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神性之美：柏拉图审美理论的基本精神

学界对柏拉图审美理论的基本精神一直有所争论。柏拉图的审美理论虽然凸显了灵魂内部的张力冲突,但总体上“理性-神性”的哲理精神仍占主导地位,这一点在他的“回忆”说和“阶梯”说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回忆”说以灵魂马车的比喻形象地阐释了节制的理性克制放纵的情欲的过程;“阶梯”说则阐述灵魂如何一步步剥离感性影像,不懈地追问上界的“美本身”,从而彰显着审美的“理性-神性”精神。正是在感性情欲与理性神性的动态冲突中,柏拉图美学才走向对永恒真理的凝视、对神性之美的仰望。     

东方美学中的“意象”理论

“意象”是东方美学中的核心范畴,它发源于中国古典美学,同时在东方其他各民族的美学体系中也有具体、深刻的体现。“意象”的美学特征表现为“隐”与“奇”,即象征性、含蓄性、暗示性、神秘性,这也恰恰是东方民族审美思维方式的鲜明特色。     

体验·隐喻·历史——福柯“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研究

福柯文艺思想的根本方面是“关系本体论”。福柯在“文学时期”就思考并提出“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其文艺本体论性质是“关系本体论”,基本方面由“体验”、“隐喻”、“历史”三个维度构成：“体验”是存在与他者的关系维度,体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对话交流的开放思维;“隐喻”是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维度,体现为语言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新型构造;“历史”是结构与变化的关系维度,话语分析成为有效的批评方式。福柯的“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具有反思与认识价值,对当代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兴”与“象”：从《诗经》到《周易》

“兴”是《诗经》的灵魂,“象”是《周易》的内核。“兴”反映的是上古先民认识世界、跟世界打交道的根本方式,“象”标志着主体自觉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诗经》到《周易》体现的是“兴”思维到“象”思维的发展。“兴”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无性的,而“象”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有性的。“兴”与“象”有着“体感”与“观思”的不同。“兴”并非凌驾于“象”之上。“兴”有其缺陷,即主体蒙昧性;“象”有其优点,即主体自觉性。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论”是对“兴”的超越性复归。     

翻译工作的对立统一论

人类的语音、文字、情感和思维方式的同一性为翻译工作提供了基础。但由于各种语言存在语音、语法、词汇和文化上的差异性,这又给翻译带来了难度。要搞好翻译工作,首先,译者必须根据原作的内容、文体特点及译作读者的背景处理好直译和意译的关系。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听”、“说”、“读”、“写”、“译”五种能力应齐头并进,同时还应学习研究相关翻译理论。第三,应多练口译以增强感性,多练笔译以增强理性。     

从《水云》看沈从文的创作模式

《水云》是沈从文著作中一个最为特殊的文本, 它从哲理性、美学性高度,借助心灵独白或自我对白的方式, 对自己的审美追求作了重要表达。在生命中“偶然”向如虹如星的接触中, 激起“情感”的燃烧, 用“抽象抒情、绪体操”将这种燃烧化成作品--《水云》的这种“偶然+ 情感”模式正是沈从文的“人学”模式和“创作模式”, 认识这一模式, 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沈从文创作的一把钥匙。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差异及互鉴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差异和优劣势主要体现在管理的基本价值观、基本思维方式、管理主体和客体、主要目标、权力基础、基本管理方式以及管理创新特征等方面。双方相互借鉴的主要方向是：中国应借鉴西方保护个体利益并重视公平竞争和激励、追求标准化的科学管理、强调经济效益和效率、强调民主与“法治”、鼓励创新并保护创新成果等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及西方在领导理论和工商管理领域的有益成果;西方应借鉴中国的人本论、整体观、系统观和权变观、“中庸之道”、“修己安人”、“和为贵”、世界“大同”、民本论、“道治”、“德治”和“智治”等管理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及在伦理管理、国家管理和军事管理等领域的有益成果。     

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纯文学”观在与“杂文学”观的冲突中日益彰显;“五四”前后,“杂文学”观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的冲击,“纯文学”观的权威地位在学术界初步确立,但仍表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20年代末尤其30年代,“纯文学”观才被学术界完全接受,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华文化的美学智慧

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中华文化是最具美学智慧的。它是诗性的文化,具有审美性。它的许多重要命题都通向美学之思。我们可以从“山下有火”、“文明以止”;“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立象以尽意”、“得意忘言”;“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等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推演出中华民族对美的独特理解,即美在文明;美在大化;美在忘象;美在境界等。     

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

报告文学本体论中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新“五性”。如果说 ,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那么 ,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 ,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 ,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 :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 ;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以往学界对报告文学的轻视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实际上 ,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的重要特色。报告文学“学理性”与“理性美”的凸显 ,说明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需要高扬“理性”而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的时代 ,也说明文学的“功利性”价值观仍值得尊重与肯定。     

论审美意象的创构过程

意象创构的思想是中国古典美学中意象理论的重要内容。它源自《周易》的“观物取象”思想,并且形成了一个悠久的传统。该思想认为审美意象是审美活动中物我双向交流的产物,反映了个体的生命节奏与对象的感性生命的贯通,其核心乃在于情景合一。意象的创构以主体的审美经验为基础,通过主体独特的眼光和比兴的思维方式等,借助于想像力而达成的。这使得审美意象体现了虚实相生的特征。在意象的创构过程中,主体以感官尤其是心神体物,达到物我交融,并经由主体与对象的神合,在始终伴随着象的参与中实现了对道的体悟,从而也实现了人生理想与宇宙之道的贯通。     

杜夫海纳的纯粹知觉意向性与现象学还原

杜夫海纳认为审美对象是纯粹知觉对象.从现象学的角度看,这是经现象学还原而达到的具有主客关系本源性的意识结构,本文称之为"纯粹知觉意向性".在现象学还原问题上,杜夫海纳受到了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的多重影响,而又有自己独到的发挥和创见,这主要表现为,他把还原看作是由纯粹知性意识(胡塞尔)、经知觉意识(梅洛-庞蒂)到纯粹知觉意识的回溯,即回到知觉主体与世界的根源处.这种回溯表现在意识活动方面,就是走向感性,并外化为对象,杜夫海纳称其为"异化";而表现在意向对象方面则是,在悬置外部世界的同时,审美对象从非现实转化为现实的"现象",即在呈现中被给予和被还原的感性的对象,杜夫海纳称其为"中立化".     

论美的客体性和客观性

在后现代语境下,由于主客对立二分的思维模式遭到质疑和消解,美的客体性和客观性仿佛已经不言而喻地被取消了。但是,从本体论（存在论）角度来看,美作为客体的存在是不可能取消的,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不可能构成现实的“主体间性”;从认识论角度来看,美只能是人们认识的对象,美和美感不能混淆,美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的客体的属性;从价值论角度来看,美是客体的审美价值,美离不开人的审美需要和人类社会,但是美可以而且事实上独立于每个审美主体的美感而显现出审美价值和意义。     

和谐: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统

和谐为美是中华民族美学传统中的核心意识。它与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人生观密切相关。基于中华民族的独特的“天人合一”观念而形成的以和谐为美的美学思想 ,在先秦时期即已成为流行的思想 ,经过儒、道两家在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两个方向的发展以及两个方向相互之间的互补与整合 ,并经过历代的文艺实践与理论总结 ,形成了中华民族鲜明的以和谐为美的美学传统     

独特的审美思维体系与诗性的美学理论 ——东方美学的总体特征论

西方美学理论作为当今世界美学的“权力话语”或“主流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偏颇,它缺乏更大的容纳性和全面性,因为它没有吸纳东方美学的思想精华,也无法准确而明晰地解说东方美学思想。东方美学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诗性的理论系统。西方美学只有吸纳了东方美学的思想和诗性的理论精华,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性的美学。这是21世纪全球化趋势中全世界美学所面临的新课题。     

终极视域中的西方传统绘画艺术

以西方部分经典绘画作品为依据,发现西方传统绘画艺术一直展现出不懈求真的科学精神。依赖此精神,画家独特的审美情趣在对所描绘对象形式和内涵深刻揭示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恰当阐释,从这种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运用原则中,可窥见科学精神折射出的“主客二分”哲学思维对西方传统绘画艺术的重要影响。     

也论美学的学科定位

美学是以艺术为中心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科学。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就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之中形成的对象能够满足人的审美需要,而人也要求对象能够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的人对现实的特殊关系。审美关系的特点主要是:超越功利性,外观形象性,情感感染性。美学的范围由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规定为三大方面:审美客体(美感)研究,审美主体(美),审美创造(艺术)研究。美学是一门人文科学,美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和造就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美学在社会实践之中与人类的其他知识体系和学科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确区别,从而形成了美学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性质。美学在形成过程之中与哲学关系最为谋求,从而决定了美学的哲学性质。美学在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过程之中,由于现实所包含的自然、社会(他人)、人自身(自我)的不同方面,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美学分支学科。     

主体的死亡与复活—福柯生存美学的审美主体及其当下启示

从现代性的主体到后现代性的主体,从审美主义的主体到消费社会的消费美学的主体,主体的命运俨然一曲死亡与复活的变奏曲。福柯反对现代性的主体概念,宣告了“主体之死”,但他晚期的生存美学则关注人如何将自己构成为主体,借助审美的创造性、灵活性、叛逆性等特质寻求主体性的可能,丰富了主体性的内涵。因其针对现代性理性、知识、道德主体而倡导感性、身体等,福柯的审美主体常常被比附为消费社会中的欲望主体、身体主体。但是,消费社会中的主体失去了对消费权力系统的抵制而成为驯顺的消费符号,按照福柯的思想只能说是主体的再度死亡。主体的再度复活既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福柯的审美主体不失为对主体的客体化命运实行疗救的一种参照。     

中国传统式的心物触发点--论鉴赏之"兴"

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和思维以直觉和感性为特征,“兴”作为文艺鉴赏之初沟通心物、融合主观与客观的触发点,最能反映中国文化的这一特征。“兴”的传统,就是倡举一种闻释的自由性,充分发挥鉴赏者的主观能动性。     

荆浩《笔法记》“度物象而取其真”命题释义

“度物象而取其真”是荆浩《笔法记》中最有价值的美学命题。“度”是一种当下圆成的直觉观照;“取”不是人为的获取,而是顺应地禀受,是心灵与物象的冥合为一。“度物象而取其真”是一种触物即真、即现象即本体的认知结构,它不求超越物象以获真实,亦非要艺术家赋予对象以生命,而是说艺术的价值在于生命与存在本身。艺术创造的至境是,让存在的意义自由自在地呈现。这在中国美学史上有其独特贡献。