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及其治理

相对贫困是我国2020年后贫困治理的主战场。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地方政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的案例和数据,发现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具有经济结构性、政策负外部性、社会权利性、社会时间性和社会心理性等五个维度。相对贫困的相对性、多维性、脆弱性、动态性、发展性、长期性、特殊群体性、强区域性,要求国家建构新的贫困治理体系。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应着力构建益贫式经济增长体系、综合性扶贫政策体系、包容性社会发展体系、多元化贫困治理体系、理性化心理认知体系,针对性地破除相对贫困的多维相对性,使相对贫困治理走上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的轨道。     

论地方性知识的贫困文化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从贫困文化的消极面去解读其意义,倾向于认为贫困文化是阻碍贫困群体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为我们理解贫困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视角来看,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在特定的生存情境下形成的生存方式和意识形态,只有客观全面地解读贫困文化对贫困群体的意义,才有利于我们改造贫困文化,消除贫困.     

资源枯竭型城镇反贫困路径探索

资源枯竭型城镇面临的产业衰退和区域性贫困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要消除这些结果造成的影响,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一定的空间上实行资源的周期重分配,努力提高现有自然资源的时间价值,加大资本注入,加速主业培育,发展城市经济,完善资源管理制度,以消除“资源性贫困”,摆“脱产业性贫困“”、功能性贫困“”、制度性贫困”“和文化性贫困”,防止“贫困恶性循环”。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贫困缓解：作用机理与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并逐步向农村地区及贫困人口渗透的背景下,综合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贫困缓解效应,对于构建和完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线性加权法对2010-2019年中国30个样本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测度,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及效应,结果表明: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以稳步提高,但省份之间的差距却逐步扩大;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以贫困发生率为表征的农村贫困缓解,随着数字发展水平的提升,减贫效应呈现出微弱的先增大后逐渐缩小的倒"U"型规律;数字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具有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最强,其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镇人口消费结构升级,但对农村居民的影响不显著.     

全球视野内的中国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应顺应贫困研究国际趋势其中国贫困走向进行相应调整,即顺应贫困演变趋势,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改变政策取向,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拓宽研究范围,从研究物质贫困向人文贫困转化;转变研究方法,从一般经济学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在对策设计上,应从加强反贫困制度建设、实行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缩小收入差距和关注人文贫困等方面加以考虑。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视角下的大格局扶贫政策:内容与趋势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我国生产力水平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我国的扶贫政策有必要适应这种新的变化。由于人民群众需求的提高,贫困人口的需求也会有所变化,贫困的内涵被赋予新的特征,因而有必要构建扶贫政策内容的新格局,即对个人贫困、家庭贫困和地区贫困进行系统扶贫,对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进行统一扶贫,对经济贫困、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进行综合扶贫,以形成一种大格局的扶贫政策。这一扶贫政策具有精准性、大局性、系统性、发展性和可持续性等特征,依据这一政策的内容格局和基本特征,我们大致可以预测这一政策的发展趋势。     

灾后安置社区贫困与社会工作介入——以勤俭人家安置社区为例

"5·12"汶川地震后,贫困问题在安置社区中突显出来。贫困问题影响着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重建。贫困类型不同,摆脱贫困的对策亦有所不同。文章将贫困分为经济贫困、社会资本贫困及心理贫困,通过考察三种类型的贫困后发现,实现就业和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是摆脱贫困的首要力量。同时也结合社会工作介入灾区贫困的实践论述了社会工作在为个体增能、提供服务以及促进个体建立社会关系网络过程中的角色定位问题,以期为灾后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实践的建议。     

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及其治理——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视角

农村女性贫困的实质是其在接受教育、价值观念、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文化贫困。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造成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境地的原因既有来自个体微观系统主体意识缺失的原因,也有中观系统中婚姻家庭体制的负向影响,以及宏观系统社会资源不足、文化消费有限,体制结构不合理等因素的制约。倡导文化自觉、提高农村女性自身的认知和评价水平,改变家庭传统观念,倡导男女平等,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等是治理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的有效对策。     

贫困治理机制转型北大核心CSSCI

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将在2020年底实现现有标准下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与此同时,中国也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在此背景下,贫困逐渐呈现出新的特征,绝对贫困问题将被相对贫困问题替代,发达地区的贫困问题会日益突出,贫困呈现出群体性特征,且贫困不仅是收入问题,更表现为社会排斥和阶层固化。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在于防止脆弱人群陷入贫困、缩小社会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为此,中国的贫困治理机制要实现两个转变,即从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治理、从超常规转变为常规的贫困治理,而转变的核心是从聚焦贫困地区逐步转变为聚焦贫困人群。     

论甘宁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以回族为例

消除贫困是西部大开发的任务之一。消除贫困的关键在于认识贫困 ,提出脱贫的对策。西北回族农村的农民是一个脆弱的群体 ,他们属于社会底层 ,在经济、文化方面依然处于贫困的境地。通过对甘肃省临夏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回族农村聚居区的问卷调查 ,更加深了我们对回族农民贫困的认识。回族农民的贫困制约着西北地区社会的正常发展 ,对贫困的理性认识是真正揭示贫困根源的途径。摆脱贫困既是指社会弱者在经济上需要摆脱困境 ,还包括个体对教育、文化、娱乐、平等互利、自我发展等精神上的追求。本文认为 ,城市化是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也是目前消除农村贫困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文化自为对文化自信的主体化建构

文化自信实现的关键在于文化自信的培育对象由被动盲目的他律客体转变为自觉主动的自律主体。文化自为以文化的反思性认知和创造性引领为核心内容,旨在使民族文化主体摆脱未展开的感性状态,走向理性自觉的发展阶段,推动民族文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觉自信。文化主体身份意识的确认、文化黏性的增强和文化话语权的提升是文化自为证成文化自信的内在理路。而激活个体主体性、凝聚集体主体性和锻造话语主体性则是文化自为对文化自信的主体化建构路径。     

娱乐话语与主流话语的“接合”——“青春中国”语境下湖南卫视新综艺的意指实践

湖南卫视新综艺的文化转型是以“青春中国”为基本语境,围绕电视“文化综艺”的话语体系而展开的视觉符号使用与意义生产实践。这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接合实践。为了规避“泛娱乐”全民狂欢式的市场文化危机,湖南卫视新综艺善于激活、征用一系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公益、乡村振兴符号与“新综艺”话语之间的勾连,构建“弱娱乐、强价值”的“话语性场域”,以及“娱乐话语”与“主流话语”互动式的接合关系。这种意指实践不仅增强新综艺“新主流”文化话语的价值赋能,重塑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激起人们深层次的情感认同和文化共鸣,凝聚社会力量的共同信仰,重塑“想象的共同体”,而且通过与主流价值观相勾连的视觉修辞策略来强化节目的正当性,赋予新综艺改版行为一种合法的意义阐释。     

找回集体:西藏治理深度贫困的经验与启示

既有关于贫困治理的研究或从某一视角出发,或是针对一般性的贫困问题。 通过对典型的整体性深度贫困地区西藏自治区的实地调研,文章认为深度贫困不同于一般性贫困,是个体贫困与社区贫困交织、外在贫困和内在贫困扭结的多维贫困综合体,构建了深度贫困治理的四维图式,分析了深度贫困在两个维度上四种具体表现类型,指出治理深度贫困的有效策略是在整合型贫困治理框架之下发展集体合作经营。     

人类认知五层级与生态移民社会适应探讨——基于HP村的实证调查

人类的认知从低到高可以分为神经认知、心理认知、语言认知、思维认知和文化认知五个层级。相应地,生态移民社会适应的内容也可分为行为适应、心理适应、语言适应、思维适应和文化适应五个方面。调查发现,通过“三变”+易地扶贫搬迁、“三变”+特色产业的扶贫模式,HP村为移民可持续社会适应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哪怕在这样一个扶贫资源丰富的村庄,移民的社会适应也面临行为偏离、心理依赖、思维滞后、文化贫瘠等困境,应通过多种渠道疏导移民的心理,转变思维、提高技能、培养责任、净化环境,进而提升贫困户社会适应的水平和精准扶贫的成效。     

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文化性"贫困探微

贫困成因分析主要有两个理论取向: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我国城市贫困群体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转型导致的"结构性"贫困.当贫困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并呈现长期化与固定化的趋势时,单纯的结构视角已无法拯救贫困,需要文化解释的介入.当前,城市"文化性"贫困从贫困群体的精神特征、社会交往状况和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三个方面凸现.因此,政府的反贫困政策不仅要消除"结构性"贫困,更应该着手"文化性"贫困的疗治.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贫困研究

中国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采取了农民工流动的独特方式。进城农民工的贫困起源于农村,他们的户籍身份使得他们只能从事那些从中获取的收入无法让人摆脱贫困的工作,使得他们无权获得专为非农业户籍人口设立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尽管他们的收入水平显著低于当地的城市贫困标准,但在目前阶段,农民工在城市中遭遇到的所谓“城市贫困”处境,应该是农村贫困在城市里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习近平关于生态扶贫重要论述的发展历程与内涵解读

关于生态扶贫的重要论述贯穿于习近平自知青时期的地方工作至主政中央以来的数十年思考和实践,是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梳理习近平关于生态扶贫重要论述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内涵,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习近平关于生态扶贫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和价值旨归,而且有助于现阶段开展扶贫攻坚、实现脱贫致富和环境保护“双赢”。这对于在全国范围内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回应贫困地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均有重要的战略指导和启示意义。     

由点及面: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战略思考

确保乡村振兴无缝链接脱贫攻坚,已经成为全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着眼整体治理视角可知,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呈现出了"由点及面"的特征,包括治理对象扩大化、治理任务丰富化、治理场域拓展化、治理资源全面化和治理思维合作化等内容。当然,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依然有着较多治理任务延续,如产业振兴立足扶贫产业发展、振兴主体队伍吸纳扶贫人才、文化振兴承袭扶贫扶智工作、组织振兴借鉴扶贫行动架构以及振兴机制传承扶贫治理经验。同时,为了开展更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工作,也要推进较多的治理升级,既要依托乡村振兴发展消解相对贫困,借助多元主体合作改变治理思维,也要积极尝试乡村振兴区域合作模式,并系统构建完整的乡村振兴制度体系。     

和谐话语与抗争文化：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机制

本文主张通过政治话语“和谐”来导引抗争文化,寻找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机制。农村社会的抗争文化与抗争事件密切相关,往往经过长时间的沉淀比较稳定。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集体公共文化不断弱化,抗争事件中政治因素趋向增强,使得抗争文化转向“激烈”。通过引导地域文化、关注抗争过程、尊重司法结果,化解抗争政治,使得基层治理更加有序。通过重建公共领域文化、引导外来多元文化及去除抗争性的文化,使其转向“温和”,从而达到治理的目标,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