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间代"长诗写作的创造空间

在"中间代"诗人的创作中,长诗写作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从中不仅可以发现"中间代"诗人个性写作的魅力,而且可以发现当代长诗写作开阔的创造空间.这是"中间代"对于中国当代诗歌艺术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中间代"长诗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间代"诗人的长诗创作是突破艺术成规和彰显诗人创造个性的诗歌写作,是对当代长诗写作的整体性提升.     

先锋诗学谱系的还原与拓展——评谭五昌的《诗意的放逐与重建》

谭五昌《诗意的放逐与重建——论"第三代诗歌"》一书从代际构成的谱系学梳理出发,从"第三代诗歌"的复杂内部图景提炼出"第三代诗歌"的"先锋元素",仔细辨别"第三代诗歌"的流变环节和内部各派别、社团、诗群之间的美学差异,厘析这些派别、社团、诗群独特的艺术创新点,指认其各自独特的艺术贡献,在"先锋元素"的"祛魅"和"还原"过程中切入"第三代诗歌"的核心问题。这是对中国当代先锋诗学谱系的一次有效还原与拓展。     

论“中间代”的“中间”位置——基于诗人个案的分析

在当下众声喧哗的语境里,"中间代"诗人正历史性地处于一种"中间"位置或写作状态。对这一"中间"位置的指认,一方面有助于关注那些被遮蔽、被忽视,然而极具特色和潜力的诗人;另一方面能够去除机械的"归类"等简单化做法带来的弊端,认识到诗人写作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此外,"中间"位置还预示着某种生长性,呼唤着诗歌的转型和走向潜深。     

近20年新诗选本出版的回眸与评说

1985年是新时期中国诗歌的分水岭,此前以"朦胧诗人"为主,此后"第三代"、"中间代"、"70后"诗人相继浮出水面,并逐步取代了"朦胧诗人"的"弄潮儿"地位。1990年代以后,诗歌写作的分化更为明显,"命名"进一步增加,一些不同命名的诗歌团体均推出了代表各自诗歌观念的选本。而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和追求市场效益,各出版社纷纷出版以年度为标志的诗歌精选,形成新世纪以来浩浩荡荡的"年选出版大潮",因为要与市场接轨,先锋和探索性的诗歌在出版物中被弱化,编选者不得不在艺术与市场之间达成某种妥协。而由于出版制度的相对宽松,一些个人和团体开始介入诗歌选本的编辑出版之中。所有这一切,形成了当前诗歌出版物的众语喧哗的局面。     

论“中间代”长诗写作的创造空间

在“中间代”诗人的创作中，长诗写作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从中不仅可以发现“中间代”诗人个性写作的魅力，而且可以发现当代长诗写作开阔的创造空间。这是”中间代”对于中国当代诗歌艺术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中间代”长诗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间代”诗人的长诗创作是突破艺术成规和彰显诗人创造个性的诗歌写作，是对当代长诗写作的整体性提升。     

在喧嚣中寻找诗歌的路标

经过19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歌"的全面冲击和199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激烈论争,加上后现代文化在中国诗坛的登陆和洗礼,目前新诗写作中的"无标准"和"无难度"问题日益凸现。从"标准"的语义分析入手,将有可能进一步厘清其关于诗歌标准的概念,与此同时,结合当下诗坛"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探讨,将有助于建构新诗标准、寻找诗歌写作的路标。     

"选本"对"第三代诗歌"的不同诗学态度

从"第三代诗歌"最早两个选本<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和<中国当代实验诗选>的"编选前言"和"选本书名"入手,可以分析出两个选本由于编选者不同的知识背景、诗歌趣味从而表现出对"第三代诗歌"不同的诗学态度,这种诗学态度其实又构成对"第三代诗歌"不同的叙事策略.两个选本以不同的方式对其与朦胧诗的关系进行了处理,这种处理方式的背后,实际上关涉着两个选本/编选者对"第三代诗歌"的不同规划.     

沉潜中的灵魂——论“中间代”诗歌的艺术向度

1990年代以降,由于“中间代”诗人和研究者共同的努力,“中间代”诗歌也逐步走出历史的遮蔽,以丰富多样的文本世界吸引住诗坛的目光。他们秉承诗歌艺术的多元化旨向,拓宽了“及物”写作的表现空间,以口语语感的平滑流动,描摹日常生活的意趣,并汲取各种文体的优长,打造圆润、纯熟的诗艺理想。     

现代性的延伸与变异——“第三代诗歌”观念论

"第三代诗歌",作为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文坛迅速崛起的一场诗歌运动,曾以反叛和断裂的姿态为人瞩目。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代诗歌"的出现是中国诗歌进入后现代的一种标志,但或许由于这场诗歌运动的结束和它来临时一样匆匆,是以,许多历史性的问题一直并未得到澄清。为此,选择历史场景的转换,并具体结合"第三代诗歌"主要理论派别的观念进行述析,就成为研讨这一现象的重要路径。对于最终将"第三代诗歌"观念定位于"后现代面孔下的现代性变革",除了源自以往研究的一种反思,同时,也以一种"开放式的状态",将对上述观念的研究引申向未来。     

“0596诗歌”:微信时代的漳州诗群

"0596诗歌"微信公众号继承了漳州地域由林语堂、杨骚、舒婷等人开创的新诗传统,糅合了20世纪90年代道辉等人的"新死亡诗派"、安琪等人的"中间代"、康城等人"第三说"论坛的探索经验,并较好地结合了地域内外新诗大众化、民间化的元素,逐步成为凝聚闽南地区乃至海峡两岸华人诗歌的微信平台。"0596诗歌"集合了在众声喧哗中沉潜思索的火热的灵魂,他们的创作敢于直面转型期的生命困惑,善于升华人在旅途的瑰丽风景,勇于抒写复杂缠绵的情爱记忆,乐于叙述艺术探索中的独特历险,长于渲染孤苦深挚的乡愁亲情,更执着于书写新时代冷峻坚实的现实反思。"0596诗歌"正在开创微信时代的地域诗歌写作的崭新维度。     

离心与互限:第三代诗歌的表意焦虑——以诗歌语言和想象力为中心

第三代诗歌的表意系统——由想象力和语言所凝构——呈现出了焦虑,其内部不仅出现了写作的分异,而且不同写作类型自身也存在着表意的焦虑性。"想象本位"型写作与"语言本位"型写作是第三代诗歌的两种写作类型,"想象本位"型写作在对"自然物"的书写中表现出了"离心"特性,其诗学想象与诗歌语言在表意系统中呈现出悖向式的发展路径,更多地走向了相互的离心与解构;"语言本位"型写作在书写"自然物"时则过多地倚重于诗歌的语言表达,相对忽视了诗学想象,由此营构出"互限"的写作空间,其语言与想象甚至走向了相互的否定,影响了其诗歌写作的纵深发展。第三代诗歌的表意焦虑并未得到合理的解决,由此影响到了1990年代的诗歌写作。     

中国古典诗学之"清词丽句"的审美内涵

"清词丽句"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范畴.学者一般将其理解为一种"清丽"的诗风,"清丽"作为诗风是客观存在的,但"清词丽句"中的"清丽"非指诗风.考"清"与"丽"皆具有"美"的意思,"清丽"是诗歌等文学样式的审美特质,"清词丽句"一是指华美的词句,一是代指美之诗或诗之美.     

新诗潮场景或镜像:另一种喧嚣与裂变

如果说朦胧诗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崛起,标志着与文革等政治性文学或工具文学传统的断裂和五四"人的文学"的复兴,那么1985年之后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就更是一次断裂行动。在这期间,全国诗歌社团或群体在不断地聚合和涌现,并最终汇成了告别和超越朦胧诗写作范式的洪峰大潮。     

开齐梁风气之先的沈约诗-论沈约诗歌对齐梁诗题材上的开拓

沈约是齐梁两代的重要诗人.他不仅在诗歌理论上引导了齐梁诗歌的发展方向,而且善作诗,诗有名于当时,是"一代辞宗".他的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开拓了诗歌题材的新领域.他首开诗歌写艳情之风,并让大量生活中的琐细情趣入诗,使日常生活普遍诗化.     

道德归罪与阶级符咒:反思近年来的诗歌批评

当下诗歌批评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简单化、本体论化的倾向.一些批评家在以"道德归罪"的习惯和传统的阶级论视角谈论诗歌与现实、历史和文化等之间的关系,臧否不同的诗歌现象时,被种种新本质主义"身份学"、"立场学"和"政治正确"所迷惑,明显忽略了现代诗学问题的复杂性、诗歌方式的特殊性和中介性.在辨析"草根性"写作、"打工诗歌"和"中产阶级趣味"等批评概念的基础上,应反思近几年诗歌批评中所存在的问题,重申一种理解现代性悖论机制与合法性危机的诗歌批评意识.     

论诗歌的文化学研究--兼谈"文化诗学"等问题

本文从"结合文化背景研究诗歌"和"以诗歌为材料研究文化"两个方面论述了"诗歌的文化学研究"这一课题,由于当前讨论的"文化诗学"概念对中国原有的为人熟用的"诗学"概念产生挤兑,因此本文也在这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虚与实之间——从于坚诗歌出发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代诗歌"兴起,于坚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者之一,以其先锋的诗学理念和诗歌创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从分析于坚的诗歌文本入手,发现于坚的诗歌既有虚性又有实性,是处在虚与实之间的写作。但这种写作难度相当大,是冒险性写作,如果把握不好虚实的尺度,很容易陷入丢"虚"和卸"实"的危险境地。于坚为当下汉语新诗的写作探索了一条充满可能性的道路,即在虚与实之间保持微妙且美妙的平衡。     

论当代诗歌公共性的重建:以于坚诗歌为例

文学的公共性是指文学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即代表个人在文学公共领域发声、文学活动成为公共舆论的一部分,以达到对公共权力进行干涉或抗衡的目的。要重建新诗的公共性、走出集体抒情式的公众诗歌范式,必须要使诗歌回归个人,以个人性的建立为前提。以于坚为例,第三代诗歌"书写日常生活的诗意"、"口语化写作"和"拒绝隐喻"的主张,契合了建立诗歌个人性的要求,个人性诗歌成为带领诗歌走出公众性、走向公共性的桥梁。     

命运“故事”里的“江南共和国”——论朱朱的近期诗歌

朱朱的近期诗歌特别是其最新诗集《故事》里,融合重构了诗人的童年经验和中年回望,其诗歌"故事"的核心指向了"生命落差"的命运谜底。朱朱以突出的"诗性记忆"能力使种种生命细节在诗艺创造中获得造型、色彩和温度。它们见证了朱朱从早期繁复的工笔细描到新近的质朴准确的技艺转变,同时也是已届不惑的朱朱重建自我跟世界、自我跟记忆关系的一次意味深长的尝试。俞平伯曾经有过"诗歌共和国"的说法,朱朱则进一步发挥。"江南"在汉语中是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在悠久的诗文传统中,"江南"沉淀的更多是一种美学风格。当朱朱把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和一个现代政体概念相连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思考着时间中的"生命囚徒"如何通过文化书写而突围的问题。《故事》的"故事"在小处关乎童年、亲情,又在大处勾连着作为伤痕和禁忌的历史记忆,并被提升为一种生命主体的思想体悟以及走向语言以自我拯救的诗写立场。     

谈杜甫诗歌创作的"苦吟"风尚

"苦吟"是中晚唐诗坛的一种特有诗歌现象,体现了诗人的生活之苦、思想之苦和作诗态度之苦.杜甫身处盛唐和中唐转折时期,注重学习和借鉴前代优秀诗歌遗产,使其诗歌显现了"牢笼百代"的特征,并重视诗歌创作的"求新",因此诗作新句纵横,而强烈的诗歌创新精神使其崇尚及注重格律的"苦吟"式作诗方式,"苦吟"风尚垂范后世,对后世诗人影响深远,逐渐形成了"苦吟"流派.这与其人生经历、由盛唐向中唐转折的时代风气有关,更与其对诗歌艺术追求卓越的创新理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