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崇礼理念与礼之践行思想探析

王阳明是心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但其礼学思想本质上是实学,具体表现为礼之践行层面。王阳明礼之践行思想主要表现为五个层面。崇礼：开口向人谈古礼;解礼：阳明认为礼根于心而一本者也;习礼：导以德而训以学;修礼：慎独先行与正心修礼;践礼：动容中礼与礼简易行。阳明礼学思想中的解礼、崇礼、习礼、修礼、践礼五个层面最终是为了礼之践行,凸显了阳明礼学思想的经世致用性与实学特质。     

墓志"礼"考证

古代基志铭行文间“礼”可分为遣使护丧之礼、祭祀之礼、对有功德者追赐官位和爵位之礼、贝胃赠之礼、安葬之礼、守丧三年之礼等。由此可知，“礼”不仅是古代社会一切行为的准则，更是统治者用来巩固和维系封建社会的工具。     

朝鲜时代书院享祀礼研究——以九大书院享祀礼为中心

朝鲜时代现存书院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所谓九大书院。通过比较九大书院的祭祀礼,考察朝鲜时代书院祭祀礼的开展过程。特别是通过分析各书院的异同点,探讨书院享祀礼的认同性的构建过程。朝鲜时代的书院将自身定位在乡校和乡祠之间,这种定位意识十分强烈。尤其是在整顿书院享祀礼的过程中,在参照乡校释奠礼的同时又特别注重繁简程度的区别。九大书院享祀礼之间的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如果将这九所书院之外的书院也考虑在内,差异性会更大。然而正是这种“不同”的存在,意味着韩国的书院享祀礼不是由国家制定的,而是多样的学术共同体经过能动的考量和讨论来确定的;同时可以显示出朝鲜时代的书院享祀礼维持“大同”,也存在着“小异”。这不只是书院享祀礼的发展特征,也是朝鲜时代的书院文化发展的特征之一。     

西周家族礼刑制度初探简

在西周时期,关于家族的礼和刑已经初具规模。礼和刑在一同纳入律之前都扮演着法律的角色,实现着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西周时期关于家族的礼刑制度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家族法律制度的基石,深刻影响着后世家族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也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西周时期礼和刑中的家族制度进行梳理和探讨．能够更加清晰的了解中国古代法律在形成之初所具有的特质。     

古代礼学文献的分类及其学术意义

由于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存在分歧,礼学文献的分类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在总结前人的礼学文献分类法的基础上,可以将古代礼学文献按照其所在古籍类型分为十类：周礼类、仪礼类、礼记类、礼典与三礼总义及通礼杂礼类、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史部礼类文献、子部礼学文献、集部礼学文献、方外（佛教、道教）礼学文献、出土礼学文献与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相关的礼类文献。相比以前的分类,此种分类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古代礼学文献,打破了以前礼学专属经学的惯性思维,体现出礼学文献资料遍布经史子集而存在的特点,同时这种分类法有助于当前礼学文献的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     

论《周官》与西汉河间儒学

《周官》成书众说纷纭,将之成书移至载籍初见的河间则更为科学砥实,众多聚讼亦涣然冰释。《周官》标举周制,实为大汉立法,其封建是大一统封建,其制度是六卿共治的文官制度,一方面尊礼君王,一方面又将王权牢牢地限制在制度秩序中,试图织构一个道德文化的精神秩序与行政法律秩序的二元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结构已有君主立宪的原始宪政精神。为强化制度权威,《周官》强调天礼合一,甚至天地都要接受礼的规范。这在河间儒学的《春秋》左氏学、《毛诗》学等方面均有体现。本文称河间儒学这一构建为天礼之学,与时中央儒学,强化皇权地位的天人之学形成了深刻的学术分野。     

中国古代礼的起源问题新探

从古至今,关于中国古代礼的起源有多种说法。这些说法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存在商榷之处。在列举有关礼的起源问题具有代表性的学说,并对其进行剖析后,可以发现,一些研究者误读了＂起源＂一词,在论述礼的起源时,实际上论证的却是礼的缘起,这就造成了在礼的起源问题上各执一端。在辨清了＂源＂与＂缘＂的区别与联系的基础上,即可得出一个新的结论：祭祀之礼是礼的起源,人情是礼的缘起。     

论古代书院教育的独立品性

古代书院是在综合和改造了官学和私学之后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书院教育与朝廷保持一定程度的疏离,拥有教育的相对独立.古代书院教育的独立品性主要表现为“为己之学”的教育理念,“成就人材,传道济民”的人才标准,书院生徒“成己成物”的价值定位以及学术独立与讲学自由.在中国教育史上,书院以其独特的思想影响着社会的发展.     

《礼纬》、《乐纬》合论

《礼纬》、《乐纬》是纬书中的两种。由于古代乐学是从属于礼学的,因此,《礼纬》、《乐纬》可以放在一起研究。通过对西汉礼学的考察,可以知道《礼纬》、《乐纬》的形成与二戴礼学关系密切。在思想内容上,《礼纬》、《乐纬》主要记载了很多古代的礼乐制度和作用。《礼纬》、《乐纬》认为,礼乐在古代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们的形式而在于它们观得失之效、反人道之正的作用。     

论《礼记》丧祭之礼的人文意蕴

丧祭之礼是古代华夏之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礼学思想所关照的核心问题之一.<礼记>在对丧祭之礼的阐释中贯穿了精湛的学术思想,弘扬了儒学的人文精神.儒家认为丧祭之礼应注重情感因素而不必过分看重礼仪形式和礼品的丰厚;强丧祭之礼具有弘扬美善道德之作用;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对生命价值的最深切关怀.     

汉赋祀典与帝国宗教

汉赋的兴盛,与武、宣之世“崇礼官,考文章”相关,汉大赋对“祀典”的诸多描绘,亦缘于汉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之史实。《文选》分赋为15类,首“京都”,次“郊祀”、“耕籍”、“畋猎”,均为大赋创制,其间共有一主轴,即对汉“天子礼”的描绘、颂赞。汉大赋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对“天子礼”的形象描述,而赋家对建构帝国宗教的态度,则表现出融宗教神氛于礼教现实的文学精神。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     

中国神话产生及其编创机制

中国神话有其产生的社会机制和编创机制,原始时期人类特殊的生存条件,争取狩猎和获得食物成功及避免自然灾害的巫祭仪式成为维系生存的重大社会活动,构成神话产生的社会机制。巫祭仪式所含幻象式意向和观念构成神话,神话是巫祭仪式的意象和内容,它的外化是巫祭仪式的形象,巫祭仪式成为神话的编创机制和载体。现存的中国神话中携带着巫祭仪式的印痕,反映出巫祭仪式的一些情形。典籍中早期神话中许多相对完整的片段,可能是巫祭仪式的记录。     

论宗庙祭祀及其文化特征

本文在对宗庙的规制和宗庙祭礼进行考述的基础上,梳理出历代王朝宗庙祭祀活动的演进状况和变化轨迹,并着重讨论宗庙祭祀的文化本质及特征,指出其产生的依据是祖先崇拜的结果,而祖先崇拜的本质则又是人类生殖崇拜观念的必然反映。同时,文章还揭示了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这一中国式的表现形式——宗庙祭祀活动之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若干文化特征。     

论中国早期的自然崇拜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 对自然界的敬畏产生了自然崇拜, 而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又使自然崇拜成为早期人类的精神支柱之一。中国的自然崇拜有多种自然神形象和完整的祭祀仪式, 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从宗庙祭祀制度看北朝礼制建设

北朝礼制建设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伴随着氏族制度向家族制度转化而采取的政治上与南朝争正朔和文化上同汉族趋一体的基本手段与策略。作为礼制主干内容的宗庙祭祀制度的建设与完备是北朝礼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表征。本文尝试从宗庙祭祀制度这一独特层面论述北朝时期礼制建设的基本路迹与特征。北朝礼制建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间充满着胡汉文化矛盾与冲突。孝文帝改革是北朝礼制建设的一个转折点,在汉族士人的帮助下,孝文帝建立了融合各种因子的全新五礼体系,宗庙祭礼正是北朝五礼创制的一个典型代表。     

略论中国的社稷祭祀礼仪

礼仪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而祭祀礼是礼仪中最重要的制度。社稷礼仪制度的本质是古代农业民族的信仰理想的折射和统治者强化国土观念 ,是崇本重农观念的仪式化的集中体现     

满族的民间祭祀管窥

随着历史的演变 ,满族的社会群体逐渐稳定为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满族群体在相异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下 ,其民间祭祀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表现出满族民间祭祀的稳定性和变更性相统一的文化特点。     

先秦天子大祀牺牲考

先秦时期(主要是周代)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主祭的天、地、宗庙大祀及有关牺牲的礼法仪制主要有如下六项:(1)选牲,行于正祭的三个月之前,有角体、毛色、牝牡、大小四方面的要求;(2)养牲,将入选牺牲系养于特别洁净的牲牢,直至正祭,历时三个月;(3)省牲,正祭之日前一天的晚上,对牺牲再次进行全面的检查;(4)迎牲,正祭之初天子亲自将牺牲迎至祭祀场所;(5)杀牲,天子礼仪性地射牲或宰牲,以示亲杀;(6)荐牲,含有荐血、荐腥、荐熟等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