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贡献

从廓清"视域融合"在哲学与翻译学框架中的不同内涵入手,探讨了"视域融合"对当今翻译界译者主体性的确立、传统二元对立翻译理论的突破,以及翻译过程研究新途径的开辟等三方面的启示。     

论和谐翻译

和谐翻译观发源于中西哲学和美学传统以及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实践.这是超越 直译与意译、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一种协调、折中和圆满的翻译途径,目的是既要忠实于 原文,又要通顺流畅,同时还要兼顾翻译中的各种要素,以达到圆满调和的理想境界.     

“名实观”视阈下的中西语言哲学探微

从三个方面对中西名实观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强调文化背景、语言特点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是造成中西名实观差异的主要原因,旨在说明中西两种文化不同的特质,也凸显了语言哲学具有全人类性。     

从中西翻译标准的演变看译学的发展

翻译标准是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得以进行的依据,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古罗马帝国的西塞罗和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家支谦到现代二十多个世纪以来,中西翻译理论家们对于翻译标准的探讨一直在进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经历了从散论到系统,从感性到理性,从模糊到精确,从一元到多元的演变。通过对中西翻译标准的演变可以看出,译学的发展经历了从表层到深入,从片面到全面,从单一到多元,从对立到共通的过程。     

灵光烛照下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利玛窦《天主实义》、龙华民《灵魂道体说》、马勒伯朗士《对话》解析

从1595年至1708年,在西方学者中产生了3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代表作:利玛窦的《天主实义》、龙华民的《灵魂道体说》和马勒伯朗士的《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这3部著作,皆从基督教哲学的观点,畅论中西哲学之异同,阐明中西哲学在探索万物本体、推究善恶之原等基本思路上的一致性,揭示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微妙差异。其中所蕴涵的对于人类哲学思维发生之必然性及关于中西哲学之共性和殊性的认识,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当今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哲学的研究,依然具有启迪意义。     

中国美学研究的纯粹性批判与整体性建构

百多年来中国美学研究在"中西古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影响下,形成了脱离中国而"纯西方"、脱离文学与现实而"纯理论"、脱离文化而"纯美学"的三脱离纯粹化体式和特征,造成中国美学研究缺乏原创性、没有生命力、难树学术权威、在世界美学中无应有地位之弊。反思与批判美学研究历史中的不良倾向,体认和应用后学时代多元与平等文化间性,放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超越简单的"对话"思维,以连续性思想正确处理中与西、理论与现实、美学与文化的关系,建设"整体性大美学",已是美学研究的时代性前沿课题。     

“有”、“无”范畴浅议

“有”与“无”是一对最基本的哲学范畴，它可以统摄并贯穿于辩证法诸对立范畴。通过对东西方古典哲学部分有代表性流派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和分析，吸纳近、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有益启示，对有与无这对范畴进行探讨，重新确立超越主客分离、二元对立的整体思维模式，提出适合科学研究发展和哲学整合的全新思维走向     

多元视野下中西诗学意象翻译观

诗歌的本体(Ousia substance)是意象,作为一个融通中西翻译诗学重要的研究对象,中西意象翻译研究呈现出理论构建多元化.从翻译哲学的角度看,单一的一元标准让位于一个更加宽容和实用的多元翻译系统群.意象翻译研究要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关系,以达到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此种研究对中国翻译建设和发展也不无启示意义.     

后殖民之后:翻译研究再思--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其文化政治批判的策略引导翻译研究从语言的内部层面走向了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语境,由此给予翻译以深刻而具现实意义的揭示。我国翻译研究有必要全面反思中外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的不同,找出一条既植根于本民族优秀文化又借鉴到西方先进理论的研究路向。中国的翻译研究应当在走出边缘、争取自身话语权的同时谨防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力图寻求与西方话语的真正对话,达至多元共生,互动互补,从而获得研究视野的开拓和方法论的启迪。     

哲学视域下的中西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批评

从哲学维度研究性别问题,着眼点在于研究男女两性社会身份的相互关系问题。西方奠基于理性与感性二元界分的哲学思维,使男性获得被崇尚的理性身份,女性则随着感性身份的被定义而被摒出＂中心＂的地位,成为两性对立关系中男性主体的＂他者＂;中国哲学的有机整体性思维,规定了男女两性的一体性取向及相依相生的关系。但在中国人伦本体性文化体系中,哲学同时又是伦理哲学或哲学伦理学,伦理学的男尊女卑序位观念获得哲学的合法性认可,女性由此被置于两性构成性关系中的＂卑下＂的处境。中西女性文学与批评基于各自性别哲学而展开,呈现各自的特色。因此,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民族主体性建构,应重视性别哲学维度的发掘。     

杨昌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中的“合冶”思想述论

20世纪初,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趋势,杨昌济开始了融合中西文明,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提出了“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合冶”思想。杨昌济的“合冶”思想是以王夫之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朱子百家、宋明理学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主要包括,融合中西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本体论”;引进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来诠释王夫之哲学中的“造命论”;引进培根认识论中实验科学,来改造王夫之哲学的“知行观”;比较中印哲学,吸取佛学精华等具体内容。杨昌济提出的对东西两洋之文明的“舍冶”思想及具体的重建工作,为青年毛泽东形成“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对中西文化有选择吸收的文化观,并为他后来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借鉴和思想起点,也是毛泽东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源泉。     

一般和个别视角下的形而上学

什么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在哲学以至整个科学文化中处于什么地位，如何研究形而上学等都是哲学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对形而上学的理解体现了中西哲学精神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但研究形而上学，我们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辨析它们的真实含义，更重要的工作在于将中西哲学精神结合起来，为我们的哲学发展寻找一种新的视角。实际上，研究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既可以实现西方哲学一直在追求的哲学为科学奠基的任务，也可以为中西哲学精神的融合开辟一条通道。中国形而上学的本质在于一般和个别的“道”、“器”之辨；西方哲学的精神在于哲学为科学奠基。由一般和个别的角度出发，提出形而上学研究的新的对象，目的在于引进这种西方科学精神。     

作为哲学创造的哲学翻译： 以西方汉学为借镜

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翻译坚持“信”（直译）为翻译中无可动摇的原则,与此不同,西方汉学家强调翻译的创造性及其意义。从德国汉学家施益坚有关牟宗三的研究可以看出,经由中国学者翻译的西方哲学不能仅仅被视为西方思想,而应从中国思想的脉络进行考量;翻译不但涉及向中国介绍西方,更涉及通过翻译重建中国哲学和思想,翻译是以汉语接纳乃至消化西方哲学的基点,这就是翻译中的“语义倍增”。由此,有必要对中国学者以“信”为中心的异化翻译立场进行反思,这种翻译妨碍我们对不可译性进行反思,造成原作与译作的同一性幻觉。绝对的异化或归化都是不可取的,在翻译实践中也难以做到,这两者之间应保持必要的张力。     

为什么要"消灭哲学"?——从哲学与宗教的关系看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主旨

哲学与宗教的紧张关系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基本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中同样存在哲学与宗教的区分和对立,这种对立决定了他的哲学的基本特征和主题。他的取消哲学问题的主旨一方面出于他所特有的基督教信仰,另一方面也出于他对现代性的批判态度。但因为哲学是西方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极,因此他“消灭哲学”的主旨是不可能实现的。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解释中的问题与出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解释是一种知识论路径的解释，这种解释遮蔽了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思维变革的真正意蕴，只有揭示出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路径才能深切领悟其当代性意义；传统哲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是知识论哲学思维的内部对立，马克思走出了知识论的思维路径，也就走出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僵死对立；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新”，就在于它拆除了一切近代哲学出发的前提，这也正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同质性之根本所在。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能否突破传统式的对立

曾被恩格斯宣扬的哲学基本问题所意指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已经被左翼思潮所抛弃。马克思没有开创一种新的哲学,而是一种哲学的变革,而且后者与政治有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论战之交集处在于持有何种主体理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彰显了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传统对立的可能性。     

语言学的哲学境界

语言学与哲学的渊源已久,两者不能完全割裂开来。一方面,语言学为哲学服务,另一方面,哲学思想推动语言研究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泛语言哲学的研究态势。尽管“语言哲学”这个术语包含着不同的含义,但还是应分为“语言学哲学”和“哲学语言学”两大类。哲学需要研究语言来解决哲学问题,语言学同样需要进行哲学性思考,两者互为影响并促进各自的发展。随着语言学家对语言哲学思考的逐步加深,哲学语言学正在使语言学进入前所未有的哲学境界。     

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精神实质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不是如同亚里士多德、康德等哲学家那样在研究对象的意义上探讨人类行为的学说,而是在思想范式的意义上探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学说。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精神实质在于:它不是对传统理论哲学问题的解决,而是消解了心/物、思维/存在的关系问题,转变了哲学的提问方式和问题域,实现了从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范式转换。其当代意义在于: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主题,提供了解决生态危机的哲学基础,深化了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人的自由的实现和人性的完善,恢复了哲学的地位和尊严,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换。     

传统乡村管理思想与现代农村管理哲学

在东西方文化深入交流而＂中国化＂日益凸显的今天,伴随着我国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全面开展,现代农村管理哲学的构建亦为时代所需。我国传统乡村管理思想有其内在发展理路与鲜明特点,富含管理哲学的诸多因子,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乡村管理思想,既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     

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发展

历史哲学作为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建立的学科有其特定含义和意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历史哲学为名对古今中外历史中所具有的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同西方历史哲学相比,中国传统思想中蕴藏着具有浓郁醇厚的自身特色的历史哲学思想。通过对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由于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导致他们各自对哲学与历史的理解存在着根本差异,决定了中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展现出迥异的价值取向,从而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