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风险态度的农户金融素养与正规信贷获得水平分析

农户金融素养的高低和对风险的态度会影响其信贷选择,进而影响其正规信贷获得水平.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微观调查数据,基于贷款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利用prob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剖析农户金融素养和风险态度对其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金融素养、风险态度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水平具有正的直接效应;(2)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7.8％;(3)农户金融素养对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受风险态度的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提高农户素养,促进农村信贷市场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建议,政府实行对于农户风险态度改善的针对性培训,可以不同程度地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与风险态度认知.     

农户信贷约束及其福利水平的分位数影响

采用2013年苏鲁两省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平均处理效应模型估计出了信贷约束对农户福利水平的平均处理效果,然后运用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估计出了信贷约束对处于不同分位数点的农户的福利水平的分位数影响。研究表明,信贷约束对农户福利水平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其绝对影响随着福利水平分位点的提高而增加,但其相对影响随着福利水平分位点的提高呈现出“倒U型”关系。     

移民搬迁区农户信贷需求及渠道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192个调查农户的实证分析

依据陕西省移民搬迁区192户农户的调研数据,构建双变量Probit模型,通过农户家庭基本情况、收入与支出状况、家庭经营特征、社会资本及金融知识等变量,实证分析影响移民搬迁区农户信贷需求及信贷渠道选择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搬迁区农户强烈的建房置业意愿明显诱发农户的信贷需求,提升农户正规金融渠道的选择偏向.农户收入水平、家庭规模、教育水平是影响农户金融需求的重要因素,而农户金融知识水平、社会资本和信贷用途对农户信贷渠道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金融联结信誉传递机制对农户信贷配给效应

信誉机制是缓解农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制度补充。从信誉机制中的信誉传递环节出发,建立信号传递博弈模型,探究金融联结中信誉传递的制度优势。基于金融联结信贷模式的信息传递均衡分析,提出研究假设：金融联结的信誉传递机制可以改善农户信贷可得性和信贷数额;金融联结的信誉传递机制可能存在中介效应。利用陕西省725户农户实际数据进行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农户＋农民合作社＋银行”的金融联结模式,并运用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和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证明通过农民合作社向正规金融机构传递农户信誉信息,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用评级反馈,金融联结的信誉传递机制能使农户信誉起到抵押品替代作用,对改善农户信贷配给起到积极作用。     

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运用分位数回归,实证检验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甄别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不同收入农户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信贷约束是影响农户收入的较为关键的因素,农户信贷约束尤其是正规金融信贷约束主要减少了低收入农户的生产性收入。基于研究结论,为了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提高农户收入,提出完善农村正规金融服务、加强非正规金融机构监管、改善农村金融环境等政策建议。     

中国农户小额金融信贷探析

对小额金融信贷的定义、背景及发展原因进行概述,并通过对中国农户小额金融信贷发放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全面分析了小额金融信贷在中国初步实施的绩效及问题所在,就完善中国农户小额金融信贷机制和提高农户信贷可获得性的对策进行探析。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户信贷获得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为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户信贷获得提供了有利契机。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可得性和正规信贷规模,通过Biprobit模型和CMP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运用工具变量和LPM模型克服潜在的内生性后,结果仍然稳健。研究同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的非正规信贷获得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抵押品要求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较高收入农户和较低收入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中等收入农户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提出,要大力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技能,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积累和关注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     

信贷约束、农户融资困境及金融排斥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陕西杨凌、阎良、泾阳467个农户的调查,从农户金融需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农村信贷约束、农户融资困境及其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的社会阶层、家庭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户是否遭受金融排斥的共同原因,不同金融服务的排斥状况亦有其他不同的影响因素。减轻贫困、增进农民福利需要,可缓解农村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问题。金融机构在制定利润目标的同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农户提高自身素质和信用、政策部门合理引导金融机构开拓农村金融市场,可有效减轻我国农村地区的信贷约束和金融排斥问题,从而缓解农户融资困境。     

数字金融与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局限,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直接或间接减缓了农村贫困,然而其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究竟有何具体影响?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方法,从收入结构性角度细化剖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贡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存在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且能够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从收入结构性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带动非农就业增加,但农户存在教育程度和社会关系网差异,从而导致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呈现拉大趋势;数字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限制,但由于存在“使用差异”,农户内部经营性收入差距拉大;数字金融通过拓宽金融产品和理财的渠道,虽弥补了“二重排斥”中的“工具排斥”,但由于农户“自我排斥”依然存在,导致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拉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物质资本、高社会资本或高人力资本农户群体中,数字金融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效果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主动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扩大农村受教育的人口基数,提高数字金融知识宣传的广度与深...     

农户融资绩效区域差异分析——基于1995—200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09年东、中、西部的面板数据,对农户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种渠道融资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从两种渠道获得借贷均能提高农户收入,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正规金融的借贷在西部地区作用最为显著,贡献率为0.80,分别高出东、中部地区0.21和0.41;非正规金融借贷对中部地区农户增收作用显著,贡献率为1.47,但在东、西部作用不显著。可以判定,农户借贷差异是导致农户收入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农户产生借贷区域差异主要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和区域种植结构差异有关。要提高农户融资绩效,减少借贷差异,进一步缩小农户收入的区域差异,应该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提高农村金融覆盖面,对非正规金融适当解禁,引导农村正规和非正规金融适度合作,加大正规金融对中部地区支持。     

基层民众的法治尊崇状况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向基层下移,基层社会成为法治运行的重要场域。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已然成为当前法治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议题。基于余杭法治指数2007—2018年12年持续调查的数据可得出如下结论：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提升进路包括以司法权威重铸民众法治信任、以依法行政推进民众法治认同、以诚信文化唤起民众法治意识、以共治理念带动公民参与法治社会建设。     

农村微型金融发展政策规制研究

农村微型金融发展对于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促进我国统筹城乡建设,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基于农村微型金融发展现状,其发展必须贯彻公益性、商业性和社会性平衡理念,不能偏离保障农民生存权、发展权的法理基础,准确定位制度设计的价值目标,完善相应的政策法律制度体系,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建立健全自身的治理结构体系。     

信贷需求抑制视角下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两期动态投融资的理论框架,分析信贷需求抑制、非农收入对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进一步运用黑龙江、浙江、河南和四川4省957份农户数据采用IV-Heckit和cmp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以家庭其他成员参与金融项目数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存在着严重的信贷需求抑制问题,信贷需求抑制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用行为及强度,非农收入对此有明显的缓解作用;非农收入对于资金需求大、普及程度高的有机肥采用影响显著,对资金需求小的秸秆还田采用影响不显著。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加强渠道建设、推动绿色金融、深化金融创新等政策建议。     

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农民权益保护视角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保护研究

通过分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概念及其在我国的立法现状,从保护农民权益的角度出发,针对如何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利益,提出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相关立法,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及征占补偿保障制度等合理性建议,以期能够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更好的落实做出贡献。     

农地流转正外部性的经济法激励探讨

从农地流转的一般理论出发,提出农地流转的正外部性主要表现在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等方面。为了提升农地流转正外部性,必须坚持经济法的平衡协调理念、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实现经济效率、经济公平和社会和谐的目标。在实践层面,分析了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在农地流转正外部性激励方面的有益经验,提出应从产权划分法律制度、财政税收法律制度、金融信贷法律制度及中介主体法律制度等方面着手,实现对我国农地流转正外部性的法律激励。     

农地确权能否缓解农村正规信贷配给?——基于德·索托效应的再检验

基于微观视角,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讨论农地确权能否释放农村土地资产的德·索托效应,缓解农村正规信贷配给。采用IV-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对供给型与需求型双重信贷配给的异质性影响,并引入农地确权与农地经营规模的交互项进一步考察其规模偏好特征,最后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验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在现阶段中国相关法律制度与配套措施不完善的约束下,农地确权难以完全释放农村土地资产的德·索托效应,其对供给型信贷配给的缓解作用仅限于本就有着借贷优势的大规模经营农户,存在规模偏好特征;而对需求型信贷配给则具有充分的缓解作用,并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强,同样存在规模偏好特征。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法律意识的构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程，没有中国农村的法治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法治化。本文通过引用相关数据总结了农民对法律的了解状况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农民运用法律的方法和程度，分析了农民法律意识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构建农民法律意识的建议：加大农村法制教育力度，培育农民现代法治理念；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公正；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实现依法行政。     

环境正义视角下的农村垃圾治理

农村垃圾治理凸显了我国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基础设施供给和基本制度,反映了城乡之间的环境非正义关系,暴露出农村垃圾治理资源分配失衡、农村垃圾治理决策程序缺失以及农民承受的垃圾治理责任不公平的问题。防范农村垃圾污染的发生,必须将环境正义理念贯彻到农村垃圾治理工作中。首先,通过健全农村垃圾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制和长效监管机制实现环境分配正义,消除治理工作中的制约瓶颈。其次,通过推进农村垃圾治理主体多元化和决策程序合理化实现环境程序正义,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最后,通过加强农村垃圾治理法治建设和农民环境权益保障实现环境矫正正义,确保农民享有适宜的人居环境。     

基于政府视角的农民创业环境实证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以创业促进就业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良方,而政策环境对于创业行为的发生具有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通过对湖北省930家农村微小企业的调查,研究政府寻租对农民创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初创公司的额外负担及其对公司的影响均显著低于老公司,说明农民创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已取得一定效果;政府寻租,不仅执法弹性较大,而且偏好高额寻租盈利能力强、经营年限长和规模大的成长型企业,这不利于微小企业的健康成长。虽然创业者的退出威胁可以抑制政府的高额寻租行为,但在全民创业及创业融资难的背景下这种抑制不具备可操作性。改善农民创业环境的关键在于政府加强法制建设,提高执法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