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波动、制度性激励与产能过剩

厘清产能过剩与宏观经济周期和制度性激励因素的关系,是治理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关键.基于29家上市钢铁企业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行业产能利用率,通过构建P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探究了经济增长以及政府补贴、金融支持等制度性因素对产能过剩的冲击,利用方差分解方法测算了各影响因素对产能过剩的"贡献度",结果显示:产能利用率的变动趋势与GDP周期不完全一致,在经济下行周期产能过剩有所加剧;在经济上行周期,产能过剩受到抑制,但该抑制效果不具有可持续性.冲击效应方面,产能过剩对自身的影响在各期都是最高的,说明产能过剩具有很强的逐期积累效应.除自身冲击以外,政府补贴对产能过程的冲击最明显;金融支持在短期内缓解了产能过剩,但长期内反而加剧了产能过剩.实证结果说明,制度性因素在导致产能过剩症结中的作用很强,解决产能过剩的关键是改变政府治理模式.要通过构建多元化的政绩考核体系,防止制度性因素激励企业过度投资,彻底改变无效产能难以退出的体制基础.同时,要明确政府补贴的范围和用途,评估补贴效应.此外,应注意金融支持政策的进入、退出时机选择,防止企业对金融支持的过度依赖.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化解产能过剩?——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理论,分析了不同动机的中国工业企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化解产能过剩的内在机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测算了产能利用率,以测算出的产能利用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过剩的化解作用,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产能利用率比投资前有所提升,过剩产能得到化解;不同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不同,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化解方式直接,化解效果更显著,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凭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属于间接方式,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较慢。     

中国煤炭企业的产能过剩 ——程度测算、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目前,中国煤炭企业产能过剩问题仍然严重,而准确衡量和判断煤炭企业产能过剩程度是科学化解产能过剩的前提。在传统产能利用率估计框架中,引入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的影响,使用1998-2013年中国煤炭企业数据,对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进行测度,并检验其演变特征:2000年前,中国煤炭企业产能利用率逐年降低,2001-2008年呈现迅速上升趋势,随后产能利用率开始下降;煤炭企业产能利用率水平呈现显著的区域以及所有权差异,具有顺经济周期特性。进一步地,通过分析中国煤炭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发现:过度投资、政府补贴以及信贷扭曲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主要因素。因此,化解煤炭企业过剩产能,需要健全企业退出与转型机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效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此外,要推动煤炭清洁高效的开发利用,形成安全高效清洁的煤炭供应保障体系。     

金融生态环境、债务治理与企业产能利用——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产能过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抑制相关行业产能过剩的政策措施已进入实施阶段。以中国2007—2012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考察金融生态环境和债务治理因素对企业产能利用的影响。研究发现:(1)公司所在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越好,其自身的产能利用率越高、产能过剩的可能性越低;(2)公司财务杠杆与企业产能利用效率正相关,与企业产能过剩的可能性负相关,相反,银行贷款、债务期限结构则与企业产能利用效率负相关,与企业产能过剩的可能性正相关;(3)与国有产权相比,民营产权一方面加强了金融生态环境、财务杠杆对企业产能利用效率、产能过剩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降低了银行贷款、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产能利用效率、产能过剩的负面效应。     

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针对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然而,地方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的过程中受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制约,使得传统环境规制的收效有限,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为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解决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效果,基于2012—2019年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年度数据,利用多期倍差法考察了这一制度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及作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整体上有利于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并通过促进地区专业化集聚来发挥作用。同时,该制度对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重度及中度污染行业的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改善作用明显,也对大规模、国有及民营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效果显著。     

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与非效率投资——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09—2015年公布的各地区分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应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具有监管效应。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非国有、无政商关联、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中，产业政策监管效应更加显著。在稳健性部分，发现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补助、并购重组两种途径影响投资效率；替换了被解释变量，研究结论依然稳健。该研究不仅对理解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产能过剩难题和探讨制约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为推动政府去产能、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撑和理论依据。     

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与非效率投资——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09—2015年公布的各地区分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应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具有监管效应。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非国有、无政商关联、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中，产业政策监管效应更加显著。在稳健性部分，发现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补助、并购重组两种途径影响投资效率；替换了被解释变量，研究结论依然稳健。该研究不仅对理解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产能过剩难题和探讨制约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为推动政府去产能、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撑和理论依据。     

产能过剩与资本市场

当前,学术界对产能过剩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宏观经济视角和中观行业视角进行.然而,产能过剩首先是一个微观概念,通常是指某一企业能够提供的生产量大于市场对其的需求量.因此,上述研究并没有考虑影响行业产能过剩的微观因素——企业的管理与治理.文章通过对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分解,对企业的资本引入战略、资源配置战略与产能过剩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归纳了企业产能过剩的主要财务表现,深入剖析了产能过剩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微观传导机理及其经济后果.在此基础上,针对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中国煤炭产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在经济增速减缓和能源低碳高效利用的双重约束下,煤炭市场需求下降,中国煤炭产业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选取固定资产投资、煤炭产业集中度、煤炭出口率、煤炭消费以及政策影响等指标,对中国煤炭产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研究认为,煤炭产能利用率和上述量化指标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进一步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上述指标对煤炭产能利用率的影响,认为必须改革政府的监管体制,严格控制煤炭行业准入机制,并通过加强煤炭企业的自主创新,完善产业发展的多元化道路。     

产能过剩的微观形成机制及其治理

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出发,分析我国多个产业产能过剩的微观形成机制,分离出了市场及政府对产能形成的微观影响因素,并对其在产能过剩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在统一框架下进行分析对比.同时,扩展了这一基本模型,基于学理分析了当前多数企业盲目涌入同一市场及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经济机制.结果表明:(1)产能过剩并不是市场失灵或体制缺陷单一作用的结果,二者在产能过剩形成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的影响;(2)当前的部分产能调整政策由于限制了企业进入市场的时机,从而可能刺激企业盲目过度进入同一市场;(3)目前我国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主要根源是企业在R&D过程中的囚徒困境博弈,而这一博弈结构同样受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影响.     

产能过剩、实质性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创新发展与产能过剩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核心议题,二者的关联性分析将为破解当前产能过剩问题提供理论支持.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手工收集2010—2017年实质性创新数据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实证考察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产能过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产能过剩会抑制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产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实质性创新在产能过剩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实质性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快的地区,产能过剩对实质性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因此,企业应加大技术进步和获取竞争优势的实质性创新,而不是仅仅追求创新"数量",才能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谋求企业长远发展.     

基于微观数据分析的产能利用率 趋势变动、地区差异及其成因

1995-2013年中国工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为57.43%，基本呈现波动中上升的趋势；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分析了产能利用率的行业和地区差异，研究发现，经济周期、资本密集度与工业化水平对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存在正向作用，而对外开放度与国有企业比重对产能利用率呈抑制作用；2013年后，国家关于发布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的相关政策对中东部地区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明显。     

政治关联加剧了企业金融化吗——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7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政治关联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加剧了企业金融化,在考虑内生性、改变政治关联和企业金融化的衡量方式、更换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抑制全要素生产率和降低企业绩效是政治关联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方式;异质性分析显示,政治关联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在高壁垒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更为突出。     

产能过剩的现状、前因后果与应对

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转型期面临的重要问题。对中国产能过剩的现状、后果、成因、应对以及应对的代价进行了一个梳理。产能过剩的形成具有经济发展规律的共性,也有中国特色制度背景下的特性。鉴于其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产能过剩的应对是一个重要且迫切的任务。借鉴日本的国际经验和中国过去治理产能过剩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的产能过剩治理从“一带一路”、市场机制改革以及坚决地去产能等几个方面多管齐下,制定了全方位的对策,并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但是产能过剩的治理也面临着大量的就业岗位转型和社会稳定问题。因此,政府相应推出了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核心的促进就业的政策,以减小产能过剩治理的代价。     

金融杠杆影响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实证分析

优惠信贷安排、优惠土地政策及软财务预算约束在推高企业杠杆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工业产能过剩。利用数据包络法对中国2000-2014年工业36个行业产能过剩指数进行测度,并通过系统GMM模型就杠杆率对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存在整体性和周期性,杠杆率显著加剧了中国工业行业产能过剩,“去杠杆”政策对于产能过剩治理存在良好效果,杠杆率对产能过剩存在正向中介创新效应,然而该效应不但未能明显缓解产能过剩,反而产生了一定的恶化效应。     

中国重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监测与比较——基于可变成本函数法

重工业去产能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因为缺乏分行业可追溯的产能利用率历史和结构数据,现有研究对产能过剩的历史成因、结构演变和主要症结梳理多有分歧.本研究基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通过似不相关回归(SUR)估计,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微观企业数据,试图提供一个能有效表征不同行业产能利用率变化历史与结构特征的统一数据基础,并选择钢铁、煤炭和水泥三个代表性部门进行了实证比较,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重工业部门产能格局拐点大致出现在2004年,之后的供给扩张和政策干扰导致产能过剩逐步显现,并对退出成本高的钢铁等领域产生了最显著冲击;(2)不同行业供给侧改革方式应有所差异,钢铁去产能需要更多行政力量干预,煤炭去产能核心在于供给优化,水泥则可依靠市场机制自动调节;(3)国企市场化改革并非去产能的唯一良药,依据行业特质进行产业整合有助于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该研究可拓展应用于其他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监测分析.     

企业投资、现金流与产能利用率

研究行业产能对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行业发展对非国有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影响更大。当行业产能利用率较高时,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较高;反之,当行业产能利用率较低时,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较低。行业产能利用率下降,相对于高融资约束,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较低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相对较大。     

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十个重点行业

选取制造业的十个重点行业,使用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其产能利用率、技术效率和设备利用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的部分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传统行业的产能利用率较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新兴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相对较高.剖析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发现市场需求与产能利用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资本密集度、就业水平、开放度、金融支持与产能利用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