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主体因素与翻译选择--兼谈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本

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在选择"译什么"和"怎么译"时,其主体因素会不可避免地对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选择起着重要影响.林语堂英译的<浮生六记>,可以说明译者的主体因素,尤其是译者文化态度和翻译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译者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     

论经贸外宣资料英译中冗余信息的处理

运用翻译目的论的有关原理和信息论中冗余信息这一概念，并结合译例，分析与讨论经贸外宣资料英译中的冗余信息处理方法，指出为了取得良好的对外宣传效果，译者有必要在译前根据发起人所设定的翻译目的处理原语文本中冗余信息，不仅如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还应该根据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再次增减冗余信息。     

基于“创译”策略论译者的创造性思维在政论文本中的应用——以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英译文为例

鉴于我国"走出去"背景下文化影响力亟需增强的现实要求,传扬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已经成为每个人公认的准则,对于翻译活动更不例外。为了更好地实现文化的输出,必须使译文最大程度地符合目标读者的文化语言习惯与心理认同,使源语文化为目标读者所接受,而不能将原文本所有的内容不加区分地进行翻译。将译者作为切入视角,对译者的"创译"和"创造性思维"进行概念整合,尝试分析不同类型的"创造性思维",对译者"创译"的方法和形式会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而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性,同时结合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英译文进行举例,旨在论述和总结译者的创造性思维在外宣文本翻译中的价值和有效性,进一步提升译者对自身创造性思维的重视程度,以"创译"来促进我国文化的输出,更好地帮助中国文化"走出去"。     

副文本视域下《大清律例》英译本译者行为研究

中国法律典籍英译之始——小斯当东《大清律例》英译本使西方首次较为全面地认识了中国的法律。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小斯当东多重的角色身份、强烈的意志性、特殊的社会语境等都影响着他的英译行为,使他在译本的显性副文本和隐性副文本中都留下了“意志性”译者行为的痕迹,表现出译者深受“东方主义”影响、在译文中彰显“社会人”译者权利、迎合西方读者阅读与“想象”等行为特征。鉴于此,提出中国法律典籍翻译实践规划,期冀实现中国法律典籍英译“求真”和“务实”的合理与平衡,以促进国家法律翻译能力的提升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走出去”。     

王际真翻译策略选择的制约因素分析——以老舍作品翻译为例

翻译策略选择是译者翻译过程中必须首先考虑和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整合文化学派及解构学派翻译理论合理内核并借鉴“优选论”制约理念，通过综合分析，探讨老舍短篇小说主要译者，即海外著名翻译家王际真增译、改译、删译的归化翻译策略及粗言詈语的异化翻译策略，旨在归纳并分析其策略选择的真正制约因素。结果表明，译者翻译策略选择受到文本内及文本外各种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具有层级性和动态性特点，尤其是制约因素层级排列的差异性形成了译者不同的翻译策略。     

查良铮的诗歌翻译及其翻译思想

译者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与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译者的文化教育背景、以及译者的个人兴趣和审美风格密不可分。查良铮诗歌翻译研究主要从文本分析层面探讨其翻译风格与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的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互动联系。翻译家查良铮认为诗歌翻译不应完全拘泥于"以顿代步"的译诗原则,而应该在原诗的基础上,遵循"牺牲"和"补偿"的原则,充分运用注释在翻译中补充说明的功能,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诗歌翻译应遵循"以诗译诗"的原则,译诗应在风格和内容上保留原诗的意象与意境。     

《城市外交》译后小记

以学术著作《城市外交》翻译实践为基础，结合实例分析专业术语译名确定的规范性、特定词语回译的准确性以及译者的批判性思维等问题，认为公共外交类学术文本的翻译既要努力保证相关专业术语表达的规范性，也要认真把握特定词语回译时用词的准确，这些方面都对译者的检索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此外，原文文本也难免瑕疵，译者应具有批判意识，正确对待原文中的瑕疵，努力提供忠实可靠的译文。探讨之，旨在为学术翻译实践提供参考，助力新形势下的翻译研究。     

从《呼啸山庄》的两个译本看译者主体性对原文的改写

本文试图运用译者主体性理论对《呼啸山庄》的两个译本——杨苡和方平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揭示译者在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中,通过对作品的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译本序跋等方面,实现对原文的改写。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文本内的翻译实践、文本外序跋的撰写,不仅受到译入语的意识形态,诗学系统的制约与影响,同时受到译者主体性的操纵,这也是对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的修正与补充。     

译者文化素质新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 ,信息传播日益加快 ,跨文化交际广泛 ,翻译也随之发展成为一种服务于多种目的、多层次的综合性活动。翻译除了重视传统的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外 ,还开始强调对语言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在此情况下 ,译者须“身兼数职”才能满足翻译工作的需求。本文以较丰富的例子、详尽地阐述了新时期翻译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只有具备这些素质才能保证译者译得准确、译得顺畅、译得自然     

英汉法律翻译的语用原则

从Sarcevic所提出的“译者在交际过程中起积极参与者的作用”这一论断,可以分析出法律翻译的目的是“作出能够通过保证一致的解释和适用而保留单一法律唯一性的文本”。原语文本功能决定法律翻译的策略、法律翻译是法律机制中的交际行为、译文应传达原文的法律意图、译者在法律翻译交际活动中扮演着积极参与的角色等语用原则在法律翻译实践中的运用可以更好地实现这一翻译目标。     

汉诗英译中的语篇衔接与连贯浅议

衔接与连贯是语篇分析中的两个重要术语。语篇分析与翻译理解和表达密切相关,已被纳入翻译理论研究范围。汉语诗词作为一种结构特殊的语篇,要将其译成英语,再现其文学之美,必须研究和运用各种语篇衔接手段,使译文自然、连贯。通过衔接与连贯方法及汉诗英译的实例,探讨语篇衔接与连贯的研究在翻译过程中的可行性与重要性。     

从纽马克翻译理论的发展谈直译与意译

本文以纽马克翻译理论为依据,通过对其理论的发展的分析和阐述,认为翻译实践中直译与意译方法的运用是对立统一,缺一不可的。交际翻译以传译原文的信息为重点,意义优先于形式,此时用意译。而语义翻译既要试图涵盖所有的原文意义,又要尽力保留原文的形式,此时则要采用直译方法。直译是基础,意译是直译必不可少的辅助和补充。     

从双关语的翻译检视译者的儿童文学翻译观

通过分析《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双关语的翻译策略探讨译者的儿童文学翻译观,我们发现大部分译者采取的是舍弃双关语的翻译策略,反映出译者在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等认识方面的局限性和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翻译观.儿童文学的译者应该解放自己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在充分把握目标读者特点的基础之上,尊重并信任儿童,以译作与儿童建立起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实现儿童本位的翻译.     

从《史记》看“同义连文”

《史记》中存有大量的“同文连义”语言现象。通过对其具体用例在共时的角度的分析，可发现《史记》中的“同义连文”在音节、语法、语义等方面的特点及其在语义表达上的作用等，从而可纠正以往对“连文”和“同义连文”概念理解上的片面性，并有助于准确理解词义，使古籍文献注释获得确诂。     

关于汉藏翻译中语义理解之我见

翻译过程中原作语义的掌握是语义结构及语义表达的前提和基础。对语义的掌握不能仅靠语言平面去理解 ,而要根据原作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推敲 ,以便准确掌握语义 ,完成翻译活动。     

知情权名称厘定与性质分析

"the right to know"源于美国,传入中国时出现了多种译法,如知情权、了解权、得知权、知道权、知的权利、资讯权等.为了理清纷乱,求得共识,并为今后的立法提供一个准确的法律词语,统一为"知情权"之译当为明智的选择.关于知情权的性质,从根本上讲,知情权就是一项基本人权;从内容看,知情权包括消极知情权和积极知情权.     

从英汉规律性差异谈减译策略

英语和汉语产生于不同文化环境,所承载的文化背景也不相同,所以两种语言存在着差异。减译是翻译的一种正常现象,为了把原文信息译成译文信息,语言形式上的删减必不可少。减译不是减“义”,是翻译的一种变通手段。以英汉语言的规律性差异为切入点,以翻译理论为依据,阐释了减译的定义、本质。     

文化差异与翻译的求同存异

语言和文化两者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同样的词语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习俗背景下所产生的语义和效果不同。要学好英语,就要了解英语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了解中外文化差异;翻译中教会学生从文化内涵来分析并理解作品,处理好文化差异中的求同存异。文中简述了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与翻译以及几种常见的翻译方法。     

从词汇的语义和语用视角试析译文《中国人》中词汇翻译之失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林语堂的代表作,也是介绍中国文化的经典名作之一。《中国人》作为其最新也是流传最广的译本,有超越前译本之处。但译文在翻译策略、句式结构、词汇理解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失当或可商榷之处。鉴于此,立足于最基本的词汇层面,从语言意义和语用意义的视角研究和分析译文词汇翻译的失误,希望有助于中国文化异语创作的回译研究和词汇的翻译研究。     

理解的度和翻译的准确性─—兼谈汉英翻译中存在的理解问题

本文从汉英翻译存在问题的角度探讨了理解的各个层面及其对表达的影响。这种理解包括对特定词义的理解，对句子、语篇的全面把握和对语言以及文化差异的认识。作者认为，只有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理解才能保证译文既忠实原意又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