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重读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

金毓黻1944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是一部名著,在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揭示了该书的撰述经过,分析了作者的写作旨趣,论述了它的成就和不足,认为它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严谨精进 有恨无悔──田余庆教授的中国史学研究

严谨精进有恨无悔──田余庆教授的中国史学研究田余庆教授早年从事中国近代工作，曾与金毓黻合作编辑了《太平天国史料》，并参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工作。后来，他转而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重点致力的方向是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史。田先生参加...     

金毓黻史料方法论析

金毓黻先生在长期的史学研究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史料方法,这套方法主要体现在他重视史料、广泛搜集整理史料、认真考证史料等三个方面,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     

傅斯年对明清史研究的贡献

傅斯年治史的重心是在中国上古史方面,但有一个时期,他对明清历史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匠心独运地进行了明清史料的收集整理和明清史事的探讨。本文拟就傅斯年对于明清史的研究及其贡献作一评述。一、领导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傅斯年把史料看是史学的生命,提出了“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所以,在1928年他组建并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就号召所内同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志趣》中指出:“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们毁坏亡失。     

略论陈黻宸的历史观和新史方案

陈黻宸（1859—1917）,字介石,浙江瑞安人,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曾先后在上海速成学堂、杭州养正书塾、京师大学堂师范科等校任史学教习,1913年后任北京大学史学教授。其史学著述主要有《独史》、《地史原理》、《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和《中国通史》等。然其史学成就久被湮没,现仅就陈氏的历史观和新史方案略加论述,以期能有益于陈黻宸研究。笔者就所见陈氏著述,对其历史观和新史方案略作论述,以期能有益于陈黻宸研究。     

史苑新枝报春来──喜读《中国行政管理史》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的（中国行政管理史》，是一部认真求实的成功之作，作者吸取了相邻学科的有益成果，综合了行政学、管理学和史学的有关内容，表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同时，他运用行政管理学的理论方法，爬流整理中国古代和近代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史料，又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力。他能够提出言之成理的观点，运周正确可行的方法，发掘利同扎实可靠的史料，是难能可贵的。本书学术之长约可归纳为三：第一，明确提出中国行政管理史的研究对象，进而确立中国行政管理史的基本逻辑框架。作者见解新颖，认为“行政管理史是关于国体．尤其是…     

金敏黻是爱国主义史学家－兼论其对东北史、渤海史研究的贡献

金毓黻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东北地方史专家,他一生爱国爱家乡,积极从事东北地方史及渤海史的研究和写作,完成了<渤海国志长编>和<东北通史>的撰修工作,同时发表了大批有价值和有影响的论文,阐明了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并以大量的事实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掩盖其侵略中国东北的种种谬论,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因此,金毓黻是一位爱国主义的史学家.     

柳诒徵“以礼释史”的学术思想探源

关于“礼”与“史”的关系,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熊十力在评价柳诒徵的史学著作《国史要义》时,指出了柳诒徵“言史一本于礼”的特点。柳诒徵还在其著作《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以及刊发在《学衡》杂志上的10余篇文章中,也涉及到了这一话题。他力图揭示中国史学与经学互为贯通、儒学即史学的文化特征。柳诒徵“以礼释史”思想背后的五个学术理论就在于他认为：一切学术皆从史出,礼由史掌,史官秉笔直书之法受到了礼经根深蒂固的影响,礼经之精义贯穿于史之所载的典籍文献,以及史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在于弘扬“礼”。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劳榦的两汉史研究

劳榦是现当代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他对两汉史的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的贡献,影响所及,直至于今。他之所以能在两汉史领域取得卓著成就,缘于史语所中傅斯年、陈寅恪等学者的精心培养。史语所不仅奠定了劳榦史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而且开启了他两汉史研究的多重面相。他的两汉史研究,一方面承继了清代朴学家治史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则受到近代以来新理论、新史料、新方法的陶铸,因而在两汉政治制度史、兵制史与历史地理等诸多学术领域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局面。认真总结劳榦两汉史研究的学术遗产,不仅裨益于秦汉史学科的深层建构,而且可为当今史学的发展增加推动力。     

杨翼骧先生及其中国史学史研究

杨翼骧先生是当代著名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贡献卓著。他在中国史学史史料的整理与编纂上做出了开创性成绩,并在研究中形成了特有的治史精神和平实文风。     

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

考察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前提和基础是认知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史。上世纪海内外层出不穷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多半集中于陈述自古及近的史部著作和历史作者,内容或博或约,见解或异或同,不乏引人注目的佳制。由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资源异常丰富,略换角度,便可有异见或另说。本文作者正在主持撰写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着重探究传统史学在编纂形态方面的终始过程和多元形态,注意历史本身蕴涵的史学议题与时代思潮的相关度。本文即择取撰写过程中间进行再考察的若干历史疑问,按十八世纪以前的时空进程,略作点面交集的扫描式的历史陈述。     

论"新史学"视域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

本文从史学观、史学方法论、史料观三个角度对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它们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主要影响,旨在揭示在“新史学”视域下中国教育史呈现的状态。     

北方民族政权历史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辽金元史学研究》评价

《辽金元史学研究》对辽金元史学作了贯通性的综合考察。从修史制度、多民族历史撰述、各族史家史学编纂思想入手,全面剖析了辽金元时期史学发展的新风貌和时代特色,拓展了辽金元民族史学研究的深度与维度,使人们从史学思想的视角看到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的总体趋势。     

史学品格和艺术品格的完美统一--《中国绘画通史》的美术史学价值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学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其间出现了德国、日本、苏联三种主要叙述模式,而王伯敏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美术史学科研究领域的杰出带头人之一,他撰写的《中国绘画通史》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一、史料的拓展使中国绘画史研究朝着“真实”“全面”迈出了历史性一步;二、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朴学的基础上,集其大成地创立了绘画史叙事方式的新模式;三、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关注中国绘画的前途与命运。史学品格与艺术品格的完美统一决定了《中国绘画通史》将对今后的美术史学研究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明人宋史著述考论

明代的宋史研究成果众多,凡123种,两千多卷,较多地彰显了时代和学术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并与宋代《春秋》学、清代元史学等一起构成中国史学史上特殊的史学现象。明人宋史著述在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思想,以及考察历史的视野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学术史、史学史以及宋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     

再谈张荫麟先生之宋史叙述体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金毓黻《宋辽金史》等通史和断代史著作,在叙述宋代历史方面虽各有特点,但因修史之意旨及作者之专长所囿,均未能以简明之目,统摄有宋一代历史之全貌,以成合理之叙述体系。张荫麟先生以简驭繁,拟定五章内容撰述有宋一代历史,可谓高屋建瓴,尽握其要,不仅呈现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展大势,而且包举三百余年丰富历史内涵之大端。其对宋史问题多有发轫,亦与构建宋史叙述体系密切关联。张荫麟先生构建之宋史叙述体系,对以后有深远影响,其中直接受到影响的是方豪先生所著《宋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概述

为了推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于2007年9月20日至24日在承德联合主办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理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成就、历史学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进化与反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进化史观

进化史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占据主流,为绝大多数文学史家所采用,影响至深。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也受其影响。然而,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过程中,鲁迅对进化史观进行了取舍扬弃。独特的小说史建构方式,使《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史学史上一部特点鲜明而又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文本。     

论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

西周末期,中国的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制度化地记录史事,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勃兴,编纂水平超过官方。历经秦与西汉,官方史学呈现衰微和停滞,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私修史的巨大跨越,而且有将史学发展拉向突出个性精神、离开先秦以来传统路径的倾向。但东汉明帝支持班固撰修《汉书》的同时,倡修《东观汉记》,开创官方不仅记史而且修史的局面,将史学重新拖回依附朝廷政治的方向。东汉对私修史引导而不堵塞,构建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双轨发展的新格局,这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础,促成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其历史文化魅力,导致后来少数民族政权的仿从,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先导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杨慎史学批评研究

杨慎是明代一位有着浓厚批评意识的学者。杨慎的史学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史记》《汉书》的史学审美、对宋代史学的有意求瑕及基于史料价值和史书编纂方面对其他史著的批评。其史学批评呈现如此特点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明代中叶的《史记》《汉书》研习风激发杨慎对《史记》《汉书》的批评;其治学理路崇汉学而抑宋学,引发杨慎对宋代史学的苛责;其博学的治学视野促成杨慎对史料价值的多元审视及对史著编纂者资质的求善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