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墓志之撰人及其相关问题

北朝墓志在墓志文体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北朝墓志的作者身份可以分为“公”、“私”两个方面;因为作者身份的差异给北朝墓志的写作带来多元化的创作格局;北朝墓志中作者的署名方式代表了特定的目的和意义。     

论北朝墓志的演变及其文体史意义——从永嘉之乱前后墓志形态的变化谈起

永嘉之乱的出现,使得魏晋以来碑志转化的趋势遽然中断,墓志又退回到了原始的形态。从北魏前期至孝文帝迁洛前后,北朝墓志在文体、形制以及使用频率等方面都经历了一个脉络分明、阶段连贯的演变过程。这既说明了永嘉之乱对于北朝墓志发展的影响,同时更表明,北朝墓志的发展在事实上已具有"涅槃"的意义。     

庾信及魏晋南北朝墓志与韩愈及唐墓志之比较

通过对庾信及魏晋南北朝墓志与韩愈及唐墓志的比较研究,分析这两段时期墓志的撰写,找出其中的差异和相似之处,并试图从文学的角度来观察墓志的撰写,从中比较这两段时期的文学理念、手段、风格对墓志铭撰写的影响。     

北朝赵郡李氏家族文学与学术考论

赵郡李氏是北朝重要的高门大族，亦是河北世族的代表。赵郡李氏家学渊源深厚，对北朝的文学与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半个多世纪以来，有较多北朝赵郡李氏墓志出土，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可更进一步分析赵郡李氏东祖、西祖、南祖三房的文学与学术活动及其家学传统等，可为对北朝河北家族文学与学术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提供基础。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疏误举正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以史学研究见长,而释录方面则存在一些问题,列举部分例子试作说明。     

为谁而写:墓志文体的书写问题考察

墓志究竟为谁而写？这在墓志研究中甚少涉及。而阅读对象的设定,无疑会影响到墓志文体内容书写、情感表达、书写态度、文字表述等。本文以北朝墓志为中心进行考察,认为墓志书写是一种多重书写：是向着逝者的书写,亦是向着生者的书写,还包括撰写者的自我书写;既为当下书写,又为未来书写。由于期待中的阅读对象是多重的,导致墓志书写内容、方式的多重与复杂。     

闾伯昇墓志所见的北魏柔然

安阳地区出土的间伯异墓志,以珍贵的民族历史文物透露出北朝晚期拓跋王朝与柔然民族结缘通好、相互孽乳的历史动态。墓志涉及了拓跋朝廷接与柔然贵族时高官厚禄、互通姻好的政治策略。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词语拾遗

魏晋南北朝墓志是辞书编纂和修订以及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语料.本文即选取其中若干词语进行诠释,以供<汉语大词典>编纂者以及汉语词汇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河南洛阳新出豆卢轨墓志研究

《唐故蜀州司户豆卢府君墓志》系河南洛阳新出唐墓志之一,墓主豆卢轨,字钦文,系北朝至隋唐间鲜卑望族豆卢家族成员。出于各种原因,豆卢钦文并不见于史传记载。墓志的出土发现,不仅对豆卢家族的世系有非常重要之补正作用,其中涉及的诸多问题也为我们探讨家族迁徙发展与政治局势演变间之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线索。     

北朝《李骞墓志》考释

李骞是北朝赵郡李氏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来《李骞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生平以及赵郡李氏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新史料。结合墓志和相关史料可知,李骞原名希义,字景让,后改名骞,再改字希义;李骞家族原来聚居平棘,后来迁居柏仁;李骞庶长兄长钧未被记入《李骞墓志》,李骞长女宝信当为高延宗妃;李骞生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卒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公元549年),曾在北魏和东魏担任多种官职;《李骞墓志》出土于河北省赞皇县。     

萧梁皇族之学术文化述论

萧梁皇族本出自寒门,不以文化显名.齐、梁之间,随着梁武帝一支的兴起,在当时士族社会尚文风气的影响下,其家族重视学术文化的积累,在儒家经学典籍、史学、玄学等领域多有著述.在文学艺术领域,如诗文创作、书法、绘画等方面,梁武帝及其子孙也身体力行,造就了其家族文化的繁荣局面.不仅如此,梁武帝父子还大力倡导重文政策,对当时取仕选举产生深刻的影响,促进了当时士风的变化.萧梁皇族子孙后来多有人流落北周、北齐和隋、唐,推动了南北文化的融合.     

“帝师”与“佐命”：张良形象与南北朝初期的政治实践

西汉以后，张良的形象不断发生演变，从佐汉的谋谟之臣变成集天命与神仙于一身的历史偶像。晋宋之际的天师道建构张良与张道陵的血缘关系以契合刘裕的汉室苗裔身份，为刘宋“与道结缘”制造祥瑞，以达成便于传道与影响政治的双重目的。北魏的寇谦之则利用崔浩“自比张良”的行为，制造了一套“符箓受命”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汉代以来张良“授命”说的改造。天师道利用已非历史原型的张良形象，涉入南北朝的政治活动，也塑造了刘宋、北魏政权中长期存在而又沉浮不定的共同文化意识，并推动南北分裂的政权向着共同的文化目标前行。     

《越南汉喃铭文拓片总集》述要

《越南汉喃铭文拓片总集》是一部记录越南北部民族生活史的拓片总集,它的原始材料均为散落在庙宇、村社、神祠等附近的碑铭。它以碑为载体,用汉喃这种越南特殊的文字书写越南北部民族的生活风情,时间跨度从明末一直到二十世纪初,从道德、制度、风俗、宗教等四个方面对《越南汉喃铭文拓片总集》中的汉文化影响进行了释例,爬梳出越南河内以北的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历史渊源。     

梁武帝与梁朝的藏书事业述论

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梁朝,社会稳定、物阜民丰、文化繁荣。在此形势下,梁朝的官私藏书事业极其兴旺发达,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梁武帝的治国理念、躬行垂范与奖励学术研究的文化政策密不可分。     

承传道统 赋为诗史——论李谐及其《述身赋》

文章通过对李谐生平及其《述身赋》的分析,认为李谐出使梁朝,于南北多年对立之后,在沟通南北来往、缓和南北对立局势和促进南北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贡献。李谐其貌不扬而多学有识、善于言辞,使南中得到梁武帝等人的高度评价,反映了南北两方都以传统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自居的心态。李谐的《述身赋》真实地反映了在南北朝战乱之际、尤其当北魏末年朝无明主、政治腐败、战乱频仍、社会普遍希望有人结束乱状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具有史诗的作用;在对少数民族没有"华夷之辨"的意识;在忠君与忠于国家一点上更重于忠于国家;这些都应该予以重视。     

《梁书》不载《金楼子》考--兼论《梁书》编撰问题

梁元帝萧绎撰写的《金楼子》是南北朝时期的一部重要子书,但却不载于《梁书*元帝本纪》.其原因恐有三一是《金楼子》成书时正遇梁末战乱,姚察撰《梁史》时所据"国史旧文"本无记载;二是江陵亡陷,《金楼子》被西魏于谨大军掠至长安而入秘阁,姚察不得见;三是姚思廉续补时恐因唐太宗之故,而不得载《金楼子》于《梁书》.     

科学辨识蔡伦造纸术之历史真实--以《中国造纸史》为对象讨论

《中国造纸史》一书,对晋代以后的造纸史、技术以及造纸术传播国外的情况,显得比较权威,但对涉及造纸的考古论断依据不足,认为西汉初已经有“造纸基地”、东汉初中州各地又成为“造纸中心”,凭主观臆想否决蔡伦的发明史实。该书对古代典籍的一些释读以及祭祀蔡伦习俗,也缺乏文史研究和田野考察。深入发掘、辨析典籍、各类文献、工具书与考古实物,考察蔡伦家乡祭祀习俗、南岭生态条件、生产生活方式,是揭开和还原历史真相的科学途径。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史录、评价,不应轻率修改。     

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相关人事考辨

上世纪20年代初,日本佛教美术学者、净土宗学僧小野玄妙、常盘大定、关野贞先后对山西省五台县唐代佛光寺东大殿内塑像及寺内两座唐代经幢探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于上世纪30年代末对佛光寺经幢题刻、唐人题记甄别爬梳。诸先师于建筑、壁画、雕塑领域发前人未发之覆,功不可没。佛光寺唐人刻记题记"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身份及相关人事无人问津,笔者不揣浅陋,率尔操觚,求教于方家。     

梁季政治斗争再探讨——以王僧辩与陈霸先之争为视角

梁季王僧辩与陈霸先之争,陈霸先取得了最终胜利,标志着南方土著豪强势力在南朝政治舞台上的崛起,这是南朝后期政治、社会阶层的重大变动。陈霸先之所以能击败王僧辩,原因不仅仅在于南朝梁末自身政治局势等方面的逐渐变化,更在于当时北齐对江表的强大军事压力直接左右了王僧辩对陈霸先的斗争策略。当南北形势稳定之后,王僧辩欲重新调整对策时,陈霸先却抢先利用京口形胜之势,偷袭王僧辩得手,从而为王、陈之争画上了句号。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再探讨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是文宗本人的政治理想、对开元诗坛革新科举弊端举措的效法以及好古思想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直接产物。这种押仄韵而不拘平仄粘对、“体格雅丽，意思遐远”之体并非前所未见之“变体”，其最终所要追复的也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齐梁体”，而是初盛唐以来祧体齐梁、声律未谐、风格清新典雅的应制和试诗之体。除却文宗个人因素以及试诗一体独特的体制渊源，这一独特体制的出现又是中晚唐诗坛齐梁体“声病”特征集中凸显、唐诗自身体制演进以及唐人对齐梁诗的持续体认尤其是古雅一体的重新发现的共同结果，具有独特的体制与风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