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宪法诉讼模式比较

宪法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宪法争议,目前主要有美国的普通法院型宪法诉讼和德国的宪法法院型宪法诉讼两种模式。两种宪法诉讼模式,在裁判机构的设置、审判机关的受案范围、宪法诉讼程序的发动条件以及宪法诉讼的裁判效力方面存在明显差别。这些差别有其特定的国情背景。这表明,即便是在同样的社会制度条件下,宪法诉讼模式也是有差别的,因而解决宪法争议,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而不是盲目照搬照抄。     

合宪性解释与中国宪法司法适用的路径选择

学界提出合宪性解释是实现宪法司法适用的一条新路,但因合宪性解释与宪法司法适用的概念不清而产生了巨大的争论。合宪性解释存在违宪审查与普通诉讼两个层次的概念,前者与违宪审查没有本质差异,后者是指对法律解释的方案做出合宪性选择。宪法司法适用存在解决机构争议、联邦争议和宪法诉愿等宪法问题、处理法律的效力问题和解决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模糊、冲突以及解释选择问题等三重空间。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合宪性解释难以打开司法适用的局面,但普通诉讼层面上的合宪性解释则具备司法适用性,其宪法解释的性质也揭示了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前途所在。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探析

宪法诉讼是宪法上的权利救济制度,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是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同样具有对诉讼的直接效力,宪法诉讼在范围上不仅适用于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还应当包括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自治组织等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的侵权行为,也即传统的私法领域.     

宪法进入诉讼——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齐玉苓案和孙志刚案的再思考

宪法诉讼是我国宪法监督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宪法要想真正得以实施 ,起到国家根本大法的作用 ,那么就必须要让宪法进入诉讼 ,而宪法进入诉讼必然包括两个问题 ,一是宪法规范的直接法律效力 ,即宪法能成为人民法院裁决案件的直接依据 ,二是司法机关应当有权对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     

论工会权力与会员宪法权利的冲突与协调

工会权力①作为一项隐蔽的社会公权力,其权力行为如对劳动者组织工会享有批准权、将工会会员资格与分享公共福利挂钩、调配处置下级工会财产等,已与会员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如结社自由、财产权等发生冲突。而在现有法制框架内,囿于民事诉讼审理对象之有限性和行政诉讼受案标准之藩篱,二者冲突的诉讼协调途径遭遇梗阻。"有权利必有救济"、"有权力必有规制"之基本宪政原理,要求宪法必须发挥其"公民权利保障书"和"权力规制最高法"的效力,有效规制工会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协调二者之间的冲突。通过构建宪法诉愿诉讼制度,能够弥补诉讼协调机制之缺漏,进而有效化解工会权力与会员权利之间的冲突。     

论宪法内容修改的界限

宪法修改是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基本方式之一，但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对其修改应有所限制。对宪法内容修改的限制是修宪限制之一，世界各国的宪法典明文规定了宪法内容修改的界限，我国宪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但历次修宪也呈现出对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内容修改的限制。借鉴他国对宪法内容修改界限规定的立宪经验，以完善我国的修宪制度。     

我国公民诉权宪法保障探讨

加强对公民诉权的宪法保障,在当下的中国法制建设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公民诉权的宪法保障之致命缺陷是未能建立、运行起宪法诉讼制度,究其原因有观念、社会、制度等多方面。立足于现行宪法,采取宪法私权诉讼先行的方式,以彰显公民的法治主体地位,推动宪法的实施,进而逐步建立起宪法诉讼制度,是从根本上完善我国公民诉权的宪法保障之有效途径。     

论宪法内容修改的界限

宪法修改是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基本方式之一,但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对其修改应有所限制.对宪法内容修改的限制是修宪限制之一,世界各国的宪法典明文规定了宪法内容修改的界限,我国宪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但历次修宪也呈现出对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内容修改的限制.借鉴他国对宪法内容修改界限规定的立宪经验,以完善我国的修宪制度.     

试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宪法诉讼机构

宪法诉讼机构的设置是宪法诉讼制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它是宪法诉讼主体承担者,没有宪法诉讼的专门机构,宪法诉讼制度就会落空。笔者从设置宪法诉讼机构的障碍和原则入手,分析了盲目模仿域外的宪法诉讼机构不适合我国国情,建议在不改变我国现行宪政体制的前提下,由宪法监督委员会和最高院和高院设置的宪法法庭共同担任宪法诉讼机构。     

论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宪法协调

宪法包含对国家权力进行分配和保护人民基本权利两方面的内容。在构成国家的地方机关享有部分立法权(尤其是在私法方面的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情况下,国内立法冲突和司法冲突本身即是由宪法分权体制造成的。从美国和德国的宪法实践看,宪法审查制度是宪法影响冲突法的桥梁。我国应当建立切实可行的宪法审查制度,完善宪法中协调法律冲突的有关条文,充分发挥宪法在协调、解决我国区际法律冲突中的作用。     

中国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体系

基本权利是现代宪法学的重要部分，直接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的基本关系。不同的宪法文化与体制孕育着不同风格与特色的基本权利体系。中国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体系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与宪法发展的基本特点，日益呈现出开放性与多样性的发展趋势。     

宪法变迁：一个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概念

宪法变迁是为了弥补社会实际与宪法规范之间的缝隙而产生的,它不同于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和违宪,宪法变迁属于一种具有法效力的客观事实,由此,宪法变迁必须接受法内在价值的评价。这也产生了宪法变迁的界限。宪法变迁不能违反宪法价值而导致违宪的结果,同时,宪法变迁在宪法文本的解释空间内进行,反之,应通过修宪来解决社会实际与宪法规范之间的落差。     

论我国宪法解释

宪法解释是我国宪法运行机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应用原则和制度体系。为此,充分认识宪法解释的概念,确立和完善宪法解释制度,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亟需解决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本文针对学术界关于宪法解释的概念中存在的不同理解,对宪法解释的概念作一探讨。     

论宪法结构中劳动权的立宪保护义务——以世界55部宪法文本为考察对象

劳动权在宪法权利体系中主要是作为社会经济权利存在的。通过系统考察世界55部成文宪法规定,劳动权立宪多是以规定其国家保护义务内容为中心。在具体立宪形式上,各国劳动权及其立宪保护义务多是处于宪法基本国策及基本权利章节中,其宪法效力主要表现为弱意义上的"宪法委托"。在立宪内容上,多数国家均是选择性规定劳动就业保护、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特殊群体保护以及休息权等部分内容。虽然相较于域外多数国家宪法以及国际人权公约规定,我国劳动权立宪规定已表现得较为完备,但作为一种发展性需求,其在宪法制度空间中仍有继续发展和完善的必要。     

论宪法权威的自我保障制度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必须具有最高效力和最高权威,任何与宪法相冲突的立法和公权行为都必然因违宪而无效。维护宪法权威绝不能借助于个人权威,而必须依靠健全的宪法保障制度建设才能达成,此一方面的任何"天衣之缝"都可能导致宪法权威的崩解。对于致力于依宪治国的中国立宪实践而言,建立健全宪法自我保障制度乃是维系宪法权威的唯一路径选择。     

从国会请愿运动看中国商人在宪政中的作用

清朝末年的国会请愿运动,虽然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但从这场运动中我们是可以分析出商人在中国宪政史上的作用的。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的日益发展,中国商人正在抛弃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念,商人浓重的时代责任感使他们肩负起政治活动的重担。从而使商人群体在中国宪政史上留下了绚烂多彩的一笔。     

在政府主导下不断向着民主、文明的社会迈进——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宪政历程

宪政是追求民主、保护人权的政府的治国方式，它要求执政者要处理好立宪和行宪两个环节，因为立宪是宪政的基础，而行宪是宪政的关键。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宪政历程，我国政府很好地把握了这两个环节，从而在政府主导推动和公民社会渐进形成并推动宪政发展的历程中，使我国社会不断向着更加民主、文明的社会迈进。     

文本·结构·实践：中国宪法权利二重属性分析

尽管中国法学学者对宪法权利或基本权利已展开了较为丰富的学术讨论,但从既有研究模式来看,还鲜有对中国宪法权利基本属性的揭示与阐发。从中国宪法（典）文本、中国主权结构与中国宪法权利实践三个维度可以发现,中国宪法权利具有二重属性：在权利主体上,阶层与公民并存;在权利性质上,政治性与治理性并存;在权利实践方式上,政治化方式与治理性方式并存。在二重属性关系中,阶层地位优于公民地位,政治性优于治理性,政治化实施方式优于治理性实施方式。     

中国共产党宪法治理百年探索及省思

中国共产党的宪法治理经历了从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宪法,新中国成立初期移植苏联宪制模式及本土化探索,到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的新局面。百年宪法治理历程曲折蹒跚,终坚定向前,经验值得弘扬。宪法治理模式的移植当慎重,宪法的权威应维护,加强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制创新,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文化任重道远。     

论宪法实施的文化基础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未能得到很好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宪法文化缺位。一国的宪法文化决定着一国的宪法命运。宪法的实施需要以宪法文化为基础。百年来我国虽制定了一部又一部的宪法,但宪法文化并没有形成,由此可见我国宪法的实施状况不甚理想。中国宪法实施的未来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宪法文化的养成。在大力培育宪法文化、推进宪法实施的过程中,要进一步重视宪法文化的作用及其培育,而不要过分苛求宪法文本的完美。政府和政党要带头养成守宪护宪的风气和习惯,同时每个公民都应当而且可以为宪法文化的形成做出贡献。人们既要充分认识到宪法文化培育的长期性,又要对未来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