     

试论解释学的解释观

从三个层面区分并阐述了解释学的解释观 ,即方法论解释观、认识论解释观和本体论解释观 ;揭示了西方解释学解释观发展的历史结构 ,并按照其内在逻辑 ,提出了解释学如何从本体论回复到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关系到哲学未来发展的问题。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哲学审视

“市民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及“世界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三个重要理论维度，分别构成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本体论基础、历史价值论基础和历史方法论基础；应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视野，准确地分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人的存在与马克思“改变世界”哲学的价值诉求

就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承诺来说 ,始终关注着人的存在意义。但与以往传统本体论和知识论哲学不同 ,马克思社会批判哲学的道义性是付诸“改变世界”功用性价值诉求及其价值解释的方法论。本文试就马克思“改变世界”哲学的价值取向及其价值解释的方法论展开讨论。     

恩格斯晚期的史学思想——恩格斯史学思想的发展、表现与特点

恩格斯晚年着重研究了原始社会史、德国史、国际工人运动史、宗教史，以及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方法论问题。形成了人类历史演变道路理论，强调了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同一的方法论原则。对恩格斯晚年“完善”了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观点进行了商榷。     

埃尔斯特与《理解马克思》——社会科学家视角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路

西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现象的重要代表人物埃尔斯特,在其分析马克思文本《理解马克思》这一著作中,运用历史社会学的＂历史语境＂,阐释了自己对于马克思及其论题的理解,充分体现出其＂分析的＂方法论进路,表现出一种对严密和明晰的风格的坚持,《理解马克思》的出版源于埃尔斯特广泛的研究涉猎以及对马克思研究的回归。埃尔斯特观察马克思如何解释和以什么方式来解释社会现象,认为在这个解释过程中并存着＂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方法论的集体主义＂两种方法论主张;与方法论密切相关的是三个层次的社会科学解释模式,包括亚意图因果解释和超意图因果解释所构成的因果分析;＂超个体的实体＂的存在则被用于定义＂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原则。透过对埃尔斯特著作及其方法论主张的了解,人们能更加清晰地理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现象,从而加深对＂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     

矛盾抑或误读———里格比对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的解读论析简

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研究》一书中,里格比基于对马克思大量论断的归类分析,判定马克思是一个“生产力决定论者”,即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解释了社会关系的性质,同时生产力的变迁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在里格比看来,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经验上,“生产力决定论”都是一种站不住脚的解释人类历史变迁的理论模式,并同时基于马克思的相关思想,提出了一种对“生产力决定论”的替代方案,其核心是强调生产关系在解释历史中的首要作用。里格比的解读对于我们全面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其将马克思判定为一个“生产力决定论者”,并由此认为马克思同时持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解释历史的原则,无疑是对马克思的误读。他的理论失误警示我们,确立理解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对于切中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实质,无疑具有前提性的意义。     

阐释学“应用”的三种基本形态

阐释活动主要由“理解”“解释”“应用”构成。“应用”作为阐释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自古典时期以来至少形成了技艺-方法论、本体论、实践论三种基本形态。它们分别以保存特定文本维持作者原意、证成阐释者自我存在的意义、改变并解释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为目的。三者在当下共同发展，为丰富意义世界给予了充足的可能性，为构建中国阐释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论费耶阿本德的多元方法论思想

本文论述了费耶阿本德的多元方法论提出的宗旨，概述了他的几种具体的认知方法，比如“多元比较选择法”、“特设性假说法”、“历史回真法”以及他所突出强调的非理性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他旨在修改和扩大原有的狭隘的理性概念的广义的理性原则，指出费耶阿本德的多元方法论虽然没有达到自觉的辩证法的高度，但是对于打破以往的科学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却是有着极为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马克思“跨越”理论形成中的三个转变及其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跨越”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对于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中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跨越”理论的形成蕴含着“三个转变”，即：研究视角从国家民族层面到经济社会层面的转变，对俄国革命的预期从外生到内生的转变，以及作为前两个转变的结果，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评价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这一内在逻辑转变过程对于探寻和理解“中国道路”有三点方法论启示：一是要注重对社会经济状况的认识和研究，二是要注重对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的分析与把握，三是要用“世界历史”眼光看待和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矛盾人”论——兼谈“斯密悖论”

“斯密悖论”至今仍没有得以解决；“矛盾人”观点在探讨人自身矛盾显著特征的基础上，揭示了“斯密悖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方法论缺陷；通过对人所具有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感性与理牲、善与恶、义与利等具体矛盾形式的分析研究，进一步阐明了“斯密悖论”产生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因，并试图以“矛盾人”解答所谓的“斯密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