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     

《史记集解》的文献价值

《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裴骃广泛搜集和征引汉晋注释家的成果,将传统的经史注释方法与史注新法融合起来,在注释的内容、方法上都取得显著的成果,在史注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史记·项羽本纪》中的两个“当”字

《史记·项羽本纪》中有下面两段话,一段是: 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另一段是: 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常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这两段话都是项羽在垓下溃围、彻底失败时说的,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其中两个“当”字,究应如何解释,却往往被忽略。《史记》三家注(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在两处“当”字后,均无注文。一般选木也不加注。个别注     

《史记·五帝本纪》疑诂（十二则）

《史记·五帝本纪》疑诂（十二则）张家英近年研读《史记》，时有所疑，间作札记；复不自量力，思为之解诂。传世最早之《史记》训释文字，为裴《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三音合称“三家注”，附见于通行之《史记》全本；其收集资料之较全者，则为日人泷...     

敦煌六朝写本与《十诵律》的翻译与校定

S.797、S.6661、BD03375三件六朝《十诵律》写本，其文本结构和内容与唐宋之后的藏经本均有很大的不同。结合《十诵律》的翻译史，这几种六朝写本为我们展示了鸠摩罗什译本的原貌，而现存诸藏经本则是经卑摩罗叉校改的新版本。罗叉在校改时根据自己所熟习的戒律胡（梵）语原本，对罗什译稿做了多方面的改动。敦煌六朝写本的发现对我们了解鸠摩罗什及六朝时期的佛经翻译有更深入的认识。     

泷川资言所辑《史记正义》佚文平议

《史记》之注甚多,而古注传世者有三家,即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古注皆单行,标字列注.与原书各为一书。而《集解》有宋淳化、绍兴朱中奉、淮南路、蜀大字本,《索隐》有明毛晋汲古阁本,唯《正义》单行本已亡佚。     

新发现的谢灵运佚文及《述祖德诗》佚注

在《佛祖统记》中，发现谢灵运佚文一篇，即谢撰《庐山法师碑》文，此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漏收。在《俄藏敦煌文献》中，得《文选》残卷一通，其中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注文用双行小字夹正文中。此注既非李善注，亦非五臣注，为唐人注《文选》的别一种珍贵写本。文章论证了新发现的谢灵运佚文及《述祖德诗》佚注的学术价值。     

李斯《上书秦始皇》的李善注和司马贞索隐的问题

李斯《上书秦始皇》,又题《谏逐客书》,载在《史记·李斯列传》、《昭明文选》卷第三十九.注释则有《史记》的崔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和《昭明文选》的李善注.     

敦煌唐写本《啸赋》残卷校理

敦煌所出《啸赋》残卷,依据李善注本抄写,卷次又符合《文选》三十卷本的特征。这一差异反映了唐代白文本《文选》的一种产生机制,即正文依据李善注本,卷次依据萧统原本。《啸赋》的比勘印证出尤袤刻本的复杂性,既存在文字擅改的一面,也有符合残卷文字面貌而具有早期底本来源的特点。残卷里的注音或注解,有合乎李善注本同时参考五臣注本者,有合乎现存明州本《文选》正文附音者,也有合乎包括《晋书音义》在内的唐代文献者,整体属于唐代音系。《啸赋》残卷正文的抄写、注音与点读三者的具体生成时间不尽一致,但综合抄写的文献来源和注音特点,判断整体文献内容皆产生在唐代,属于唐写本。     

《史记》勘误七则

对于《史记》的点校，中华书局曾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于是才有了1959年版十卷本《史记》。但是，在翻阅《史记》过程中，仍时或发现其中的一些错误被疏漏。本文所列举的十卷本校勘疏漏，大多为龙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史记龟注考证校补》、陈直《史记新证》、梁玉绳《史记志疑》等未发现。偶有被发现者，倘觉其未加考论，仍有考论的必要。现在姑且冒昧将其列举出来，以冀商讨。     

《史记》彭寅翁本校异类例

元代彭寅翁所刊《史记》本为见存两种《史记》三家注本的最早刊本之一,其文献学价值自不待言。安平秋先生云：“这部彭寅翁本《史记》在版本研究和学术研究上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价值。”（语见其所撰“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史记》影印说明”,线装书局,2002年）最为扼要中肯;张兴吉先生更以所著《元刻（史记）彭寅翁本研究》（凤凰出版社,2006年）为之发皇。此本之优劣短长益以明白,殆少幽隐。今以此本与今日通行之中华书局点校本相校,窃冀能对点校工作稍有“添砖加瓦”之贡献。     

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学术价值新论

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 (残卷 )较阮元本更接近于《左传》及杜注原貌 ,是校正阮本的重要版本 ;残卷中保存的许多古文、异体字、异文是研究上古文化、汉字构形、汉语词义和语法的宝贵材料 ,在儒学学术史的研究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郑、何注《论语》的比较分析

郑注《论语》失传千年,20世纪陆续发现唐抄残卷,至今所得并诸书所引,已可恢复全书之半。本文持郑注《论语》与何晏等《论语集解》对照,探讨郑注之思路,分析《集解》之体例,论述其完全相反的鲜明特点。《集解》以荟萃汉魏训说之形态出现,先儒往往以《集解》为古注,与朱熹新注相对。其实,郑注在《论语》解释中建立他的经学体系,《集解》从《论语》解释中排除经学体系因素,两者背道而驰,较之《集解》与朱注之差距,有过之而无不及。郑注建立的结构,宏伟华丽,美轮美奂,值得品味。《集解》简易平板,本身无显著特色,只有与郑注对照,始见平易才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汉魏六朝咏史诗对《史记》人物意象的拓展

《史记》对汉魏六朝诗歌最直接最显明的影响即体现在咏史类诗歌题材上。汉魏六朝咏史之作，无论是侧重人、事重现的传体咏史，还是借理抒情的论体咏史，亦或是吊往伤今的怀古咏史，都在取材《史记》的过程中，通过古今时空的连接，拓展了《史记》人物意象的精神内蕴，并增加了诗歌自身的抒情厚度。     

《史记》词语考辨举例

近年来，有关《史记》注本、译本已有多部问世，这对于《史记》这部巨著的普及，传播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这些注译本中，也出现了一些误解词义的现象。今仅列数例，予以考辨。督过卷七《项羽本纪》：“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一／314）这里“督     

“蓐食”义辨

《史记·淮阴候列传》叙述韩信为布衣时有这样一段话: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之文大体相同。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和唐颜师古《汉书注》并引张晏说以解“蓐食”:“未起而床蓐中食。”后代诸如王力的《古代汉语》     

《史记》失校一例

<正> 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对于三家注,同正文一样,也以其他版本和他书予以校勘,如卷二《索隐》中“华”字即校改为“垂”字,《正义》中“泰”字即校改为“秦”字(66页)。而卷五“(文公)十九年,得陈宝”之注,显然失校。该句《正义》云:《晋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时,陈仓人猎得兽,若彘,不知名,牵以献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媦,常在地中,食死人脑。’即欲杀之,拍捶其首。”(180页)按,欲杀之而拍捶其首,不可解。     

写刻之间:《汉书》文本面貌之嬗变浅议

《汉书》写本的各异形态展示出其在写本时代的缤纷面貌,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汉书》写本呈现众多形态,有节抄本也有完整抄本,有白文无注本也有注本,还有注本的节抄本。虽然不能忽略传世《汉书》文本构成的两个层次,但综合今本《史记》、《汉书》用字的差别,以及《汉书》诸写本、《群书治要》古写本所节抄《汉书》部分用字情况看,传世刻本《汉书》基本上继承了颜注写本的文本面貌,保留了更多《汉书》原始的用字风貌,与其它古写本形成显著差异。分析文本面貌与传世刻本的区别,揭示古书在从写本时代到刻本时代的流传过程中文本面貌由纷繁逐渐趋同的一般趋势,可以看出促成这一变化的正是印刷术。     

《史记》的对比艺术

在以往,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司马迁擅长于运用对比笔法记载历史.洪迈《容斋五笔》卷五《史记筒妙处》条盛称《史记》中有许多篇章蕴含着无穷的艺术魅力.他对《平原君列传》中有关毛遂事迹的部分作了如下转述:     

敦煌本《文选注》字词考辨

敦煌本《文选注》包括两部分。一为日本东京细川氏永青文库藏一轴敦煌本《文选注》写卷,该文库1965年4月影印出版,并附有神田喜一郎的《解说》。该卷存236行,仅有注文内容,没有《文选》原文。据内容可知乃为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檄吴将部曲文》,钟会《檄蜀文》和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之注文。另一为天津艺术博物馆藏一轴与永青文库所藏非常相似的敦煌本《文选注》写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中收录。该卷存220行,也仅有注文内容,没有《文选》原文。据内容可知乃为赵景真《与嵇茂齐书》,丘希范《与陈伯之书》,刘孝标《重答刘袜陵沼书》,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及孔德璋《北山移文》之注文。敦煌本《文选注》为今天的文选学、训诂学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敦煌本《文选注》的释读,特别是对其俗字、疑难疑义的字词的准确释读与考辨,将有助于学术界更好地利用这一宝贵资料进行专题研究。这里仅就敦煌本《文选注》中几则疑难疑义字词试作考辨,以补学者对敦煌本《文选注》释读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