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派诗歌理论及其渊源考辨

清代前中期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以重“学”与重“清”为核心建构起了自己流派的诗歌理论,但其诗歌理论并非渊源于学界所常提及的“淅派文艺源头”——黄宗羲与查慎行．而是源于常因“反宋”而被摈之浙派诗歌发展流程之外的朱彝尊。     

“吴中七子”与“浙派”中期词风的嬗变

“吴中七子”在思想上对清王朝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又深受格调派诗歌理论的影响,他们的创作与厉鹗等老一辈词人表现出很多不同。在情感内容上,他们的词作缺少樊榭词的悲感情绪和对抗世俗的勇气;艺术风格上,他们的词作多了一些开阔苍凉和浑雄壮阔之风。这种以“格调”入词的作法,一方面淡化了“浙派”的骚雅精神,一方面丰富了“浙派”词的艺术门径。所有这些,既开启了“浙派”词的嬗变之风,又将“浙派”词带向了衰落之途。     

黄宗羲与浙派诗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顾炎武、王夫之鼎足而三。他以这顶桂冠称著于世,而其诗名则恰恰为之所掩,人多罕知之。其实,他不仅“启”后世民主主义思想之“蒙”,而且在诗歌发展史上也居于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同样有一种“启蒙”意义在。质言之,黄宗羲是浙派诗的开山祖师。“浙派”或“浙诗”的名称,在乾、嘉时期袁枚的著作中已经多次出现。它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浙派,专指当时厉鹗、杭世骏、吴颖芳、金农一派而言,旁及钱载诸家;广义的浙派,则包括其他与之风气相近的清代浙江诗人在内。清初朱彝尊、查慎行各领一宗,     

“浙派”探源

文章借助寓目的第一手文献材料,对＂浙派＂这一概念的指代对象和历史变迁做了较系统梳理和挖掘,探究作为诗歌流派的＂浙派＂与文化史上众多＂浙派＂指代对象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为深入研究浙派诗人群体提供支持。     

“浙派”探源

文章借助寓目的第一手文献材料,对"浙派"这一概念的指代对象和历史变迁做了较系统梳理和挖掘,探究作为诗歌流派的"浙派"与文化史上众多"浙派"指代对象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为深入研究浙派诗人群体提供支持。     

隋唐诗人接受鲍照诗的进程

鲍照在一些关键性的“诗歌要素上为唐人开了先路”,对于唐诗的整体风貌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影响。隋至唐初诗人对鲍照的接受,一路沿着鲍照艳丽柔媚婉转的乐府诗的路数前行,另一路边塞军旅诗,在题材与内容上都是对鲍照边塞诗的承袭与拓展,而初唐怀古都城诗最能体现鲍照的影响;盛唐时期几乎所有的重要诗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鲍诗的影响,同时诗评家们也表现对鲍照的极大热情;中唐诗派中平易近人、奇诡怪异的极端两派创作中都有鲍照的因子;晚唐诗歌讲求技巧,鲍照诗的“朽构成形、淫靡”切合了时尚要求,受到此际主要作家的全面推崇。     

"词人解撰《河清颂》"——杜甫对鲍照的接受

杜甫在文学史上第一次将鲍照与当时著名诗人谢灵运、江淹相提并论,重新估价了鲍照诗歌的成就,并以“俊逸”一词,准确地概括了鲍照诗歌的主要精神特质。在创作中,从诗歌风格到构思立意,从词句的选用到诗歌意象的选取,都有对鲍照的承袭。在六朝诗人中,鲍照对杜甫的影响仅次于庾信。     

论宋初“九僧”——诗

“九僧”是宋初“晚唐体”的代表诗人 ,但很少受到后人的关注。从其诗歌入手 ,对他们的交游、诗歌艺术两方面进行考察 ,认为这个诗僧群体在承袭“晚唐体”的同时 ,也体现了宋初诗歌发展的某些新面貌 ,呈现出过渡时期的色彩。     

“我即是你？你何曾是我？”——李金发的现代体验与其诗歌张力

李金发独特的现代体验导致了其诗歌的内在张力,在诗歌内容上,展示的是诗人在“现代”与“传统”冲突间的进退失据;在表现形式上,是以“象征”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表现手法和中国古典诗艺“比兴”之间的矛盾;在诗歌语言上,是中国古典虚词的和异域语言单词的大量使用而导致诗歌语言的扭曲与暴力;在审美形态上,是审美与审丑之间的对立。     

林逋与丁卯诗风

林逋与许浑皆好佛学,崇陶诗。相近的思想性情使林逋与许浑诗作有趋同倾向。林逋对许浑诗歌的接受表现为两点,一是在字词的选择上承袭许浑;二是诗风同宗平淡闲适,在艺术上相近却不相犯。     

厉鹗山水诗特点初探

清代浙派领袖厉鹗一生创作了许多以江南山水为主要题材的诗歌,堪称山水诗人。由于仕途多次受挫以及不谐俗的孤僻个性,厉氏宦情淡薄而转向山水自然,以求得涤荡胸襟、消解苦闷。生活阅历狭窄与气质情趣的孤澹,决定了厉氏偏爱描写清寒、孤寂的山水之境;而逃禅倾向,又使厉氏喜写佛寺山水,以得禅悦之趣。虽然其诗风格欠丰富,又好用僻典替字,但清幽的风格、典雅的文词,使厉氏山水诗于王士、朱彝尊之外自树一帜,并影响到浙派诗人创作旨趣。     

白居易诗歌对高丽文人李奎报影响研究

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诗人之一，其诗歌远播古代朝鲜、日本。白诗自新罗时期传入朝鲜半岛，高丽时期已然风靡文坛，出现了一批如李奎报、崔滋等文坛巨擘对白居易诗歌进行品评、模仿和创作。白居易诗歌影响李奎报诗歌创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李奎报创作了一系列追和白居易诗歌的作品，因视白居易为楷模而追和，并仿其神韵；李奎报晚年承袭白居易“感伤诗”,成为其诗歌创作重要的内容；李奎报模仿白居易“讽喻诗”,创作了一系列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     

“画禅诗圣”净慈烎虚禅师释明中的生平交游与文艺创作

杭州净慈寺烎虚禅师释明中是清代雍正、乾隆时期浙派诗僧的代表,“南屏诗社”重要成员.释明中诗画兼擅,亦长于书法和治印,时人誉为“画禅诗圣”.释明中以“南屏诗社”为基地,与钱陈群、金农、厉鹗、杭世骏、丁敬、梁同书等浙派代表人物的交往及其创作活动,奠定了浙派文学艺术的基础,在清代文学艺术史上应占一席之地.其对当今研究文人诗僧结社与浙派文学艺术创作和繁荣的关系,具有典型意义.     

湖北诗歌片论

诗歌作为纯个体的创造性艺术活动,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创作风貌与其所在地域的关系是微妙而复杂的,难以用简约的方式归纳。湖北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特别是自1970年代“归来派””诗人曾卓以降,承袭、偏移甚至反叛“滕胧诗群”创作走向的具有一定现代倾向的许歌创作群体在湖北诗歌阵营中起到了举足轻重作用。通过对他们阶段性创作成果的扫描和细读,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当代湖北诗歌的流变轨迹,进而洞悉其半瞻瑰奇的全貌。     

学院诗人的非学院化写作——以吴投文为例

作为学院诗人的吴投文其诗歌的“学院”特征并不明显,而是鲜明地体现了对体制、学院、精英等身份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他由此出发对生活、生命做出了富于洞察力和诗意的表达。他的诗情感内敛、不动声色,近乎“零度写作”;在表达上则简单、直接、少修饰、不繁复,有“极简主义”的特征;在语言方面则以口语为主,充分地扬其所长而避其所短,深得口语诗歌之真谛。     

论姚鼐对厉鹗之诗学批评

从创作心态角度分析了清代中期桐城诗派领袖姚鼐对浙派领袖厉鹗的诗学批评及其原因所在。姚鼐以充满阳刚气度的儒家君子人格作为立身之本,进而在文学创作中也追求一种与之相应的弘大之美;而厉鹗由于性格及生平经历等原因,一生以诗人自居,以文学创作为立身之本,故而在文学创作中求新求奇但境界不广,故此引发姚鼐对其创作的严厉批评,由此可知姚鼐、厉鹗两人诗学歧异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其人生定位的不同。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理解淅派和桐城派诗歌大有裨益,也为清代诗歌的心态史研究提供了一个上佳个案。     

屈原诗歌是“史诗”吗?——兼与美国汉学家柯马丁商榷

屈原诗歌属于抒情诗,不是叙事诗。史诗是叙事诗的一种。将屈原诗歌为主体的楚辞说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史诗”,肯定不正确。把屈原、屈原诗歌以及到两汉时代人们对屈原及其诗歌的历史记载与综合评论,概括为“屈原史诗”,不符合“史诗”的概念,而从“文化记忆”角度看,这实际上属于一种综合的屈原文化现象。     

论戴砚田的散文

戴砚田同志,是以诗歌步入文坛的,现今已有三十来个年头了。他的诗歌,诚如诗人张志民同志为《春的儿女》所作的序中说的:“很精巧、很清新、很有味道”、“朴实无华”。一九七九年以来,作者又写了许多篇散文作品,我觉得他的散文,宛若大海上刚刚升起的霞光——清新而雅丽,恰似灏茫之沧溟——舒扬而深沉;犹如莽莽的草原——质朴而自然。可以说,细腻而不纤弱;火热而不绮艳;纯真而不浅露,让人在美的旋律中感受到一种时代的震撼力量。     

拟古:一种非个人化的抒情策略——以陶渊明《拟古》九首、鲍照《拟古》八首为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类不标明确切摹拟对象的拟古诗,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和鲍照《拟古》八首是这类拟古诗的重要代表.陶渊明《拟古》九首在题材、主题、抒写模式上对先行作品多有继承,并且通过时空的推远、角色的虚构、语言和意象上的承袭营造了“似古”的氛围,其浑言“拟古”并非政治上的掩饰,而是体现了将个人经验融入普遍人生境况的努力.鲍照《拟古》八首在“似古”氛围的营造上更为精细、复杂,在语言风格和意象使用上更重“改写”而非承袭,这与南朝诗风巧构形似的变化有关,也与鲍照本人对诗歌“戏剧性”的追求有关.两组《拟古》八首所言之“志”虽有差别,对“往古”的想像也不尽相同,但都表达了诗人超越平庸卑琐现实的渴望,并通过这种“非个人化”的抒情策略完成了某种自我形塑.     

论王安石文学思想之嬗变

王安石的文学思想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在承袭传统文论的基础上 ,更多地立足于经学和政治的立场 ,以功利性、实用性论文 ,强调文学的教化宣传功能 ,甚至于直接将文学当成是政治的传声筒。晚年则以“诗从寺 ,寺者 ,法度之所在也”这一诗歌定义为中心 ,将批评重心转移到诗歌文本本身 ,对“诗之所以为诗”、诗歌创作中诸多艺术表现技巧、创作法则、历代诗人的品鉴等问题做出了独到精辟的论述 ,开启江西派论诗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