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程序与检察监督——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例

加强对特别程序的检察监督,保证特别程序顺利运行,是检察机关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有别于普通刑事程序,因而,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法律监督具有某些特殊的要求:一是检察监督应以实现"儿童最佳利益"为目标;二是检察监督应涵盖诉讼的全过程、全方面;三是检察监督应突出及时性和有效性。     

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实践现状及完善

对轻微刑事案件依法进行快速办理,是检察机关更好地运用检察职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的内在要求,既是提高诉讼效率的要求,也是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笔者拟从《意见》提出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出发,分析当前的实践现状和存在问题以及制度的缺陷等,并探索进一步完善该机制的若干措施,以期检察机关办案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轻微刑事案件侦、捕、诉联动机制构建

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既有诉讼职能的一致性,也有职业思维与能力上的差异性。侦查权应然层面属于行使公诉权的检察机关,而具体实施侦查权的主体则应当多元化。在现有刑事诉讼体制不做大的修改之前提下,侦检关系的务实抉择是构建切实可行的侦、捕、诉联动机制,以使轻微刑事案件办理既符合诉讼效率的要求,又不偏离公正的轨道。     

论刑事法治视野中的检察权——由“检察官该不该起立”的法庭仪式引起的思考

检察机关身兼数职,破坏了诉讼程序的正义性。其中凌驾于审判权之上的法律监督权损害了审判独立原则,造成刑事审判程序中控辩双方地位严重失衡,在一定程度上也危及“既判力”原则,导致司法稳定性的削弱。其享有的批捕权也无法保证公正性而有践踏人权的危险,所以,应当强化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弱化司法监督职能。     

检侦关系改进论——以公安机关考核机制对退回补充侦查的影响为视角

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作为刑事诉讼＂流水线＂上的两个重要环节,其相互关系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保障诉讼效率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以退回补充侦查为例,通过对于某省三市三年来相关数据分析,对检侦关系重新进行审视并提出改进建议。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难题与对策研究——以全国首例检察机关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为例

全国首例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对我国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的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需通过法律规范的解释提供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益诉讼主体的依据,通过明晰公益利益的概念和完善诉前程序确定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启动要件,通过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确定行政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和一般性。     

论刑事诉讼目的下的警检关系

刑事诉讼法以诉讼规则来划分诉讼程序中整体与个体间的权利义务界限,使双方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得到满足与保护,从而在个体利益得到保护的同时,国家追诉的目的也能同步完成。应围绕刑事诉讼目的,对警检关系进行正确定位。明确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过程中的主要职责,实现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权的监督与制约。     

不起诉制度的解构与重构——以价值权衡为视角的考察

正义与效率构成了现代诉讼制度的正当根据。正义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实体正义使刑事诉讼法表现出对刑法的一种工具性价值．程序正义却是源自刑事诉讼法独有的品行，两者都不可或缺。而效率则是诉讼资源稀缺性的要求，也是实现正义的保障。不起诉制度应该体现正义与效率的基本要求。检察机关应该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作出判断和处理。对罪疑的案件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在不起诉决定形成过程中，一个公正的程序要求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赋予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权利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而基于效率的考虑，不起诉决定应该具有确定的法律效力，以形成对检察机关和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有效约束。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规定的功能期待及其实现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承载着人们对弥补刑事诉讼法规范的缺陷、提高刑事案件的办理质量、保障刑事案件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等的功能期待.该规定的出台不仅标志着我国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步形成,还促进了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然而,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预期功能的实现既有赖于我国社会治理机制的根本转变,即实现以安全维护价值为取向的社会治理机制向以权利保障价值为取向的社会治理机制转换,也有赖于在制度上切实保障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能够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     

跨法刑事案件审理期限的适用标准

新《刑事诉讼法》施行后,如何确定跨法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司法实践中存在"从新"论与"从旧"论之争。立法和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跨法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刑事案件审理期限固有的双重属性,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现实压力,是导致当前确定跨法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时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跨法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无论是"从新"还是"从旧"都失之片面,都可能对被告人利益保护不利。当前人民法院确定跨法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时应当抛弃"从新"或"从旧"之一刀切的做法,而代之以"从旧兼有利于被告人"标准,以切实保护被告人利益。     

构建我国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立论基础

权力制约理论是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近代化、理性化的科学依据 ,也是构建我国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理论基础。我国文化传统的惯性和特殊的社会结构是构建我国错案责任追制度的现实基础 ;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则是我们构建这一制度的价值基础     

公诉案件和解正当性探讨

破解公诉案件和解现实困境的前提是,要理性阐释公诉案件中和解的正当性内涵,并以此作为制度构建的价值基础。将和解引入刑事领域,国家将一部分追诉权让渡给被害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对国家垄断公诉权的质疑;刑事和解蕴涵着主体间性程序价值;和谐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是刑事和解超越刑事领域的价值指向。     

理性的诘问:死刑案件中的刑事和解

作为程序性解决机制,刑事和解反映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它的运作契合了司法改革的目标,也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由于我国缺乏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重罪乃至死刑案件均可以和解,这必然对刑罚公正性产生巨大冲击,也容易滋生新的司法腐败。因此,在刑事和解推行过程中,应对其进行必要的规范与引导,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     

论拉伦茨氏裁判方法的实质

使用传统的判案理论系统分析了拉伦茨氏的方法论体系。指出，拉伦茨氏方法论的基础是欧洲传统“名判”逻辑，其设定目标乃个案公决。拉伦茨氏强调了法官“续造法”的权力。所续造的“法”不是条法，而是曾经自主运用诸条法的模式，它理应有“现行法”的拘束力。“条法库”的缺漏由审判员以法律运用技术补足。诸准则之不谐或与宪法条法的不谐需赖“法益衡量”调谐。分析结论是，拉伦茨氏片面突出法官的自主地位，其方法论在本质上是现代法治社会一种尚需调制的折衷系统。     

司法如何面对民意——对2001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案件”的分析

司法的三个维度要求司法必须吸纳、回应民意,但又必须与民意保持一定距离。对民意案件的社会背景和案件情况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其在分布、类型、元素、效应等方面呈现一定的规律性。正确认识并反思民意案件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司法应对民意的策略,可以促进法治建设的进步。     

中国案例监督与指导制度新论

当下之中国,采纳本源型的西方判例法制度受到宪政和司法体制限制且缺乏司法文化之基础,而走司法解释型的案例制度之路又存在理论上的误区及权力异化之危险。从司法管理、司法方法与审判程序制度相结合的视角,在现行案例指导制度基础之上,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建构司法方法性的管理制度,如案例监督与指导制度（简称“案例督导制度”）合法而可行,现实且必要。文章对案例监督与指导制度的内涵、实质、新颖性、合法性等问题进行了全新诠释,并从法理、司法方法和司法管理角度做了进一步阐述和论证。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构建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是少年司法不同于成人司法的一项特殊且重要的制度。通过社会调查可以全方位了解并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犯罪原因、日常表现以及评估其人身危险性等，这有利于少年司法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对涉罪未成人的保护，有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针对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结合域外经验，宜从确定社会调查启动程序与时间点、明确社会调查报告之性质、提高社会调查员之素质等方面入手，科学合理的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之社会调查制度。     

试论人大对个案监督问题

人大进行个案监督具有必要性,它是在我国现行司法体系和司法状况下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的有效手段。在个案监督过程中应遵循监督不办案原则、补充性原则、适度性原则、事后监督原则以及坚持监督质量的原则。     

论清代涉藏刑案处理中的“恩威并济”政策

恩威并济是清王朝藏区施政的重要方针,在处理涉藏刑事案件过程中也是如此。在整个清王朝,恩威的投放并非等量齐观,而是随着形势及王朝的统治力而有所侧重,体现出威以明恩,恩以示威,恩威不能并济,恩威不能实行等特点。这与王朝实力强弱不无关系,也受到官僚政治的不良影响。从涉藏刑案处理的整体看,恩威并济对于案件的解决,以及安定民族地方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略论司法公正的两个基本问题

司法公正的定义和标准是司法公正的两个基本问题.本文用内涵定义法和外延定义法两种方法给司法公正下定义,并以司法公正与立法公正的关系为切入点,论述了司法公正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