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的《王制》研究

廖平认为,经学之核心在于礼制,经学之分今古即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今文学所主礼制同出《王制》,古文学所主礼制同出《周礼》。廖平治经专重《王制》,是其以礼制治《春秋》的学术宗旨使然,也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晚清经学发展脉络的总体把握。     

读《礼记质疑》札记

《礼记质疑》是清代学者郭嵩焘所著的一部《礼记》研究著作,主要内容是针对《礼记》郑玄《注》、孔颖达《疏》进行的辩驳。阅读《礼记质疑》的一些札记,通过将相关内容与历代学者的研究著作进行对照比较,可以发现郑注孔疏确有疏漏,郭氏之说有可取之处,也仍存在可商确的地方。     

底本之信:《周易》在西方传播评要

古来中国关于《周易》的注本数百千种,所作解释千差万别。西方人要想有一个好的《周易》译本,首先须有一个好的中国《周易》注本作为底本。选择什么样的注本,便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理解,这便提出了一个“底本之信”的问题。明清时期的官方易学是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宗的。然黄宗羲、顾炎武、皮锡瑞等清代大儒都认为《周易》最好的注本是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朱熹的《周易本义》则存在严重的迷思,特别是关于易图学（包括《河图》《洛书》《先天图》等）的迷思。明末以后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尊重当时官学意见,翻译《周易》基本是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底本的,因而朱熹易学关于《周易》的迷思便也不知不觉地传播到了西方。     

从古代法律的角度看儒教

由《王制》的法律原则，从《唐律疏议》到《大清律例》的一脉相承，说明在中国古代的儒者看来，它们的宗教礼仪，同时就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是它们的宗教礼仪。这一点同古代印度教的《摩奴法论》、犹太教的《旧约》等宗教法典，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等具有影响力的法律著作体现的法律思想大体是一致的。因此，从古代法律的角度看，《王制》篇从一个侧面说明儒教和其他国家宗教的性质是一致的。     

从《礼记·王制》看先秦时期的社会救助制度

《礼记·王制》对先秦时期的社会救助思想和救助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涉及到积蓄防灾、养老和残疾人救助等方面。这些有关社会救助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已得到了实施,并对后世传统社会救助思想和救助制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     

张镒《三礼图》辑佚本考论

唐代学者张镒以其所著《三礼图》而名世,其作今亡佚,清代学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其辑佚本一卷。据其辑佚本内容,我们以为张镒图作多本郑注,然亦有与郑注相砥砺之处,内容真伪迄无考论。现勾稽史料、出土实物等进行考释,知张镒礼图内容有创新之处,亦有商榷之处。     

《礼记·王制》“为汉制法”考——以西汉宗庙制度为例

《王制》是今本《礼记》中的重要篇目。综合该篇的文本内容与汉代史事,可证明《礼记·王制》文本经过长期的流传演变,最终写定于西汉初期。而从其对西汉中后期礼制变革的影响来看《,礼记·王制》更是反映出一种颇具西汉时代特征的创制性构想,具有明显的“为汉制法”色彩,这尤为突出地表现在西汉时期宗庙制度的沿革变迁之中。     

浅论《礼记·王制》的教育制度

《礼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瑰宝,其中蕴含的思想十分丰富。《王制》篇对周代教育制度的描述,更是为我们展现了老祖宗对教育的重视。周代的教育制度,对以后封建王朝的育才选士,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些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     

李如圭《仪礼集释》申注特色探析——李如圭礼学研究之解经学考察（二）

在宋代《仪礼》学研究史上,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是一部重要的纂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申注类释语的剖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对郑《注》语词的释注方面,还是在郑《注》礼经仪文节度训释的申解补充方面,也无论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申注方面,或者是在郑《注》校勘语料及其语词的释音申注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鲜明的申注特色,在整个《仪礼》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的重要地位。     

灵魂的教育者——《王制》中的苏格拉底与荷马

一直以来,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王制》中提出的"诗与哲学之争"问题,都是西方政治哲学与文教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要理解苏格拉底提出的这一问题,首先要考察其被提出的语境,即《王制》中的苏格拉底对诗的两次批评。通过分析这两次批评,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对诗的讨论与灵魂的教育问题密切相关。鉴于古典意义上的诗人和哲人都是灵魂的教育者,对诗与哲学之争意义的考察就必须从灵魂教化的古典视野出发,才能得到如其所是的理解,超越纯粹思辨的哲学辩护和单纯的诗学研究。     

文本、行为与制度：顾炎武道德形象新阐释

顾炎武不仕贰朝的道德形象被晚清以来的政统与道统肯定。学界将顾炎武不仕贰朝的原因归结于个人超群绝伦的道德品质,这种解释既无视顾氏与新朝频繁接触的史实,也没有考察顾氏不仕贰朝的具体原因。要解释顾氏思想与行为的变化应该到清初制度环境中寻找,清政权实施一系列的汉化与尊儒制度,为顾炎武等人与清政权的接触提供了制度环境。顾炎武与清制度共同推崇的儒家思想是二者耦合的思想基础。顾炎武的思想与行为是现实的,他的形象也应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     

刘逢禄《春秋》学著述考

关于刘逢禄的《春秋》学书目,历来说法各异,表面上是因为各家简单采信刘氏行述,而根源在于刘氏《春秋》学著述的刊行与成稿情况较多变化。通过清理刘氏《春秋》学著述的四种刊本,可以确定刘氏已刊《春秋》学著述有14种。通过搜检相关资料,排查出刘氏拟作《春秋》学书目8种,对其中《胡母生春秋条例》、《春秋通义》、《解诂笺释》、《答难》和《申何难郑》重加探究,更可窥见刘氏《春秋》学研究的变化,从而深化对刘氏《春秋》学思想的认识。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探义

今古文两学派的较量是《诗经》问题争论史中的一大焦点,但因三家《诗》的陆续亡佚,使得后人要支持今文《诗》,得同时致力于辑佚与诠释两个工作才行,清末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就是这方面的名著。此书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继续前进,尽量铺陈三家原貌,以《毛诗》作为理解今文的参照系,条理清晰,而其分别家数时,主要是依照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的成果,甚至陈氏取材不够精审的缺陷也被王氏所承续,所幸,其在面对旧有材料时仍能注意到筛选与考辨的工夫,所以呈现出来的材料仍较陈书稍显精审。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巴蜀哲学发展略述

巴蜀哲学是巴蜀文化的精华 ,从巴蜀第一位有著述的哲学家严君平开始迄清末的廖平 ,巴蜀哲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两汉至魏晋的经学阶段 ,隋唐三教并盛的阶段 ,宋元明的理学阶段 ,明末清初迄清末批判理学及其君主专制与经学终结的阶段     

论宋代孔子地位变化

两宋时期是孔子地位跌荡起伏、重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历经唐末五代丧乱后，在宋初社会的普遍认知中，儒家面临崩坏边缘，作为儒门先圣的孔子，其社会地位也伴随儒学地位的低落而跌落。与此同时，则是世俗认知中佛学及其人物地位的不断上升。南宋时，孔子地位持续跌落，后者地位远超前者。在宋代社会生活中，许多供奉孔子的建筑年久失修、祭拜孔子的仪式常年荒废，在书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孔子地位也受到道释人物形象的挑战，甚至有优伶以孔子为戏。无论是孔子的无形思想，还是孔子的有形塑像，都面临失去原有凭依与地位的困境。为重树孔子地位及儒学权威，宋代士大夫不懈努力，如王安石儒学创新高度和地位超迈先贤，可与孔孟比高低；二程发挥孔孟绝学创立"洛学"，经后续传播演进，至南宋朱熹集大成，形成新的儒学即"理学"思想体系，其贡献等同孔子；宋儒也利用书院及州县学极力抬高孔子地位，同佛、道争夺生存空间。南宋理宗正式将"理学"升至官学正统地位，同时也热衷于佛教，此为儒佛认知转变之重要导向，许多士人也倾向于儒佛并重，三教并尊。此后，长期以来儒佛发展偏失的趋势发生重大变化，儒佛地位得以重新调整和建构，二者走向均衡发展趋势。孔子地位又有所上升，也再次为后世孔子及其学说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清代大儒焦循的治医理念

清代大儒焦循儒医兼治,他的经学著作是清代学术的典范之作,不但反映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风貌,而且尽显清代扬州学派的通学风貌;他治医主张"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他的治医理念从另一侧面表现了他的通儒风采与通儒精神。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北宋后期的政治变动与陈瓘晚年由儒而佛的思想嬗变

陈瓘是北宋后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前期推崇王安石及其学术,经过从神宗、哲宗至徽宗的政治反复及其一贬再贬的政治遭遇,陈瓘对新党打击报复元祐党人及政治衰坏的现实深为不满,由此生发出对新党的严厉批判,并渐次深化为对王安石的政治学术观念的彻底否定,其思想也由儒学转向佛教。陈瓘的转变反映了士大夫对变法失败、党争不断的政治现实的深深失望,代表了北宋士大夫群体由前期的积极进取到后期消极颓废的变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